我出生于1870年8月19日，当时，我家的房子位于南卡罗莱纳州卡姆登镇的主街上，是一座用木材搭建的二层小楼。这里虽说是镇子，但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是视野开阔的乡下。我们的房子后面建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远一些的地方是一块3英亩[1]大小的辽阔田地，这块田地经过父亲的打理，颇有些“试验农场”的感觉。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父亲不辞劳苦地在田地里种满甘蔗，那个劲头就像以种植为生的农夫一样。
父亲在他的“农场”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此，母亲有些不满。她认为，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当时，父亲是本州最具声望的医生之一。他年仅33岁就被南卡罗莱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为会长，并且在州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他还积极投身于混乱且血腥的政治运动。
最近，我一直在翻阅父亲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本病历记录。在那些潦草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起到的作用。他不仅给白人看病，也给黑人看病，无论是重病还是小创伤都来者不拒；这些伤病五花八门，有小孩被鱼钩扎了腿，有年迈的黑人奴隶在主人去世后绝食而奄奄一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父亲有一辆两座轻便马车，他驾车出去给人看病的时候，经常带我一起去。等我年纪稍大一些，他就很放心地让我掌控缰绳，自己就坐在我旁边读书看报。偶尔我转头一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已经睡着了。有一段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们把马车停在一座非常简陋的小木屋门口，父亲下车，让我待在车上等着，不要走动。不一会儿，他匆忙地跑出来，从车上拿了一把斧子，开始拼命地砍木窗板，一边大声叫着：“这里有人要死了！屋子里没有新鲜空气！他要窒息了！”
我们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时候，父亲还自己种东西，他把他的那块土地叫作“试验农场”。当时州里并没有农业服务机构来尝试更好的耕作方法，但我父亲认为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而且他对耕种作物非常有天赋，尽管此前没有任何经验，也没受到过任何培训，但几乎很快就成了一位农业专家。他一直致力于让当地人过更好的生活，一生都拥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家在我10岁零6个月的时候搬到了纽约，纽约城高楼林立，拥挤不堪，是他第一个在城区中开设公共浴室，造福于很多人。
我父亲订了许多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每本他都会仔细翻阅，攒了一大沓，堆在他诊所的医学书籍旁边。他在自己那3英亩田头上试验从书里学来的理论。后来我们县开农贸展会，我们家田里长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都得了头奖。
父亲收集的作物种子品质都很好，还经常主动把种子送给农民们。别人要是在种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会来问他，每次他都很耐心地帮他们解决。我父亲想证明可以通过铺设砖块来给农田排水，他买了几英亩地势较低的土地，做了当时我们那个地区的第一次同类的试验。
我父亲相貌不错，甚至可以说长得相当英俊——他身高6英尺[2]，腰背笔挺，像个军人，他的络腮胡茂密黝黑，瞳孔的颜色是碧蓝的，眼神总是很温柔，但你能感到其中暗藏的坚定。他穿衣打扮总是一丝不苟，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衬衫袖子的样子。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友善，声音柔和，吐字发音也标准，没人能从口音里听出他是在国外出生的。
1840年7月29日，父亲出生于一个小村庄，名叫什未森，在那个年代属于德国管辖，离波森很近。父母给他起名叫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但父亲很少提到自己的先辈们，要是有人问起，他总是如此回答：对一个人来说，去路要比来处更加重要。
直到我20岁，跟父亲回到欧洲探望我的祖父母时，才真正开始了解巴鲁克家的历史。我的祖父名叫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他的名字里隐藏着我的名字。他给我看了一块颅骨，那是我们家的古老的传家之宝，上面记载着一代一代的家族成员。巴鲁克家族最早起源于一个拉比家族，流淌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液，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又汇入了波兰人或是俄罗斯人的基因。
古代有个叫巴鲁克的人，从事档案编纂的活动，《耶利米语言》就是他编辑的。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祖父一直声称我们家族是他的后代，我父亲却对此不置可否。
我与祖父结成了忘年交。他虽然对英语一窍不通，但我的德语非常熟练，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愉快。他跟我父亲差不多高，有6英尺，头发很柔软，是棕色的，虽然年纪大，但脸上总是有一层红晕，厚重的镜片之后，那双黑眼睛异常深邃。祖父最爱的事情就是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消磨一下午，抽雪茄、聊天，甚至什么也不想，他像个学者，但更像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空想家。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但我父亲要务实得多，每当这时候，他就待在家里，和我的祖母在一起。
祖母未成婚时名叫特蕾莎·格伦（Theresa Gruen），她跟祖父并不是同一类人，她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并且非常节俭，我觉得她可能是波兰人的后裔。祖母个子矮矮的，眼睛则蓝得像海，她把这双眼睛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又把它传给了我。
1855年的时候，我父亲只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他孤身一人，悄悄远渡到美国。这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他举目无亲，唯一认识的人名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在卡姆登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和父亲是同乡，也来自什未森村。
曼内斯·鲍姆收留了我父亲，成了他的监护人。于是当时还年少的父亲在杂货店里负责收钱与记账。就连工作的时候，他的手边也放着一本英德词典，磕磕碰碰地阅读历史书籍，以此自学英语。我父亲为人聪明得体，工作又勤奋认真，鲍姆太太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男孩可能前程无量，于是她向鲍姆先生提出，要把他送到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莱纳医学院去读书，毕业之后，又送他去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鲍姆太太还有个侄女，她介绍她和我父亲认识，没过几年，她成了我的母亲。
曼内斯·鲍姆对我父亲很好，父亲从未忘记过他的恩情，我的中间名就叫曼内斯。曼内斯身材虽然矮小，但他壮实又勇敢，照当地人的话说，他的勇气“跟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不相上下”，我为跟他同名感到自豪。
小时候，父亲总爱重复说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气势汹汹地跑到杂货店，手持锄头，逼着曼内斯收回曾经说过的某句话。曼内斯当然拒绝了，那家伙就举起锄头打他。曼内斯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下，满头是血，但他固执地说，自己不会收回任何一个字。那个恶棍听到后，更加怒不可遏，将曼内斯压倒在地，拿大拇指抵住曼内斯的双目，声色俱厉地威胁他，如果他不从命，将会失去这一双眼睛。
“我不会收回的！”曼内斯大声喊道！
那个恶棍居然真的将威胁付诸行动，开始动手抠他的眼睛，曼内斯在地上试图闭上双眼，无助地挣扎、扭动身体。突然，他感到加害者的两根大拇指有点松动，连忙抓住机会，咬住一根，死死地咬紧，任凭他疼得哇哇大叫，拳脚相加，也撬不开他的牙缝。那个恶棍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交换曼内斯的一只眼睛，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肆意变通。
我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在南卡罗莱纳州，个人尊严和荣誉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捍卫它们的必要，哪怕生死决斗也在所不惜。这种传统观念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他对曼内斯在那面临威胁时刻的勇气与决绝大加赞赏，并告诫我：“有的屈辱是无法忍受的，甚至值得用生命为之抗争。”
1862年4月4日，父亲22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在一家医院做助理外科医师，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外科医生准备工具，他曾经不无幽默地说，彼时的他，“甚至没有切开过一个疖子”。正是如此青涩的父亲，穿着曼内斯·鲍姆送给他的制服，佩戴好从同一个人那里得到的佩剑，踏进了南卡罗莱纳州步兵第三营。
当时，州内有血性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加入南方邦联军队，对我父亲来说，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卡姆登镇上他认识的年轻人几乎都应征了。他们既没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甚至包括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在内。但他们都像我父亲一样，认为应当站在自己所居住的州的立场上，对它尽忠。
父亲随军开赴北方之前，一身军装，严厉地告诫17岁的弟弟赫尔曼（他也已从德国渡海而来），远离硝烟，战争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要跟它沾上边。9个月之后，兄弟再度碰面时，赫尔曼成了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骑兵了。父亲愤怒地质问弟弟，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赫尔曼也无辜而气愤：“你应该知道那些女人谈起没从军的男人的时候流露出的鄙夷，我甚至不敢朝他们看一眼。我受不了，我也要当一名军人。”
我父亲本是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因此他对战争的观察更为透彻细微。那些最悲惨、最恐怖的东西全都巨细无遗地展露在了他面前。他几乎不谈自己身为军人时遭遇过什么，就算是我和三个兄弟一起恳请他，“给我们讲一些打仗的事情吧”，他也常常保持沉默，支使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只有在极其难得的情况下，我父亲才会回忆那一段战争岁月。每到这时，四个儿子全都热切地围挤在他的身边。他会讲在赛达河边，是如何试图阻止南方邦联部队退却的。在一个早晨，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从温彻斯特驾马而来，这使得故事更加跌宕离奇，成为我们最爱的内容，因为历史听上去如同近在咫尺。
“当时，我亲眼所见，厄尔利（Early）将军在马上挥舞着军旗，他刚开始用严厉的语气斥责士兵们溃逃，后来渐渐变成恳求，”父亲陷入了回忆，“当时情况混乱，我快马加鞭，一边高声呼喊：‘战友们！打起精神！上帝保佑你们，振作起来啊！’四面八方，炮弹的轰炸声连绵不绝，有一颗就在我眼前炸响了。我胯下的母马受了惊，驮着我横冲直撞，我勒不住它，只听到身后到处都有人大喊：‘见鬼！’‘你们快振作起来！’”
我父亲作为军医，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的经历，是另一个我们爱听的故事。那是他到野战医院报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资格的外科医生，正准备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他对我父亲非常不屑，因为父亲太年轻，看起来毫无经验——事实上的确如此。伤员已经麻醉了，躺在手术床上，老医生在他身边拿着手术刀，阴阳怪气地问父亲：“医生，或许这台手术你会想主刀？”我父亲心高气傲，毫不犹豫地接过他递来的手术刀——结果他的第一次手术相当成功，后来，这位外科医生对他赞不绝口。
南北战争中，许多战役都打得非常激烈胶着，我父亲亲身经历了其中最为惨重的部分，遍地都是呻吟的伤员，以及或完整或残缺的尸体。对此，他总是一语带过，而那些我父亲爱讲的，是虽然战争双方处于对立的位置，却依然高尚仁慈、尊敬对手，像中世纪的骑士们一样。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父亲听到许多报道之后，颇为不齿，更认为南北内战才算是真正的“绅士之间的战争”。
战争中有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21年他临终弥留之际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作为他观点的佐证最好不过。当时在怀尔德尼斯战役阵亡的北方联盟军人中，有一名名叫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S. Wadsworth）的少将，他的孙子后来成了代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当时，少将因流弹射中头部阵亡，南方联盟发现他的尸体后，递信给北方联盟防线，表示愿意送还少将的尸身，作为敌军，他的英勇一样令人敬佩。救护车载着沃兹沃斯将军的尸体一路穿过南方联盟的防线，休战旗在蓝天下猎猎飘扬，而所有亲眼见到这一幕的穿着破烂灰军装的军人们都摘下了军帽。
我父亲在南北战争中有过两次被俘的经历，然而当他在北方联盟的军营中逗留的时候，这些敌人待他却十分宽厚，因此他从未对北方联盟表达过什么强烈的敌意。
第一次是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南山发动初步猛攻时，南卡罗莱纳州第三营溃不成军，部队阵形因慌乱而挤成一团，潮水般向后撤退。整个营队伤亡惨重，指挥官乔治·詹姆斯（George S. James）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我父亲接到命令，负责在布恩斯伯勒的一个教堂墓地中照顾伤员。那里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桌子不够，只能把门板仓促卸下铺在地上，下面再垫两个炮管用以保持平衡，就是一座手术台。有一次，一位受了重伤的军人被抬上台子，护士给他注射了三氯甲烷麻醉剂，我父亲刚刚拿起手术刀，突然一阵弹雨呼啸而来，炮弹坠落发出巨响，地动山摇，溅起泥土，手术不得不告一段落，伤员被转入教堂接受手术。
更凶险的是，手术还没做完，北方联盟的骑兵就已经包围了教堂。战马的嘶鸣从窗外传来，还有军官发号施令的呼喝。然而，我父亲对此充耳不闻，只是和给他打下手的医护人员继续做着手术。而几英里[3]之外的夏普斯堡，激烈的战火正在蔓延，总是有炮声突然炸响，由远及近，震耳欲聋。这时候，北方联盟有一位外科医生恰好路过，得知这里有手术在进行，就进来问我父亲是否需要帮忙。这份主动援助完全出乎父亲的意料，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生都记得这位高尚的医生的姓名——戴利（J. P. Daly）。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我父亲成为北方联盟的俘虏，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很快就会重获自由，因为南北双方之间定下了尽快交换被俘军医的约定。他以俘虏的身份和另外几个医务人员一起被送上开往布恩斯伯勒的火车，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火车行驶的过程中，他们得知，前方某个小车站上，支持南方邦联的民众们会接他们下车，并安排他们在一些有声望的平民家中借宿，等待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刻到来。事后，他回忆这段经历，都说这两个月是他在北方联盟军队中度过的最自由自在的日子。
但是，那个北方佬中尉军官好像并不愿意看到俘虏如此安逸，强行将被扣留的囚徒们押解到宪兵司令面前。但是，宪兵司令并没有做出令他满意的决定，反而放我父亲和另一位军医自由活动，只要他们保证第二天能来宪兵司令部报到。于是，两个南方邦联的年轻人被带到一个富有的平民家中，他们不但住得很舒适，还在一场舞会上受到了特别的款待，一直玩乐到凌晨2点才回房休息。
吃过早餐之后，许多年轻的女士见他们年轻英俊，就要求他们去照相。于是他们乘坐一辆没有围护的马车，来到一个摄影师的照相馆。在那里，父亲与每个女士都摆好姿势合影留念。仰慕父亲的这些异性拍完照片之后，都送了副本给我父亲作为纪念，其中有一张在我小时候还挂在卡姆登的家中。第二天，这些被俘的南方军医就离开了布恩斯伯勒，前往弗吉尼亚州，并将在那里被交换回南方邦联的军营。
不幸的是，10个月之后，父亲就在葛底斯堡再次被俘。当时，皮克特（Pickett）将军率部队向皮奇奥查德推进，南方邦联部队临时接到命令，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导致所有伤员都是因为被北方佬的纵射火力击中身体侧面而受伤的。那画面真是惊心动魄，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父亲特意带我去了一趟葛底斯堡，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将那场战斗的激烈描述得巨细无遗，一边还取下头顶的黑色帽子在空中挥划，一头长长的白发在风中四散飘拂。
之前，南方邦联已经将野战医院设在了黑马酒馆，就位于马什一带，父亲将方位远远地指给我看。当年医院里的勤务兵就是从那儿取水给外科医生救治伤员用。父亲说，如果伤员太多，就必须连续进行强度很大的手术，或者一刻不离地照看他们，有时候甚至两天两夜无法睡觉，连闭目养神的机会都很少。
终于，南方邦联部队收到了令人心碎的撤退指示，但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突然接到了留守在医院，等待下一步通知的命令。他们全都知道，留下来的人必然会成为敌军的俘虏，却只能听从。
在等待北方联盟部队到达期间，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决定找点乐子。有一只孔雀，此前一直在医院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招摇地到处乱晃，后来就成了烤架上鲜美的烤肉。这是父亲他们三天里第一次吃到好东西，他们刚刚心满意足啃完最后一块骨头，甚至来不及擦干净手指上油腻的肉汁，北方联盟的一队骑兵就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我父亲本以为这次不再会受到温和的对待，但北方佬们对待战俘的方式再次使他瞠目结舌。他们静静地等着被逮捕关押，不一会儿，有一个文书模样的男子走了过来，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自己名叫温斯罗，并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急诊所需的医药用品。然后，他指给父亲看设在葛底斯堡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仓库。仓库里，一切军需品应有尽有，堆积成山，几乎要涌到大街上——对南方军人来说，这真是太奢侈、太罕见了，士兵们有时候甚至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这位文书向父亲提议从军需官那儿申请一辆马车。父亲对此半信半疑，犹豫地坐到了军需官办事处的客座上，结果又一次对北方佬的态度感到大为震撼。
“医生，您请坐吧，”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这里有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我猜测你会想看，上面报道了李将军的近况。你可以在这儿边看报边等我们的一辆马车过来。”
父亲翻阅了一些感兴趣的报道，然后发现一辆骡子拉的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外，任由父亲驱策。他用它装上了足足可以维持一个月的医疗物品、必需品，还有一桶埋在锯屑里的鸡蛋、一些葡萄酒、柠檬和冷藏的黄油，并又一次由衷感叹物资的丰富。
此外，马里兰州两位善良的女士和一位年长的英国护士都自愿过来看护伤员。布恩斯伯勒的一名医生还给父亲带来一套精良的外科手术器械，装载器械的盒子还刻上了父亲的姓名。后来，父亲把所有的器材寄到了卡姆登镇，他觉得战争结束之后，还能靠这些东西混口饭吃，继续行医生涯。
这次，父亲身为战俘度过了六个星期。没有任何预兆地，有一天，他与其他南方邦联的俘虏们一同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位于布恩斯伯勒的麦克亨利堡。传闻战争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他和其他被俘军医不得不被视为人质扣押。
后来他得知，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一名叫拉克尔（Rucher）的医生，因为被判谋杀罪即将处以极刑。但他向来支持北方联盟，他的妻子便向联邦当局申诉，声称南方邦联的法官纯粹是不认同丈夫的政治立场，甚至没有公正地审判。于是，华盛顿方面只好暂缓交换双方被俘的军医官，直到处理完拉克尔的事件才重新开始交换。
即便如此，拘押在麦克亨利堡也并非难以忍受。相反，我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会悠然地说“就像在海边的度假胜地度过了一个夏天一样”。北方佬们允许这些战俘在要塞内的地面上自由活动——几乎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们踢球、下棋，互相教授自己学过的异国语言，并就各种深刻的问题巧舌如簧地开展辩论。最让他们精神振奋的，莫过于每天都有年轻女士们来到要塞，陪这些被限制自由的俘虏们消磨时间，为他们加油鼓劲、讲笑话、调情，使这些男士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人质的事实，每天都要花费时间在打扮自己上面，还一窝蜂地购买时新的纸质衬领。
俘虏们贿赂了要塞看守队的一些军士，在晚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夜间去布恩斯伯格风流快活，但要保证在早晨换班之前能赶回来。这项私下订立的约定确实被安稳地践行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天早上，好几个医生没有赶回来，偷偷逃走了。点名的时候，其他人替外出未归的人答到，试图蒙混过关，但终于还是被发现了。从此以后，拘禁就变得严厉多了。最后，留下的军医官全都赌咒发誓不会企图逃跑，看管才稍微放松一些。两个月之后，拉克尔医生在狱中脱逃，打破了南北双方政府之间的僵持状况，麦克亨利堡的囚犯们也统统被赶出要塞，遣返南方。
这段时间里，我父亲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他抽空撰写了一篇论文，后来以《胸部两处刺刀穿透性刺伤的救治》的题目公开发表了。事隔许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军方公共卫生部的部长梅里特·艾尔兰（Merritte. W. Ireland）特意告诉我父亲这篇论文对外科军医仍然意义非凡。
当然，和每一个经历过战争岁月的士兵无异，我父亲也曾经有过艰难的回忆。1864年7月，他刚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外科医生。次年3月，南方邦联军队正在竭力阻拦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向北推进时，我父亲被指派往北卡罗莱纳州的托马斯维尔，帮助南方邦联军队准备布置野战医院的相关设施。
身为外科医师的父亲将一些和他一样的半职业军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分队，并指挥他们把两个小型工厂的厂房和一家旅馆统统改建成战地医院。一天，有消息传来，说280名从埃弗里伯勒战役归来的伤兵正赶来这里救治，父亲连忙派出一名武装警卫员，把附近能帮忙的人都找来了。所有的男人，甚至是半大的男孩子，都被强制干活。比如，拆除两座教堂里那些碍事的长木椅，腾出更多的地方安置伤员。同时，另一部分人出去收集松针和松树节——把松针塞进麻布袋子里就成了简陋的床垫，松树节则可以点燃照明，使伤员在夜间乘火车抵达临时医院时，可以驱散沿途的黑暗。
那些士兵身上的伤痛令人心碎，火车抵达时，我父亲听见他们躺在车厢里不停地呻吟，用痛苦无助的语调咒骂着天地和敌人，身下垫着的棉花团原本松软，但因为浸透血液，都凝结成了坚硬的污块。
父亲向来深思熟虑，早已经预料到大批伤员到来之后食物储备可能不够，事先就挨家挨户嘱托妇女们帮忙烘焙面包，并准备黑麦、咖啡和熏猪肉等饮食。他甚至想到了有的伤员可能没办法自己进食，请了一群女人帮忙喂伤兵吃饭，把每个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我父亲自己，用两个小时安顿好他们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就开始做手术了。
把每个伤员都包扎妥当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父亲和那两位协助他的医生一直不眠不休地忙碌着。其他任何经历对我父亲来说都没有这次累，哪怕是彻夜不眠地等某个动员信号，或者是睡了没多久就被叫起来行军。唯独这一次，父亲感受到了彻底的精疲力竭。做完所有手术之后，父亲给战区医疗首长拍电报，说他精神不振，脑袋持续隐隐作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必须请求休息一阵子。结果拍完电报，他竟然当场昏厥了。
人们把他抬回家，他一直在床上昏睡了两周，中间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在此前救治伤员的时候，他已经染上了伤寒，只是忙于工作才疏忽大意没有发现。结果在一切结束之后，我父亲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伤寒也就乘虚而入了。等我父亲苏醒过来，发现战争竟然已经结束了。在他失去意识期间，北方联盟军队穿过了医院所在的地区，“逮捕”了父亲，随后对他适用了假释，父亲对这些跌宕起伏的变化一无所知。
等父亲的身体痊愈到能够承受舟车劳顿，他立刻就返回了曼内斯·鲍姆在卡姆登的家中，这几乎是父亲在整个美国唯一熟悉的地方，是他的港湾。我父亲回到家之后身体仍然非常虚弱，一开始不得不拄着拐杖，而且他这时候几乎一文不名，跟南方邦联另外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本来指望着布恩斯伯勒那位朋友送的医疗器械能够帮他开始在乡间的行医生涯，却发现谢尔曼的部队已经把这些东西洗劫一空。
战争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漫长的余生都无法使之消弭。只要有乐队演奏起南方的“迪克西爵士舞”，无论身处何种场合，他都会下意识地蹦跳起来，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大喊，像一个反叛者。我父亲在平时，一直都是个庄严自持、不苟言笑的人，但我却见过他在大都会的歌剧院里，当着许多陌生人的面，失态地上蹿下跳，像动物一样扯着嗓子尖厉地嘶叫。
每次这种旋律一响起来，母亲和我们几个兄弟就都知道什么事情将会发生。母亲十分紧张，近乎哀求地抓住父亲手中的鸡尾酒杯，说道：“安静，医生！安静会儿吧！”虽然从来不管用，但她每次依然会这么做，因为她对这样的父亲感到慌乱、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