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在远处迎候我们的
是死亡、荣誉和幸福！
——尼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
一百年以前，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但也不过是小有名气而已。
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1]
他对他身后的声誉是充满信心的：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2]
“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3]
20世纪的序幕刚刚揭开，尼采溘然长逝了。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纪也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倘若要探溯20世纪西方思潮的源头，我们发现确实不能撇开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有人说，在19世纪的思想家中，若要举出两位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推马克思和尼采。的确，他们都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意识。
人们对马克思已经谈论得很多，尽管不乏惊人的误解，现在，请允许我们稍稍结识一下尼采。
世纪末的漂泊者
人的命运真是不同。许多人终其一生，安居乐业，心安理得地接受环境和时运替他们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这样的人，有着一颗不安的灵魂，总是在苦苦地寻求着什么，精神上不断地爆发危机，在动荡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
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真的，尼采的个性，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
1844年10月15日，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5岁时，父亲病死，此后他便在母亲和姑母的抚育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865年，21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文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文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眼前的一切，这喧闹的大学生生活，刻板的课程，琐碎的日常事务，未来的学者生涯，霎时显得多么陌生啊。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
1869年，尼采25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李契尔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纯真热情的古典语文学学者，先后任教于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对尼采极为欣赏，始终把他的这位高足带在身边。在推荐信里，他不无夸耀之情地写道：“39年来，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却还不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像尼采这样，如此年纪轻轻就如此成熟……我预言，只要上天赐他长寿，他将在德国语言学界名列前茅。”他还把尼采称作“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甚至说他是“奇迹”。尼采倒也不负所望，走马上任，发表题为《荷马和古典语文学》的就职演说，文质并茂，顿使新同事们叹服。
也许，这位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要安心治他的学问了？
并不！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同时宣告了尼采自己悲剧生涯的开始。它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文学界看来，一个语文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以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为代表的正统语文学家们对尼采展开了激烈批评。尼采发现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学生来听他的课。
尼采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绝妙的慰藉”——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
还在学生时代，尼采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一口气读完了。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漫游在一个愿望的世界里，梦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把他从时代的缺陷中拯救出来，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变得单纯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正当他怀着如此渴望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觉得，叔本华就像是特地为他写了这部著作一样。
到巴塞尔任教以后，尼采结识了当时卜居罗采恩湖畔的瓦格纳。他经常去拜访这位浪漫主义音乐大师，在瓦格纳身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
正是在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下，尼采写出了那本得罪德国正统语言学界、断送自己学术前程的著作。
可是，尼采现在又要否定叔本华和瓦格纳了。他的灵魂注定不得安宁，不断地摒弃曾经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终于面对空无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里。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生长，一无牵挂，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然而这肯定不是出于我之上的某个权威，而仅仅是出于我自己，我就是命运，我手中抓着人类的阄。[4]
1876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时期”开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发危机，这次的危机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两次那样，仅仅同学生团体决裂，仅仅受到德国语文学界的谴责，而是要被整个时代放逐了。
这一年，瓦格纳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举办声势浩大的第一届音乐节。尼采原先把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瓦格纳的“演戏天才”、富裕市民观众的庸俗捧场，尼采失望了。他悄悄离开节场，躲进一片森林，酝酿了一部含蓄批评瓦格纳的书。两年后，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剧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到瓦格纳手中，两人从此决裂。
这一年，尼采与他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洛德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导致了后来的破裂。尼采与洛德，同为李契尔教授的高足，可是两人志趣迥异。洛德脱不开世俗之路，当学生时也有一番雄心，毕业后，逐渐满足于平稳的学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终于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尼采却始终保持着青年时代产生的使命感。灵魂不同，自然就没有了共同语言。
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兰女子求婚而遭拒绝。后来尽管他一再试图为自己觅一配偶，但均不成功，终于至死未婚。
也在这一年，尼采因健康恶化而停止了在大学授课，3年后他辞掉巴塞尔大学教授职务，永远退出了大学讲坛。
决裂、失恋、辞职，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凑到了一起，却显示了某种必然的命运。一个精神贫乏、缺乏独特个性的人，当然不会遭受精神上危机的折磨。可是，对于一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来说，危机，即供求关系的某种脱节，却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谊、爱和事业，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种，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饥饿。这样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精神的食物。
尼采自己说：“当时我所做的抉择不只是与瓦格纳决裂——我觉得我的本性陷入了一种完全的迷乱，而其中的个别失误，不管涉及瓦格纳还是涉及巴塞尔的教职，仅是一个征兆。一种焦躁笼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缓反省自己的时候了。我感到惊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以古典语文学家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使命，这是多么无益、多么草率。我为这种错误的谦虚而羞愧……在过去十年里，我的精神营养彻底停止，我没有学到任何有用之事，我荒唐地为积满灰尘的学术破烂而丢掉许多东西。睁着近视眼小心翼翼地爬行在古代诗韵学家脚下——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5]
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
这时候的尼采，35岁，已过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现在我敢于自己来追求智慧，自己来做哲学家；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哲学家们。”[6]“现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寻求智慧，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和爱慕智慧的人。”[7]尼采不再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学者，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哲学学者，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即一个独创的哲学家了，因为，倘若没有独立的创造，算什么哲学家呢？
雅斯贝尔斯说：“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活动的方式。”[8]
事实上，尼采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以及未完成的《强力意志》，都是在脱出常规的漂泊生涯中写出的。
问题在于，尼采的思想受孕于欧洲文明濒临深刻危机的时代，他的敏感使他对这种危机征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讳，他的真诚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这个反对一切传统价值的哲学家，必不可免地要过一种脱出常规的生活。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必然要影响到他的实际生活方式。他向传统的挑战必然导致他与世俗生活领域的抵触。他对这种情形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必须永远做一个殉道者，以度过彻底贷出了的一生。”[9]“当一个人要靠作品来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变得极为苛求了。”[10]“我的境遇与我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等而获得自由，然而，只要我还是一个幸运地活着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纯粹的分析机器，我又感到缺乏这一切。”[11]
尼采并非一个生性孤僻的人，年复一年的孤独的漂流也并非一件浪漫的乐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我期待一个人，我寻找一个人，我找到的始终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生命！”[12]“向我传来的友好的声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单极了，不可思议地孤单……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气息，没有一丁点儿爱。”[13]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谈道：“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寂寞的人想要拥抱随便哪个人”！[14]
友谊，尼采是多么渴望友谊啊。“你神圣的，友谊！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缕晨曦……”[15]
可是，这个害怕孤独、悲叹孤独的人，同时又向往孤独，需要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独”[16]；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加孤独。[17]他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18]他把孤独当作自己的家，并且说：“我需要孤独，也就是说，需要康复，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轻快、活泼的空气……我的整部《查拉图斯特拉》是一曲孤独之颂歌，或者，如果人们理解了我的意思的话，是一曲洁净之颂歌……”[19]
哪一个心灵正常的人，不需要来自同类的爱和理解呢？然而，哪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家，不曾体会过孤独的滋味呢？当尼采认清，孤独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运时，他就甘于孤独，并且爱自己的命运了。在既自愿又被迫的孤独中，在无家可归的漂泊中，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丰产的十年。倘若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这种孤独的漂泊生涯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可是，1889年以后，他的神智始终处于麻痹状态，只是在母亲和妹妹的护理下苟延无用的生命。他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去世，而他的生命在1889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新世纪的早生儿
尼采的命运，有时令人想起屈原。这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楚国大夫，当年被腐败的朝廷放逐，漂泊于潇湘之际，在世人眼中是个狂人和疯子。尼采，这位世纪末的漂泊者，又何尝不被世人视为狂人和疯子？
尼采也的确狂，狂妄得令人吃惊。他的自传，单是标题就够咄咄逼人的了：“我为何如此智慧”，“我为何如此聪明”，“我为何写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为何便是命运”……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路，向上的路；只是从我开始，才有了给文化指路的希望和使命——我是这条路上的快乐的信使。”[20]他甚至断言，人类历史将因他而分成两个部分，他将取代耶稣成为纪元的依据。
尼采的病历表明，他的精神病起于器质性脑病。不过，他的发病方式颇有自大狂的意味。当时，他的熟人和朋友们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称“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当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时，他又唱又舞，说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
也许，他的自大是一种心理上的过激反应，因为世人对他的遗忘和误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疯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会。然而，狂言里有真知。尼采对于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领悟的。他说：“我辈天生的猜谜者，我们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紧张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的矛盾里，我辈正在来临的世纪的头生子和早生儿，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看见不久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了……”[21]“我辈新人，无名者，难于被理解者，一种尚未被证实的未来的早生儿……”[22]一句话，他把自己视为新世纪的早生儿。孤独、遗忘、误解、责难，都从这种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释。
尼采所预见的“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在19世纪已露端倪，在20世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西方思想界广泛地谈论着。危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半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借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
在19世纪，最早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危机并且试图寻找一条出路的人，来自左边的是马克思，来自右边的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繁荣背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并且确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他从中引出了社会革命的结论。
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试图寻找另一条路。他们诉诸人的内心生活领域，想依靠某种“精神革命”来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这三个人，出生在不同国家（分别为丹麦、俄国和德国），活动于不同领域（分别为宗教、文学和哲学），基本上不相与闻，各自独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见解。他们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异常一致。尼采在1887年读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法译本，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有陀氏这个人，他描绘自己读此书时的感觉道：“一种血统本能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23]他还读过《死屋手记》，赞叹陀氏是“深刻的人”，并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运情形。”[24]1888年，尼采第一次听到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已经来不及有机会读他的任何著作了。在这三个人中，若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彻底性，还是要推尼采。
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文思想的文献，尼采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凡是现代西方思想界所热衷谈论的课题，尼采都以最明确的方式提出来了。他为现代西方思潮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辨的起点。
这里，我们只是简要地提示一下尼采对于现代思潮的一般影响。
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尼采首先从基督教信仰业已破产（“上帝死了”）的事实，引出了一切传统价值必将随之崩溃（“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结论。他把欧洲人面临的价值真空指给全体欧洲人看了。在他的时代，这种揭示或许被人看作危言耸听；可是，到了20世纪，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价值真空，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价值真空意味着人生失去了从前似乎明白而确定的意义，于是人的存在的荒谬性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价值真空又意味着人生并无超验的约束，于是人的自由、人性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也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
第二，尼采由旧价值的崩溃进一步引出价值的相对性的结论，强调每个人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尽管他没有使用“异化”这个术语，但是他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传统文明导致个性丧失、自我失落的事实。现代西方思想界纷纷谈论现代人的“无名无姓”，热衷于探讨“异化”问题，强调自我的重要性，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他。
第三，尼采是最早起来揭示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明确地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在这方面，在他之前尽管不乏先驱者，但都不及他论述得具体而透彻。遍及现代西方文化各领域的强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如现代派文学艺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等，尼采实为其滥觞。
第四，尼采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人学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主张，哲学以探求人生意义为鹄的。他对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为基调，富有现代特点。在他之前，尽管有费尔巴哈首倡哲学人学，但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落入传统范围，不足以代表现代的开端。
尼采的若干具体论点，包括强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这样的主要论点，对于现代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不甚显著，它们只有局部性的影响。尼采的真正意义在于，他首先揭示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并且严肃思考了激动着现代西方人心灵的重大问题。有人说：尼采所谈的问题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特别是现代世界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都能领会的。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也许这就是尼采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误解和发现
盖棺论定也许适用于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对于天才并不适用。天才犹如自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为世世代代的争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有哪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后戏剧性地经历着被误解、被“发现”、又被误解、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呢？
尼采生前遭到的更多是冷遇。这位以著述为生命的思想家，不得不一再自费出版他的著作，并且只售出极其可怜的数目。他的别具一格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今天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可是在当时却差不多无人置理。尼采悲叹道：“在从心灵深处发出如此呼喊之后，竟然听不到回音，这真是可怕的经历……这把我从活人的土地上拔了起来。”[25]“对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的朋友除了从中看到不能允许的、幸亏是全然无所谓的狂妄，有谁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呢？……十年了，我的名字被埋葬在一种荒诞的沉默里，在德国没有人觉得有责任在这沉默前替我的名字辩护。”[26]尼采渴望被人发现，可直到1887年，“使我异常痛苦的是，在这15年里，仍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需要我，爱我”[27]。
1888年春天，当尼采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之时，他终于被世界“发现”了。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首次讲演尼采哲学，接着又撰文预言尼采在知识分子中将享有盛誉。他称尼采是一位“文化哲学家”，赞扬他恢复了“对于自由人的公正态度”。此后，法国艺术哲学家泰纳也“发现”了尼采，赞美他的“勇敢和优雅”。使尼采感到欣慰的是，在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法国、美国，都有人读他的著作、谈论他的思想了。
尼采的某些主要论点，如超人说，在他生前即已遭到误解，以致他不得不一再加以辨正。他还预感到身后的被误解，因而在他精神失常的前夕，他认为有义务替自己作传，如此宣告：“听哪！我是某某人。千万不要把我错认了！”[28]尼采珍惜身后的名誉，至于在世时遭到误解，在他看来倒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可曾为我们的被误解、误认、混淆、诽谤、误听和置若罔闻而抱怨过？这正是我们的命运。还要延续多久呵，我们姑且谦虚点说，到1901年吧。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异，倘若我们希望另一种样子，我们未免太缺乏自尊了。”[29]在他看来，伟大的思想家正是凭借被误解的程度而成其伟大的。
说来真是一种讽刺，在20世纪，尼采之名声大振正是缘于最惊人的误解。只要提起尼采，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呢？
事出有因。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并且让记者拍摄他出神地瞻仰尼采胸像的镜头，大事张扬他对尼采的尊敬。他还把《尼采全集》当作贺礼赠给墨索里尼。纳粹文人乐此不疲地颂扬尼采，一时间尼采俨然成了第三帝国的直接思想先驱。
然而，现已查明，尼采的妹妹在把尼采思想法西斯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尼采死后，他的这位嫁与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的妹妹，垄断了尼采著作的版权和全部遗稿。她在编辑、出版最早一版《尼采全集》时，对遗著部分作了篡改，试图把尼采装扮成反犹太主义者。[30]无论如何，单凭尼采思想被纳粹利用这个事实就把尼采判为法西斯主义的“预言家”[31]，是根据不足的。纳粹不是同样也利用了费希特、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的思想吗？
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块基石。那么，且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吧。
尼采从事哲学活动的年代，正值德国刚刚统一，第二帝国成立伊始，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掌帝国实权（1871—1890），推行对外扩张、称霸欧洲的政策。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狂潮甚嚣尘上，当时的德国国歌唱道：“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那么，尼采卷进了这股狂潮没有呢？非但没有，而且他以最鲜明的态度反对了这股狂潮。
尼采写道：“……我们久已不够是‘德国的’了，就‘德国的’这词当今所流行的和被赋予的意义而言；我们不向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说这词，不能喜欢民族的心灵生疮、血液中毒，而眼下欧洲各民族正因之而如同防止瘟疫一样彼此隔离和封锁。于此我们是太无成见、太恶毒、太任性了，也太明事理、太多阅历了。我们宁肯隐居山林，袖手旁观，‘不合时宜’，神游于已往或将来的世纪，借此我们才能平息内心的愤怒，这愤怒起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被判定为一种政治的目击者，这种政治使德国的精神荒芜，又使它自命不凡，并且是一种渺小的政治……我辈无家可归者，我们按种族和血缘来说，比起‘现代人’来，是过于多样且混杂了，所以很少被诱惑去参与骗人的种族自炫和骚乱，在今日德国这成了德国信念的标志，而且在这‘历史意识’的民族身上令人觉得加倍虚伪和不正派。”[32]
针对俾斯麦的尚武备战政策，尼采还写道：“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作思索的民族，如今他们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在国外，有人问尼采：“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尼采感到脸红，然后鼓足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33]
直到他神志清醒的最后时日，在他最后的文字之一即他的自传中，他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抨击德国民族沙文主义及其反犹太主义。他说：“我尤其要攻击德意志民族，它在精神事物上变得越来越迟钝，本能越来越乏弱，越来越‘正派’，它以令人嫉妒的胃口同时吞下了相反的东西：‘信仰’和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反犹太主义，求权力（求‘帝国’）的意志和谦卑的福音……”他指责德国学者成了“政治的傀儡”，嘲笑“我是德国人”成了一种论据，“德国高于一切”成了一种原理，断言德国人的良心上积累了“近四百年来对文化所犯下的所有重大罪行”。他自称是“卓越的德国之蔑视者”。[34]他一再表示，他在德国遭到最多的误解。类似的议论真是俯拾皆是。
尼采对于两千年来歧视犹太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并且对于犹太人的素质有高度的评价。[35]他绝非一个反犹太主义者。
用不着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把这位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歪曲成第三帝国德国种族主义的奠基人，有多么荒唐。顺便说说，以上引文也清楚地表明，把尼采的强力意志说解释为鼓励人们攫取政治权力，至少是一种误解。尼采恰恰是反对一味获取和扩张政治权力的。[36]尼采之厌恶第二帝国的政治，正是厌恶政治权力欲的恶性膨胀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甚嚣尘上（这二者在这里是一回事），在他看来，这样的政治恰恰扼杀了文化。他的着眼点是文化。为文化计，尼采主张统一欧洲民族，并且自称是“好的欧洲人”“欧洲的继承者”。
毋庸讳言，在尼采的著作中，确有大量言论可供种族主义者利用。尼采喜欢用譬喻写作，在有些场合，他使用“种族”一类词来喻指人的一定类型，我们不可望文生义。但是，在另一些场合，他又确实表现出对贵族血统的崇拜心理，甚至十分可笑地炫耀自己的波兰贵族血统[37]，据后人考证，这种炫耀其实并无根据。他还主张优生学，要求把婚配唯一地当作改良种族的手段。尼采思想中的糟粕集中地体现在这种浓烈的贵族主义倾向上，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的。
纳粹利用了尼采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更多的则是曲解了尼采的基本思想如强力意志说的原意，把他打扮成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澄清因纳粹的滥用而造成的对尼采的误解。徘徊于大战废墟中的西方人，又一次“发现”了尼采。应该承认，这个被重新发现的尼采，更加符合他的真实面貌，抓住了他的更本质的特征。
他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战栗
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出版之际，雨果有一句名言，说这部诗集给法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战栗”。雅斯贝尔斯用类似的语言形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说“他们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战栗”[38]。波德莱尔出生和活动的年代，比尼采早20年左右，这两个人，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的确十分相近。如果说波德莱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那么，尼采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
当然，尼采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他的富有现代特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即可发现其思想渊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意志为自身立法即意志自由的公式，已经为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一个起点。费希特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加以彻底发挥，认为意志是自我所创造的世界因果链条的首要环节，自我凭借意志创造非我、限制非我并且最终扬弃非我，回到“绝对自我”。不过，在费希特那里，意志即是目的观念，尚具理性性质，意志的支配作用只是思维能动性的表现。谢林进一步强调：“归根到底，除了意志之外不存在别的本质。意志是原初的存在。”[39]他的哲学已经富有非理性主义色彩，断然否认凭借理性思维可以把握世界本体，把直观，首先是审美直观看作认识绝对的唯一途径，对于尼采有着重要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构成了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过渡的最后一个环节。他取消康德的“自在之物”，代之以意志，把世界归结为生命意志的客体化，进而把生命意志归结为无目的的冲动和挣扎。这样，意志与目的脱离干系，完全失却了理性性质。但是，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仍然不彻底，因为他在美学领域里保留了理性主义色彩甚浓的康德的“无利害关系”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说，在伦理学领域里对意志持否定立场。所以，他也仍然属于一种过渡。只是到了尼采，非理性主义贯穿到哲学的一切领域，这个过渡才算完成。
在尼采的时代，他的哲学也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仅在德国，倡导“无意识哲学”的哈特曼、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斑，都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学说都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尼采曾经向他的学生推荐过施蒂纳的著作，他本人可能也受过施蒂纳的影响。
但是，给西方哲学带来战栗的是尼采。尼采哲学更少学究气，更加明快地触及了人生和时代的种种根本问题。尼采哲学也包含着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而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哲学等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或重要启发。
尼采哲学在现代西方的复兴，首先是同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自己，还是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专家，都公认尼采是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或者干脆就把他看作一个早期存在主义者。美国哲学家考夫曼指出：“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据着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40]事实正是如此。
雅斯贝尔斯于1936年出版《尼采导论》一书，于1952年出版《尼采和基督教》一书，系统阐述尼采哲学。他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我们这时代具有卓见的哲学家”，唯有他们看清了时代的变化。又称尼采是人类精神最深入的探索者之一，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哲学家导师”。雅斯贝尔斯之研究尼采，并非出于学理上的兴趣，他自己承认，他的《尼采导论》一书是“对于导致存在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的探索”。在他看来，正是尼采的“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公式，为存在主义扫清了道路，尼采的方法使我们脱离每一个固定有限的立场，使我们的思想相继涌起。
海德格尔于1936年到1940年在弗莱堡大学讲述尼采哲学，同时和稍晚一段时期内又完成了一些关于尼采的讲演和论文，于1961年结集出版了两卷集巨著《尼采》一书。他认为，尼采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是西方最后一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针对德国哲学界否认尼采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家的流行见解，他强调，尽管尼采“不属于只思考抽象的、虚幻的、远离生命的事物的哲学家之列”，但是“尼采的思想是在哲学古老的主导问题即‘什么是存在’的广阔范围内进行的”。[41]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也都推崇尼采，对他有所论述。
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无疑是对于思想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造成存在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风行西方的缘由，即信仰危机和价值真空，早已潜伏于19世纪后期，并成为尼采思想形成的契机。存在主义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如存在的意义和无意义，自我的失落和寻求，内心生活的充实和空虚，使千百万现代西方人为之苦恼和激动的，正是由尼采首先敏锐地感受到并且提出来。因此，尼采哲学伴随着存在主义的兴起而复兴这一事实，最雄辩地证明了它的现代意义。
对于现代西方思想和文化具有巨大影响的另一流派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主义尽管就其本义来说不是一种哲学，而属于心理学范围，但是它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到现代哲学之中，因而不能不视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弗洛伊德对于尼采极为赞佩，据他的传记作者琼斯记载，他常常说尼采“比其他任何活过或者似乎活过的人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42]弗洛伊德自己在自传中也谈到，尼采是一位“其猜测、直觉不期然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千锤百炼的发现相同的哲学家”，为了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学说，他逼迫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去读尼采的著作。[43]事实上，尼采对于深层心理的开掘，确实预示了精神分析学的建立。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荣格，还在相近的意义上采用尼采的“强力意志”概念，以表示心理复合体的一个要素。
只要我们想一想存在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于现代西方文化包括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强大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尼采的影响绝不限于哲学领域。何况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尼采还直接影响了许多现代作家，为此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茨威格、托马斯·曼、萧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霍普曼、马尔罗、杰克·伦敦、鲁迅……
在历史哲学领域里，尼采给了斯宾格勒以重大影响。斯宾格勒称尼采是“能把当代全部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抓在手里”的唯一哲学家，他说：“在尼采首先写出‘重估一切价值’这句话以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纪的精神运动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公式。”他自己承认，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他的历史哲学是“把尼采的展望变成了一种概观”。[44]斯宾格勒的基本思想，即文化循环论，是有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和关于现实是一有机体的思想作为其准备的。
直接受到尼采影响的现代哲学家还有法伊欣格尔、齐美尔、狄尔泰、克拉盖斯、马克斯·舍勒等人。还有人把尼采尊为心理社会学的始祖。
由此可见，哪怕为了弄清现代西方思潮的来龙去脉，也绝不能忽视对尼采的研究。当然，尼采影响之大并不意味着这种影响全然是积极的。罗素在谈到尼采的影响时说：“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45]这是资产阶级营垒中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位思想家的看法，可供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