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根据父亲那一系的血统而言，我的祖先是欧洲移民，但若顺着我母亲的家世，则又是另一回事，我成了一个可以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的古老美国家族的后裔。
伊萨克·罗德里格兹·马奎斯（Isaac Rodriguez Margques）是我母亲的先祖中第一个抵达北美海岸的人，在一些老旧的文件中，他的姓还有马奎兹、马奎伊斯、马奎赛等各种各样的拼法。他来到纽约是在1700年的某个时候，当时他驾驶着船只从事亚欧与美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并作为船主确立了地位。他与拥有传奇人生的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者最终因为海盗行为被判处了绞刑，但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他被处死是有人伪造了证据。基德死后，他的遗孀依然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出没于社交场合，最终与一位家境富裕而颇有名誉的市民重新缔结了婚姻。他们的宅邸与马奎斯家仅仅隔着一条街道的距离。
事实证明马奎斯对商业有着敏锐的嗅觉，才会选择在纽约这个城市定居并开展海运生意。当时的纽约城区虽然狭小简陋，在木板拼成的城墙北边只有两三条街道，但这丝毫不影响纽约城的喧嚣熙攘，约3500个居民拥挤地生活在此。当时英国皇家任命的该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雷切尔（Benjamin Fletcher）对海上贸易（包括海盗行为）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纽约城的兼容并蓄与迅速发展。
弗雷切尔几乎欢迎每一位来到纽约城的海员，里面不乏一些臭名昭著的家伙。比如著名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弗雷切尔曾经在自己的总督公馆里设宴款待他，并将他形容为“一个和蔼可亲、温柔友善的人”。托马斯·图也确实没有辜负弗雷切尔的恩情，他投桃报李，放弃了曾经作为据点的纽波特（Newport），而将纽约作为自己新的常驻港口。
纽约在弗雷切尔总督放纵的治理之下，渐渐成长发展，成为足以和纽波特、查尔斯竞争的城市。在这里，处理与海洋贸易有关的事务极为便捷，没有人会多事去问一些货物来源和途径之类的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有传言说，弗雷切尔在位期间，几乎每一个在纽约城外从事海上贸易的船主都难以洗清身为海盗的嫌疑。
我倒希望自称是某个海盗的后裔，为自己家族历史添上一丝传奇的色彩。可惜的是，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都可以证明，马奎斯谨小慎微地将他的海上冒险生意全部都限制在了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在马奎斯成为纽约城的自由市民仅仅一年之后，弗雷切尔就被一位名叫贝勒蒙伯爵的总督替代，海盗行为也被严格地禁止。他的执政理念和弗雷切尔大相径庭，发动了强有力的反海盗运动，纽约城风云突变，许多原本耀武扬威的海盗被一一送上了绞架，基德船长便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之一。这样，马奎斯就更加不可能去从事海盗行业了。
然而，海盗行业作为纽约曾经的经济支柱，一旦显露颓势，必然会对纽约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贝勒蒙的改革之下，纽约一些杰出的市民精心架构起来的商业组织也受到了伤害，我的祖先马奎斯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其成员。但马奎斯本人因为与海盗业没有太大联系，进行改革运动的贝勒蒙的黑名单里也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一切都显示着他没受到运动的牵连，在这一时期，他的财富反而增长了。
马奎斯确切的生日和国籍无迹可寻，也没有留下任何文档记录，只有家族里一些不靠谱的传言。传说他原来是丹麦人，或者是牙买加人，后者的可能性要稍微大一些。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祖先是西班牙裔葡萄牙犹太人。
我找到了一份文件，上面记载着这位第一个到达美国的祖先，最早的日期是1697年9月17日。就是在这一天，马奎斯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一级一级地踏上了市政厅的台阶。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对他的身份背景进行了例行审查，然后宣布他正式成为一名纽约市的自由民。这一身份使他能够在当地的选举中享有合法的投票权，同时带给了他在军队服役的义务。
这一天之前马奎斯到底已经在纽约居住了多长时间，现在仍未找到任何资料记载，但当时的法律规定：“除自由民之外的任何其他身份的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城市不得……不得从事任何……行当，不得出售或致人得知出售任何类型商品。”而马奎斯在成为自由民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海上生意这种忙碌的“行当”了，可见他从外来移民到自由民之间的过程可能并没有拖延太久。
传言马奎斯一共拥有三艘海船。我只发现了其中一艘船的有关记录，它叫“海豚”号，有两条常规航线，时而往返于纽约和英国，时而从纽约到英国，然后前往西印度群岛海岸装运黑奴，最后再返航回纽约——这是最著名的三角贸易航线。但偶尔，马奎斯也会开辟一条从非洲至纽约的直达航线，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将奴隶劳动力大规模引入纽约殖民地的黄金时期。
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文件记载，至少有一次海上航行途中，“海豚”号上载有一名外科医生。这表明马奎斯对海员和奴隶们的健康状况比较关心，这种关心在当时的商人和奴隶贩子当中几乎绝无仅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奎斯确实通过非法而残酷的贩奴贸易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但他的子孙后代们在南北内战中绝对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无论身处南方北方，他们都受到了严酷的人身折磨和侵害，几乎财产尽失。
马奎斯的妻子拉切尔（Rachel）在他成为自由民的一年之后生育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雅各布（Jacob）。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名叫伊斯特尔（Easter），这个名字是马奎斯亲自起的。
发迹之后，马奎斯花了550英镑在女王街购置了一处房产，房契上形容这栋房子为“一座大砖房”，占地极广，一直延伸到东河附近。现在，这座房子的门牌号已经变成了珍珠街132号。
在那个时代，治理纽约的一些规章制度实在很有意思。我在资料上读到，当时纽约城市管理条例上记载着，女王街会在每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用灯笼提供照明，每隔六座房子，就必须在房前的杆子上悬吊灯笼，而居民们得按具体接受的照明服务支付费用。每天夜里，都有一名看守人手执铃铛沿着街道四处巡逻，并负责大声报告天气和钟点。烟囱和壁炉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接受官方检查，为了杜绝一切火灾隐患。
马奎斯死后，从他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中可以发现，他毕生都生活在一个显赫的上流社交圈子里，成员们衣冠楚楚，声名显赫。他在女王街的家离纽约市的一位前任市长亚伯拉罕·德佩思特（Abraham DePeyster）的府邸仅仅一个街区的距离。而富裕的食糖进口商尼格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正是这一城区的市政委员会委员。
在马奎斯遗嘱上签字的几位见证人也都拥有高贵的地位，他们分别是：市长伊本内兹·威尔森（Ebenezer Willson）、第一位出生于美国的纽约州殖民地总督里普·万·达姆（Rip Van Dam）、威廉·皮尔特雷（William Peartree）。最后那位本来只是一位水手，攒够钱之后，就用所有的积蓄换来一只海船从事奴隶贸易。后来他成为纽约市长，并在任职期间建立了第一所免费学校。
我的祖先马奎斯有两个特别信任的朋友：亚伯拉罕·德·卢森那（Abraham de Lucena），他是海狸街（Beaver Street）上一座犹太教堂的拉比[4]；还有鲁伊斯·高梅兹（Luiz Comez），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市民。马奎斯在遗嘱中特别指定由他们两个协助妻子管理他的遗产。
遗嘱开篇用华美的花体字写着一段话：“由于……由于航海前往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鉴于此举有一定危险性，死亡随时都有可能突然降临……”接下来就是正式而具体的遗嘱内容，他留了一部分财产给自己的母亲，还让遗产管理人为她购买一个女奴，作为用人照顾她。剩下的财产则由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均分。除此之外，伊斯特尔“享有50英镑，等18岁成年或者婚嫁时，可以经其母的同意购买一件珠宝”。
没有人会料到，马奎斯在立好遗嘱之后突然就去世了。此外，我查阅文件中没有记载他的妻子拉切尔和两个孩子伊斯特尔以及雅各布的任何信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当我乘坐的轮船驶入纽约港，我站在甲板的栏杆边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抬头就能将整个海湾尽收眼底。碧蓝的天空下，纽约城的轮廓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与马奎斯当年在此登陆时所见到的木板城墙已经迥然不同。这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位我素昧平生的祖先，并感慨于这世间的沧海桑田。
然而，在城市日益耸起的广厦高楼背后，这个国家依然是几百年前的那个美利坚；它的轮廓改变了，内里却坚定不移，是马奎斯的目中那片放射着自由光芒的土地，一个机遇遍地的所在；250多年来，这种光芒也没有丝毫褪色。
作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自由不朽，无论经济已经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改变，无论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这片土地仍然会包容一切自由的人格，而我认为，这正是美国国民性经久不衰的原因。
马奎斯之后，仍然有所记载的我的母系祖先叫作伊萨克·马科斯（Issac Marks），他本人至少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档案里他被列为马奎斯的儿子，但马奎斯在资料里并没有一个叫伊萨克的儿子，而且他出生于1732年，因此更可能是马奎斯的孙子。
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撤出纽约城开往阿尔巴尼的时候，马科斯加入了阿尔巴尼县民兵第四团，然后跟随着军队离开了纽约。
他的儿子萨缪尔（Samuel）1762年出生于纽约城，长大成人后，他搬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在这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是我母亲在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位祖先。他的一个孩子德波拉（Deborah）嫁给了查尔斯顿的一位犹太教拉比哈特维格·科恩（Hartwig Cohen）；她就是我的曾外祖母。
我第一次见到曾外祖母德波拉的时候，她已经年届80了，但即使在这个年纪，她仍然举止优雅，对穿着也非常讲究，总是披着一块整洁的披肩，手上也从来都戴着“半只手”[5]。
跟大多数老人家一样，我的曾外祖母已经很难记住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但对遥远的回忆却一清二楚，仿佛一遍遍重复经历。在我11岁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她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讲到紧张的地方，我会屏息静气，有时欣喜若狂。她总是不断地提起1825年拉法耶特（Lafayette）于全国巡演期间，在查尔斯顿的一场舞会上与她跳的那一支舞，这是她心中最珍爱的记忆，能够源源不断地酿造属于一个女人的浪漫。她对1812年美英战争也有印象，虽然那时候她还小。我的曾外祖母非常擅长讲故事，我经常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身临其境；这种天赋，她继承自她的母亲，她母亲孩提时代在纽约度过，当时正处于独立战争时期，英军曾兵临纽约城下。
每次我想起这位曾外祖母，都情不自禁地感叹，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年轻啊。我通过自己某些亲身经历，和她给我讲述的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仿佛荣幸地目睹了这个国家从独立到现在欣欣向荣的历程。
我的外祖母萨拉·科恩（Sarah Cohen）——德波拉和科恩拉比夫妇的女儿，在妙龄时代受到一个年轻商人的追求。商人名为萨林·沃尔夫（Saling Wolfe），还管理着一座种植园，家乡在南卡罗莱纳州人烟稀少的“内陆”温斯伯勒，他后来成了我的外祖父。他们的婚礼在1845年的11月举行。婚约是用希伯来文起草的，要求遵循犹太教堂的婚礼仪式，并事先确定新娘的嫁妆和新郎婚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根据摩西律法和以色列律法，伊萨克之子泽埃布（即萨林·沃尔夫）于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请求牧师的后人泽比之女萨拉（即萨拉·科恩）成为他的妻子……而萨拉确实已经同意成为泽埃布的新娘，她带来的嫁妆包括镶金带银的华服、床上用品、家具等等，价值共计1000美元；而新郎在此基础上添加其财产2000美元，作为信托财产支付给财产信托人，即牧师后代耶切尔之子泽比（即哈特维格·科恩）和伊赛亚之子耶胡达（即L·I·摩西），以便从今日起能够永远约束新郎及其继承人、财产受让人、财产执行人，上述财产合计本城流通货币3000美元……”
萨拉和沃尔夫夫妇总共生了13个孩子，其中活下来的有10个。我的母亲伊萨贝尔·沃尔夫（Isabelle Wolfe）排行第三，同时也是年纪最大的女儿，出生于1850年3月4日。
沃尔夫家的家用《圣经》上记载了我母亲的出生，扉页上写着一行字：“上帝赐福予她。”我始终觉得这预示着我父母在未来将会缔结婚姻，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巴鲁克”的意思就是“得到赐福”。
我外祖父曾经是个富裕的人，拥有许多奴隶。后来南北战争爆发，不但使他倾家荡产，更摧毁了整个社会结构。4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他本以为可以留下一点财产，却被谢尔曼的突袭部队再次毁灭殆尽。
为了逃过军队的洗劫，外祖父沃尔夫把银子悄悄藏在井中。北方佬的军队到达了他的房子，并开始到处搜刮财物。他们的气势汹汹让几个站在井边上的黑人慌张地开始哭泣起来：“这可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找到银盆子的。”他们当然找到了。不但如此，他们就连房子也没有放过，建筑、棉花地全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牛群也被赶跑。
包括我的外祖母在内的一些女士，联合当地圣公会的那位牧师，向谢尔曼将军提出了申诉，希望他能阻止军队这种肆无忌惮的扫荡，但他的回复是：很抱歉，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小时候，外祖父拥有的几座种植园都在逐渐走出战争的影响，他期待着它们或迟或早能够恢复往日的兴盛。尽管外祖父竭尽全力拯救家业，这一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加之南北内战中他欠下了许多债务，他84岁去世的时候依旧一贫如洗。我的外祖父的死法挺痛苦，他年老多病，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在床上休养，但家人允许他爬起来坐在火堆前烤火。有一天，身边没有看护，他将坐着的椅子倾斜着，好让脚能离炉火更近。然而椅子突然失去平衡，外祖父跌入火堆，全身都被严重烧伤，并因此失去了生命。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一个大衣柜的抽屉里装满了南方邦联时期使用的旧纸钞，虽然这一切没办法改变他已经一无所有的事实。
在我父母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被家族里的人传为佳话。那件事发生在母亲老家。南北内战爆发之前，父亲就曾到沃尔夫家做客，似乎是水到渠成地对他的大女儿伊萨贝尔产生了好感。战争期间，父亲如果回家休假，就经常约她出去。有一次会面的时候，贝尔[6]（Belle）提议给父亲画一幅画像，这个年轻的外科医生欣然答应。
当谢尔曼的突袭部队到达附近，开始对沃尔夫的财产进行劫掠，并纵火焚烧他的房屋时，我母亲只有15岁。这幅画像原本也注定要毁于火中，但我的母亲冲入火中，冒险救出了它。跑出火场，我母亲松了一口气。这时一名北方士兵突然出现，猛地从她手中夺过画像，拿刺刀对着上面一阵乱刺。我的母亲气愤却无能为力，抗议时甚至还挨了一记耳光。
这时，有一位名叫坎廷（Cantine）的北方军上尉发现状况，急急忙忙跑过来，并抽出长剑，用阔面拍打那个欺软怕硬的士兵。我的母亲当然被这种骑士般的高尚举动所感动，于是在北方联盟的军队逗留在温斯伯勒的这阵子，一段恋情悄然萌生了。
我父亲从战场回来之后，发现贝尔对自己有些心不在焉。北方联盟走后，她跟坎廷上尉依然书信不断，从未中断过联系。我父母的感情一度处于危险之中，但父亲很快就重新掌控了局势。1867年，他作为一名乡间医生开门营业，有了能养家糊口的生计之后，很快就和贝尔结婚了。
我的父母生了四个男孩。兄弟里，哈特维格（Hartwig）年龄最大，生于1868年，而我出生于两年后，排行第二，赫尔曼生于1872年，赛林（Sailing）则生于1874年。
这里还有个后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华盛顿的办公室找我，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赶赴海外前线参加战斗。然后他给我看了随身带来的一封介绍信，信上的字迹我非常熟悉，正是我母亲的。
“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母亲在信上说，“就是坎廷上尉的儿子。你应该记得这个人吧？我希望你能尽力去帮助他。”
我母亲家里曾经很富有，她从小娇生惯养，甚至从不需要自己穿衣戴帽，用人包办了一切杂务。谢尔曼部队发动袭击之后，母亲家境大不如前。在我父亲的诊所变得声名远扬之前，母亲还要通过教人弹钢琴、唱歌来贴补家用，一节课只收取25美分的报酬。她还会把家里的奶牛产的牛奶和黄油拿出去售卖，家里那群泽西种奶牛一直是父亲的骄傲，它们健壮又高产。
然而我母亲并没有放弃所有大小姐时代养成的习惯，比如，每天早上她总是坐在床上用早餐。我们三兄弟在早餐之前会恭敬地到她房间报到，并排接受她的仔细检查。“伸出你们的手来，让我看看手指。嗯，很好，再把耳朵转过来。你刷牙了吗？”她的检查非常细微，结局往往是我们得重新往洗手间跑一趟，再把自己搓一遍。
卡姆登镇在当时大约有2000人口，其中有一半是黑人。独立战争时，这个镇子被高恩沃利斯（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占领了。有一个女人，是高恩沃利斯将军的情妇，名叫爱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她跟随心上人高恩沃利斯将军来到美国，但却因故死在了卡姆登镇。将军没有将她的遗骨带回去，而是将她埋在了当地。传说附近每年都会发生涝灾的沃特里河，之后再也没有漫上卡姆登镇的农田，镇上的黑人们都说是爱伦的灵魂在阻止洪水淹没她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