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心呵，你为何不肯安息，
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地奔逃……
你究竟期待着什么？
——尼采
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没有比哲学的命运更奇特的了。这门最古老的学科，两千多年来，竟然在自身的对象是什么这个绪论性质的问题上，至今众说纷纭，不能定论。有趣的是，这丝毫无损于哲学的生存，假如别的学科总是纠缠于自己的对象问题，恐怕早就要夭折了。
这样的命运几乎是哲学的本性之必然。哲学不是“对智慧的爱”吗？爱的火焰在哪里燃烧，智慧的光芒就在哪里照耀。在一切时代，在一切哲学家那里，哲学都被视为对人类最高问题的透彻思考。可是，在不同时代，对于不同的哲学家，何种问题堪称最高，理解又是多么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病痛和苦恼，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渴望。当然，不管理解如何不同，人类始终为某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激动着，所以欲对之做透彻思考的哲学也始终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一个哲学家对于哲学对象和使命的看法，往往同他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纠结在一起，其中渗透着他的个性。如果这位哲学家的个性与时代精神有很高程度的一致，他的看法就同时体现着时代精神。在重大转折的时代，几乎总有敏感的哲学家提出新的哲学观，试图改变哲学研究的方向，对后来的哲学思潮产生深远的影响。
把尼采推上哲学家之路的并非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苦苦寻求。哲学不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业余爱好，而是他的整个生命。他的不肯安息的心灵，被人生之谜折磨着、驱策着，永远找不到归宿。是的，连哲学也不是归宿，而只是这颗心灵探索和漂流的永无休止的过程本身。对于这样一位哲学家来说，哲学与人生不可须臾分离，探求人生意义成了哲学唯一的使命。尼采个性中对于人生追求之真诚，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价值危机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使尼采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中人学主义潮流的一位开启者。
哲学和人生
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考的重心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移。泰勒斯以“世界的始基是水”的命题开始了最早的哲学探讨，从而富有象征意味地揭开了人类哲学思考中的本体论阶段。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试图寻找世界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一些人归结为质料（水、气、火、种子、原子），另一些人归结为形式（数、存在、理念）。到了近代，自从培根把解决认识“工具”问题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后，哲学思考的重心开始向认识论转移。英国经验论者与大陆唯理论者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康德第一个自觉地把认识能力本身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哲学的使命是“叫我们看清楚我们理性的本性”，使“理性对它自身的认识”变成“真正的科学”。可以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阶段。
那么，哲学思考重心的转移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显然不是。
如果说，在近代，人们发现，要探明世界的本质不能光靠哲学的沉思，而必须依靠各门科学的共同努力，哲学则应当通过对认识过程、认识方法、认识能力的研究为科学提供某种指导，那么，在现代，人们进一步发现，如果对于人自身的本质缺乏了解，就不可能阐明人类认识的本性。何况人并非一团思维，人生在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外部世界，人的自我价值和情感生活也是不应忽视的。
也许人们对哲学中是否正在进行着一场人学变革还有争议，但是，对于人的问题的世界范围的哲学兴趣却已经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当我们探溯这一潮流的源头时，我们又遇到了马克思和尼采。
在19世纪，最早提出哲学人学思想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凡是读过费尔巴哈著作的人，都会被其中洋溢着的美好的人情味所感动。这位哲学家热爱人，热爱自然，痛恨宗教和思辨哲学，终身为论证人的价值和尘世幸福而热情地著书立说。在他看来，哲学应当把心情的对象即最能激起人的情感的事物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人就是这样的对象。他明确地宣布：“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46]可是，费尔巴哈毕竟不能突破旧哲学的眼界，作为一个素朴的感觉论者，他既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向外深入到人的社会生活中，也不能像尼采那样向内深入到人的心灵生活中，而是基本上停留在人的感官生活的水平上。所以，在思辨哲学向现代人学哲学的转变中，他只能起一种过渡的作用。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直观的抽象的理解，继承了他的哲学人学的思想，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而哲学的真正使命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并且对于现代西方思潮发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宏观社会学方向，着重揭示社会的人的实践本性。一是尼采所开辟的微观心理学方向，着重揭示个体的人的非理性本性。当然，二者也互相渗透，出现合流，例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这两个方向相对于近代仅仅从感性或理性方面理解人的传统，都是重大的转折。
尼采的哲学观有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任何一种哲学与从事哲学思考的人的个性不可分离。他说：“倘若人有一种个性，他也就必定有他的个性的哲学：不过其间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化为哲学的，在一个人是他的缺点，在另一个人则是他的富有和力量。前者必须有他的哲学，无论是作为支柱、安慰、药物、拯救、升华还是对自己的疏离；对于后者，哲学只是一种美丽的奢侈品，至多是一种凯旋着的谢忱的狂喜，这狂喜最后也仍只好将自己用宇宙的大写字母书写在概念的天空上。”[47]哲学或者作为个性缺陷的补救，或者作为个性丰满的庆祝，总之是发于个性又体现了个性的。
哲学诚然与个性密不可分，可是，很久以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被切断了，使哲学失去了生命。所以，当尼采从叔本华的哲学中重新发现了这种联系，他是多么欣喜若狂呵。他称赞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个体化的哲学，由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建立，以求获得对自己的不幸和需要、自己的局限之洞察，并探究克服和安慰的手段”。借叔本华哲学为题，尼采发挥出他自己对于哲学的对象和使命的一番看法来。他说：“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前面，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而别的哲学家往往只是详析画面上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在枝节方面发表赞成或反对的博学的意见，提出条分缕析的怀疑和反驳。他得出结论：“每一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就是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生命之画的全景，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自然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用意就是“想借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48]
尼采后来否定了叔本华哲学，但是并没有否定他在1874年关于叔本华所说的这些话。他自己承认，他不过是像柏拉图利用苏格拉底一样地利用了叔本华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他所说的这一切仅与他自己有关，是他内心历程的记录，是他对于自己的期许。[49]
说到哲学关心人生问题，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首先要求把哲学的注意力从自然事物转移到人事，以“认识自己”为哲学之使命。但是，尼采偏偏对苏格拉底最为不满，他向欧洲理性主义传统挑战正是从苏格拉底首先开刀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把人生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又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兜了一个圈子，人生的意义被归结为知识。这正是尼采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把苏格拉底看作造成两千年来欧洲哲学偏离人生根本的罪魁祸首。
尼采自己是从一个美学问题即悲剧的起源问题开始他的哲学活动的。可是，美学仅仅是他思考人生问题的特殊角度。受叔本华影响，他对人生持悲观看法，但又不能忍受一个无意义的人生，于是想从美学上找到突破口，靠艺术和审美赋予人生以意义。《悲剧的诞生》正是他试图摆脱叔本华的影响，创立自己的哲学的一个开始。他早期从审美状态的分析提出酒神精神，后来由酒神精神脱胎出强力意志，都是为了给人生意义问题提供一个解答。
哲学本是关涉人的灵魂的事情，它是活生生的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不懈寻求。无个性的人不能爱，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无所谓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家不等于饱学之士。一个天文地理无不通晓的人，他的灵魂却可能一片黑暗。真正的哲人是寻求着人生智慧的探索者。可是，在尼采看来，哲学早已迷途了，两千年来一直徘徊在知识的密林里，看不见智慧的光。他推崇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引以为自己的先驱者。自苏格拉底以后，他只佩服少数几个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认为他们身上尚存哲学爱智慧之真谛。在人生的根本追求被遗忘的时代，尼采的用意是要哲学迷途知返，回到自己的根基，对人生的意义提出质问和回答。尼采的呼声越过世纪的山峰，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激起了悠长的回响。海德格尔和萨特为哲学确定的任务就是揭示个人存在的结构和意义，他们的全部哲学活动都是为了促使个人聚精会神于体验自己存在的意义。
首先做一个真实的人
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靠哲学谋生，挂着教授的头衔，高踞哲学的讲坛，读书破万卷，熟记前人思想，可谓学问高深。另一个人，姑且说吧，只是个流浪汉，读过不多几本哲学书，比起前者来望尘莫及，但是他天性敏感，热爱人生，情不自禁地思考着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百折不挠地求索着人生的真谛，要他不这样做，就等于叫他去死。
问你，谁是哲学家？
尼采的回答必是后者。在尼采看来，一个人要配称哲学家，“他不仅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50]毋宁说，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成为哲学家的首要条件。然而，这也是最难达到的条件：“要真实——很少人能做到！即使能做到的人，也还是不想做！”[51]因为真实是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呵。
那么，怎样才算一个真实的人呢？尼采常常把真正的哲学家同“学者”进行对比，我们从这种对比中可以更加明白尼采的要求。
尼采自己是做过十年学者的人，因此当他说他精通“学者心理学”时，大约不算夸大其词。在他的著作中，我们随时可以遇见对于学者形象的描绘和对于学者心理的剖析。
让我们先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学者”一节中摘录比较完整的一段话：
这是真的，我离开了学者们的屋子，并且砰然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的灵魂饥肠辘辘地坐在他们的桌旁已经太久；我不像他们那样志在砸开坚壳，剥取知识。
我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我宁愿睡在牛皮上，胜似睡在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上。
我太热了，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常常因此而窒息。于是我不得不到户外去，离开一切尘封的屋子。
但他们冷漠地坐在阴凉的暗影里：他们只愿做观众，留心不坐到太阳晒烤台阶的地方去。
如同那些站在街上呆望过往行人的人，他们也如此期待和呆望别人想过的思想。
一旦有人捉住他们，他们立即像面粉口袋那样在自己四周扬起灰尘，而且不能自已。可是，谁会猜到他们的灰尘来自谷粒，来自夏日田野的金色欢乐呢？……
……他们的手指知道一切的穿针、打结、编织，他们如此制造着精神的袜子！
他们是好钟表，只须记着及时给他们上发条！于是他们报时无误，同时发出一种谦虚的噪音。
他们如同磨盘和杵臼一样地工作着，只要向他们投放谷粒就行！——他们擅长磨碎谷粒，制成白粉！……[52]
这里已经把学者与真正的哲学家（以“我”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出现）两相对照得很鲜明了。第一，学者天性扭曲，真正的哲学家却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第二，学者“冷漠”，真正的哲学家却热情而真诚，“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第三，学者无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真正的哲学家却富于创造性。
在尼采看来，“学者”类型的产生不能归咎于个人，而是整个偏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制度和琐细分工的产物。科学在自助时伤了它的仆人，把自己的冷漠干枯的性格刻印在他们身上了。学者们过早地献身于科学，使他们的本性遭到扭曲，长成了精神上的驼背。[53]一个人当了学者，就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蜷曲着腰，头垂到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试看少年时代的朋友，原先聪颖活泼，一旦他占有了一种专门学问，从此就被这项学术占有了，在这小角落里畸形生长着，做了他那专业的牺牲品。[54]按照尼采的理解，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为人生探寻和创造意义的人。学者的人性已被扭曲，他自己的人生已无意义，又如何能成为一个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哲学家？
哲学的使命还要求哲学家绝对真诚。真正的哲学问题关乎人生之根本，没有一个是纯学术性的，哲学家对待它们的态度犹如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样。一般人无此紧迫感，他们的认识无非出于利益、爱好、无聊或习惯。可是，回响在哲学家耳旁的声音却是：“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对于他来说，真理如同用刀子切入了他的皮肉中去一样。[55]
尼采写道：“我们哲学家不像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我们不是思索的蛙，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的装置——我们必须不断从痛苦中分娩出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它们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灵、火焰、快乐、激情、痛苦、良心、命运和不幸。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连同遇到我们的一切，都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我们全然不能是别种样子。”[56]
尼采还写道：“一个思想者是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还是‘不切身地’对待，仅仅以冷静好奇的触角去触动和把握它们，其间有最显著的区别。在后一场合，可以断言，是毫无成果的。”[57]
真诚意味着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思想中去，这样的人的思想是“一部热情的灵魂史”，其中充满着“在思想的热情中燃烧着的生命所具有的升沉和震动”。[58]真正的哲学家怀着巨大的热情，“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他的生活“全然不是静观的、局外的、漠然的、安全的、客观的”。[59]
一个真诚的作家绝不会自欺欺人，故弄玄虚，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作”。[60]尼采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每一个字都源自深刻的、内在的体验；其中不乏最痛苦的体验，有一些字甚至是用血写的。”[61]
可是，学者往往缺乏真诚，且不说那些借文化谋私利的人，就是自命为了爱知识而求知识的“纯粹的求知者”，也不过是“精巧的伪善者”。因为真正的爱必定与死相伴，愿为所爱者去死，而他们却像月亮一样，自命清高，无欲地淡视着人生。一旦灼热的太阳升起，月亮的爱就到了末路。这太阳，就是热爱人生的真正的哲学家。[62]
真正的哲学家全身心地治理哲学问题，把他的活生生的个性融到哲学思考之中，如此形成的思想必是创造性的，因为，倘若创造性不是独特个性的体现，又是什么呢？尼采认为，一个哲学家必备两种相关的特性：他须“初始地看察事物”，他本身须“是一个初始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的个性是独特的，他看事物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63]可是，学者的本性却是非创造的。“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64]学者治学靠一种“愚钝式的勤勉”，埋头于书籍，一点一滴地搜集着各门科学的现成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真正的思想家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平庸的学者却害怕闲暇，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旦空闲，便觉无聊，于是书籍和学术成了他驱除无聊的苍蝇拍。[65]
在《快乐的科学》一书《学者的由来》一节中，尼采列举了学者的种种类型：秘书型的学者只知整理种种材料，使之系统化；律师型的学者全力辩护其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权利；牧师型的学者一心让人们信仰他的信仰；犹太学者运用逻辑迫使人们赞同他的意见。所有这些人，不思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只图以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从事着正当的工作。[66]
尼采最反对死读书。他写道：“学者仅以‘翻’书本为业……最后就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不翻书，他就不思考。当他思考时，他是在对一个刺激（一个他读到的思想）做反应——最后他就只会做反应了。学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赞同和反对，用来批评业已产生的思想——他自己就不产生思想了”，结果“成了必须去擦它才生出火花即‘思想’的火柴”。尼采说这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当他因眼疾而不得不停止阅读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轻松之感，他从书籍中解脱出来，有工夫自己思考了。他真切感到，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自己来创造，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把太多的时间耗在阅读上，是一种浪费。“在破晓的黎明时分，在精力最饱满、最洋溢的时候，拿起一本书来读——我把这叫作堕落！”[67]他认为，自我教育是造就一个思想家的唯一途径：“没有教育者。——作为思想者，一个人应当只谈自我教育。”[68]书籍、知识、他人的思想都只能拿来为我所用，而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
总之，一个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即一个天性健康、真诚、有创造能力的人。这是由哲学的对象和使命所决定的。既然哲学的对象是人生，使命是赋予人生以意义，那么，唯有天性健康才能正确地领悟人生，唯有真诚才能忠实地探求人生的意义，而人生的意义又要靠它的寻求者来创造。学者之不能胜任哲学的使命，正由于他同人生处在一种根本错误的关系中，他漠视人生，远离人生，虚度人生。所以，尼采断定：“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69]一个真诚的人生寻求者可能走错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一个“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即是最大的错误。所以，尼采轻蔑地说：“即使我走着我自己的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头顶上面。”[70]
为思想而战
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听到有人称赞某哲学家，便问道：“他究竟拿出了什么伟大的成果？学了这么多年哲学，竟没有损人！”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要提防当伟大的上帝让一位思想家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一切东西都有危险了。”
尼采也说：在现代，“哲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而其实它应该是“可怕的”。[71]哲学家应该是“给一切带来危险的可怕的炸药”。[72]
哲学，以探索人生真谛为使命的哲学，在它面前难道存在什么禁区吗？世俗的“禁区”，流行的观念，传统的信仰，既然它们往往掩盖或歪曲了人生的真相，闯入“禁区”不正是哲学的责任吗？“如同我一向所理解和体会的，哲学乃是自愿生活在冰雪中和高山上，探究生存中一切陌生和可疑的事物，一切历来被道德所禁止的事物。”[73]人生，即是人的全部价值；人生的意义，即是人的最高问题。哲学家对于人生的问题探根究底，绝无偏见，一切理论、一切信仰，不论它们是受权势保护的，还是为多数人接受的，抑或是他自己一度钟爱的，哲学家都要敢于追问它们的根据，敢于用人生的尺度加以衡量，决定取舍。他对于一切既定的价值都要重新加以估量，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一切，凡是未经如此考察的绝不轻易相信。在尼采看来，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研究。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敢于正视人生，许多人一辈子靠自欺欺人的幻想活着，而把试图打破这种幻想的人视为仇敌。权势者为了维护统治，也着力培植民众的迷信，对敢于向迷信挑战的思想家严加镇压。所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但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且为了有勇气做到真实，还必须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为你们的思想而战”。[74]
哲学的堕落，莫过于依附权势，迎合民众的迷信。如此做的人也许赢得一时的名声和地位，成为“知名的智者”，可是尼采称他们是驾在权势者铁骑前面用来媚惑民众的小驴。与他们相反，真正的哲学家，“自由思想者”，尽管遭到权势者和民众的放逐，生活在寂寞之中，却是在悬崖峭壁筑巢的雄鹰。[75]尼采瞧不起黑格尔和康德，在他看来，这两人只是把自己那个时代的信仰系统化并为之辩护；真正的哲学家却要用刀子对他们时代的美德的胸膛进行解剖。哲学家有责任戳穿形形色色的谎言，“和千百年来的谎骗相敌对”。[76]
哲学家必须是精神上的强者。伟大的思想，与美丽的女子有相同的趣味，绝不肯让萎靡的弱者来占有自己。[77]“人是严格按照勇气所许可前进的程度，严格按照力的尺度，而接近真理的。强者必须认识和肯定现实，恰如弱者出于虚弱必定怯懦而逃避现实一样。”[78]只有强者才有认识的自由，弱者却需要生活在欺骗之中。精神的强者出于内在的丰满和强盛，与一切相嬉戏，玩弄至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藐视至高无上者。[79]只有这样的强者才能真切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从人生的痛苦中发现人生的欢乐。他的精神足够充实，在沙漠中不会沮丧，反而感觉到孤独的乐趣。他的精神足够热烈，在冰窟中不会冻僵，反而感觉到凛冽的快意。这也就是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
尼采一再强调，真正的思想家必定爱他的仇敌，爱思想的交战。好的思想家不是真理的垄断者。“即使我们狂妄到认为我们的一切意见都是真理，我们也不会希望它们单独存在。”[80]因为真理须有强敌，能拼搏，否则我们会觉其无聊。为思想而战，无论胜败，均非思想家个人的事情，而是真理的事情。[81]
哲学家精神上的强大，来自生命力的旺盛和对人生的热爱。尼采十分感叹有些哲学家，到了老年便迷信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以权威的身份裁决真理，从世俗的特权中寻求满足。对于他们，曾经为之激动的思想领域内的胜利和光荣、作品中的不朽、读者心灵中的战栗和欢欣，统统不算什么了。这是精神衰老的标志。[82]精神上真正的强大怎么能够凭恃外在的权力呢？真正的精神强者又怎么会充当思想的暴君呢？一个思想家的力量表现在禁绝思想，岂非莫大的讽刺？在尼采看来，事情恰恰与此相反：“舆论的压迫愈严重，自由愈是遭到威胁，哲学就愈有尊严。”[83]当然，提高哲学尊严的绝非压迫者一方，而是被压迫者一方。顺便说说，尼采对于哲学家的看法，也为对他的强力意志说的误解提供了一个反证。真正的哲学家，精神上的强者，诚然是强力意志充沛的人，然而他的强力意志所追求的绝非统制思想的权力，相反是思想自由的权利——一个真实的人的天赋权利，在它面前，一切与之敌对的权力都必定倾倒。
尼采认为，权力和职业是败坏哲学的两个因素。因此，他提出了以下要求：
“我认为这是文化的要求：取消对哲学的一切国家的和学院的认可，从根本上废除国家和学院所不能胜任的甄别真伪哲学的任务。让哲学家们始终自发地生长，不给他们以任何获取公职的希望，不再用薪金鼓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迫害他们，歧视他们——你们便会目睹一种奇景！……转瞬间万物皆空，鸟雀俱飞，因为要摆脱坏哲学家是很容易的，只消不再优待他们就可以了。比起以国家的名义公开庇护任何一种哲学——不管它自以为是怎样的哲学——来，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更好的建议。”[84]
哲学家也是人，也要吃饭。尼采的意思总不该是让哲学家统统饿死。他是有感于时弊（或者说积弊），反对把哲学政治化和职业化。在19世纪的德国，有钦定官方哲学家的风气，黑格尔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冒牌哲学家，或者为了谋取权势，或者为了混碗饭吃，混在哲学家的队伍里。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少伟大的哲学家，生前贫困潦倒一生，死后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冒牌哲学家。可以万无一失地料定，一旦哲学无利可图，这些冒牌哲学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抛开哲学，另谋出路。剩下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真正热爱人生、热爱思考因而也真正热爱哲学的人，这样的人怀着苏格拉底那样的信念：“一种未经思考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不过，按照尼采的要求，思考的方式和结论应该不同于苏格拉底。）贫困也罢，迫害也罢，都不能阻止他们做这种思考。他们视哲学为生命，一旦停止对人生的反思，便感到光阴虚掷，虽生犹死。在尼采看来，这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哲学家。
哲学家的命运
“带着你的爱和你的创造走进你的孤独吧，我的兄弟；以后正义才会跛足随你而行。”[85]这是尼采为一切创造者预言的命运，哲学家也不例外。
亚里士多德说：人要独居，必须是野兽或天神。尼采补充说：“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86]野兽独居，因为它桀骜不驯；天神独居，因为它充实自足。哲学家既桀骜不驯，又充实自足，他是人类这群居动物中的不合群者、孤独者。
说来奇怪，哲学家致力于寻求人生的意义，这种寻求反而给他自己的人生带来如许苦难。
有什么办法呢？他太敏感了，如同某些对于即将来临的天气变化极其敏感的动物一样，是他的痛苦造成了他的先见之明。[87]
他也太挑剔了。一般人为薪金而工作，满足于日常的劳作和消遣，他却宁死不做他不感兴趣的工作，永远不肯满足。比起俗人来，他是不明智的，为情感所驱策，不计利害安危。他有特殊的价值观念，他的趣味往往在于例外的事情，一般受冷遇的事情。哲学家可曾时髦过吗？[88]
哲学家甚至不应该结婚，因为爱情的利他会变成家庭的自私，男子为了儿女会忘掉世界。“凡有心于最高的哲学思维而又结婚的人，都是可疑的。”[89]儿女一生下来，许多哲学家就死去了。笛卡尔、霍布士、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康德、叔本华不是都没有结婚吗？尼采自己不是也没有结婚吗？
在一般人眼里，哲学家太与众不同了，而与众不同就是过错；太不可理解了，而不可理解就是荒谬。人不是应当处处随和从俗，才皆大欢喜；事事合乎常理，才让人放心吗？多少哲学家生前被周围的人们视为或危险或可笑的怪人！
哲学家的命运已经包含在他的性格和使命之中，他的真诚、他的勇敢、他的创造性，注定了他的孤独。人的天性中皆有创造的潜力，可是大多数人不肯去挖掘，因为懒惰，也因为独创是一副沉重的锁链，“对于戴着这副锁链的非凡之人来说，生命就丧失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对它梦想的几乎一切，包括快乐、安全、轻松、名声等等；孤独的命运便是周围人们给他的赠礼；无论他想在哪里生活，那里立刻就会出现荒漠和洞穴”[90]。因为害怕这样的命运，一般人退缩了，听任创造的潜力泯灭。哲学家不肯退缩，果然报应不爽。
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无值得别人理解的内涵，因而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孤独。相反，一个人对于人生和世界有真正独特的感受、真正独创的思想，必定渴望理解，可是也必定不容易被理解，于是感到深深的孤独。最孤独的心灵，往往蕴藏着最热烈的爱。热爱人生，忘我地探索人生真谛，在真理的险峰上越攀越高，同伴越来越少。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是悲剧性的。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它是喜剧性的。寂寞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可得，它是中性的。然而，人们往往将它们混淆，甚至以无聊冒充孤独……
“我孤独了。”啊，你配吗？
哲学家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之中”。[91]这是虚伪包围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的孤独，这是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思想战士的孤独。
尼采平生最厌恶小市民阶层，不耐烦也不相信可以改造他们的猥琐卑劣。因此，他要求爱真理的人离开小市民聚集的“市场”，逃到孤独中去。孤独，也是真正的思想家避免无谓牺牲、保存自己的避难所。“不要再伸臂反对他们！他们是无数的，而你的命运也不是做一个蝇拍。小人和卑鄙者是无数的。雨点和杂草已经使一些雄伟的建筑倒塌了。”[92]
可是，孤独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避难所。长久的孤独会使人精神沮丧，意志瓦解，会使人病弱、懊丧、屈服。只有像贝多芬、歌德这样最坚强的天性，才能坚持住；可是“即使在他们身上，许多特征和满面皱纹也显示了那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和挣扎的后果：他们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过于粗暴”。[93]社会无情地迫害这些伟人，连他们的孤独也构成为罪状。尼采对于伟人的最后命运持悲观的看法，认为这样的人的“毁灭是规律”，他们“在地球各个角落里等待，全然不知要等多久，更坏的是空等一场”。[94]
不过，不要以为哲学家的一生只是苦难。孤独者自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陶醉和欢欣……
在思辨哲学的故乡，尼采倡导一种有血有肉有欢笑有眼泪的人生哲学。与思辨哲学相适合的是学院哲学家、“学者”、“知名的智者”。与尼采所倡导的人生哲学相适合的，却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哲学家，他们是“真实的人”“自由思想家”“知识的战士”“不合时宜者”，往往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不容，生活在孤独之中，不妨称之为“荒野”哲学家。两种对立的哲学观，两种对立的哲学家形象，表明了一种正在成熟的时代要求：哲学，再也不能不关人生的痛痒，作为无色透明的纯粹抽象的王国而存在了；它应当关心人和人的内心世界，有丰富的个性色彩，与迷惘的现代人一起走上凶吉未卜的探索之路。它不能为人生之谜提供万应不变的现成答案，但是它应当具有探索的真诚和勇气，反映出探索途中的曲折和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