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罗伯特·科恩带着自己的小说回了趟美国。小说被当地一家相当不错的出版社接纳了。我听说，回国前他和女朋友大吵了一架，我觉得弗朗西斯正是在那时失去他的。纽约有好几个女人都对科恩不错，他从美国回到巴黎以后也改变了许多。他变得更热爱美国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爱，也不再那么单纯厚道了。出版商对他的小说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这让他头脑发热。同时还有几个女人开始处心积虑地讨好他，如此一来，他见识大长，眼界也完全变宽了。开始的四年里，他只局限于自己的妻子。之后三年，至少是三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他的眼里又只有弗朗西斯。我敢肯定，他迄今为止都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过爱河。
他的大学生活过得确实很痛苦，他的妻子正是在他经历大学的磨难后出现的一丝曙光。而当他发现对第一任妻子而言自己并不是一切的时候，弗朗西斯又出现了。虽然现在他还没有真正跟哪个女人相爱过，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对女人是有吸引力的。有女人喜欢他，想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白日梦，而是事实。这件事让他发生了改变，他变得不再那么容易相处。此外，他在纽约时跟几个朋友玩过几次大赌注的桥牌，赌注远超他所能负担的范围。在这几次游戏中他赢了好几百美元，这让他觉得自己的牌技很了不起。他还说过好几次，如果迫不得已，他会考虑靠打桥牌来养家糊口。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提，他之前一直在读威·亨·赫德森的书。
这看起来好像无可指责，但是，科恩反复地阅读《紫红色的国度》，这是非常有害的。这本书讲的是一位近乎完美的英国绅士在一个十分浪漫的地方所经历的各种虚构的风流韵事，故事编得绚烂多彩，自然风光描写得令人向往。但是，对于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来讲，把这本书当作人生指南就好像是一个三十四岁一直在法国修道院生活的人直接拿着阿尔杰的著作到了美国的华尔街一样，而阿尔杰的书还稍微实际点。这种行为是不靠谱而且有风险的。科恩一字一句地研究《紫红色的国度》，就好像阅读罗·格·邓恩的报告一样认真。你要明白我的意思，他确实有所保留，并没有全部相信书上所说，但是他认为这本书很有道理。最初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有一天他跑到了我的办公室。
“嘿，罗伯特！”我说，“你来是要给我带来快乐吗？”
他问我说：“杰克，你想去南美吗？”
“不想。”
“为什么不呢？”
“不知道。我从没想过要去。花费太高了。而且在巴黎你就可以看到想见到的南美洲人啊！”
“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南美人。”
“可是在我看来他们挺地道的。”我这周的通讯稿就要赶轮船送出去了，可是我只完成了一半。
“你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
“没有。”
“你那些尊贵的朋友们没有人离婚？”
“没有。听着，杰克，如果我来负责我们两个的花费，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南美洲？”
“为什么是我？”
“你会说西班牙语，如果你和我一起去，旅行会变得更有意思。”
“不要，”我说，“我很喜欢巴黎，而且夏天我准备去西班牙。”
“我一直想有一次这样的旅行，”科恩说着坐下来，“就怕还没去我就老朽了。”
“不要说傻话，”我说道，“你想去哪就去哪啊，反正你有大把大把的钱。”
“这我知道，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
“开心点，”我说，“所有的国家都跟电影里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挺替他难过的，他看起来很沮丧。
“我不能忍受自己的生活如此快速地过去了，而我却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地活过。”
“没有哪个人的生活一直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斗牛士。”
“我对斗牛士没兴趣，那种生活不正常。我想去南美的国家，我们可以有一次很棒的旅行。”
“你想过去英国管辖的东非地区打猎吗？”
“没有，我不喜欢。”
“我愿意和你一起去那儿。”
“不，我对那里没兴趣。”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读过关于那些地方的书。去读一本满是美丽又耀眼的黑色公主的风流韵事儿的书吧。”
“我想去南美！”
他有犹太人的那种固执倾向。
“到楼下喝一杯吧。”
“你不是在工作吗？”
“没事。”我说。我们下楼到了一层的咖啡厅。我早就发现这是打发走朋友的好办法。你喝完一杯以后就可以说：“我得回去了，我还有篇电讯稿要打。”然后就可以了。当事情牵扯伦理信仰而你发现自己的想法根本不起作用的时候，找一个很优雅的脱身之计是很必要的，比如我的媒体工作还在等待处理。于是，我们下楼去了酒吧，点了一杯威士忌和一杯苏打水。科恩看了看墙边成箱的酒瓶，说：“这个地方还不错。”
“酒水不少。”我附和道。
“听着，杰克，”他倚在吧台上说，“你难道就没想过，你的一辈子就快这么过去了，而你却还没好好享受过它？你难道没发现，你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半了吗？”
“是的，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你知不知道，再过三十五年，我们可能就已经死了。”
“别乱说。”
“我是认真的。”
“这事我才不担心。”
“你应该考虑考虑。”
“我还有很多别的事要想，我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愿意再想这么多了。”
“好吧，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南美洲。”
“听着，罗伯特，去别的国家也没有什么意义，我都试过了，不管去什么地方，你也没有办法自我解脱，你还是你。”
“可你没去过南美。”
“见鬼的南美！你要是怀着这种心情去了南美，你会发现那里就跟这里一模一样。你怎么就不能在巴黎好好生活呢？”
“我讨厌巴黎，讨厌拉丁区[3]！”
“那就离开拉丁区，自己到处转转，看看能遇上什么有趣的事。”
“什么都不会发生。我曾经一个人走了一整晚，除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让我停下来检查证件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巴黎的夜景不是很美吗？”
“我不关心巴黎的事情。”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为他感到难过，但这又不是一件你可以帮他的事情。因为你说什么都会杠上他的那两点固执的理由：一是南美能改变一切，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产生第一个想法是因为他看了一本书，我猜想他之所以不喜欢巴黎肯定也是因为他看了那本书。
“好吧，”我说，“我得上楼发几份电讯稿。”
“你真的得走吗？”
“是的，我必须要发那几份电讯稿。”
“你介意我跟你上楼到你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吗？”
“不介意，来吧！”
他坐在外屋看报纸，我和编辑还有出版商辛苦地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我把正副件分拣好，打印上我的名字，把那些东西都放进两个马尼拉纸大信封里，打电话给听差，让他把东西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之后我走到外屋，发现罗伯特·科恩在一个大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头枕着两只胳膊。我不愿意叫醒他，但是我要锁上办公室的门离开了。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摇头说：“我做不到。”然后把头埋得更深了。“我不能干这事儿。什么也不能让我这样做。”
“罗伯特。”我说，用手摇他的肩膀。他抬起头，笑了下，眨了眨眼睛。
“我刚刚大声说话了吗？”
“说了，但是不清楚。”
“天哪，这个梦太恶心了！”
“是打字机的声音让你睡着了吗？”
“有可能，我昨晚一整夜没睡。”
“怎么了？”
“谈话。”他说。
我能想象出来。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喜欢想象朋友们在卧室的情景。我们去了波利咖啡厅，在喝开胃酒的同时，看着林荫大道上散步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