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话题。“风度”，对于个人来说，是文化素养与精神状态在言谈和仪表上的反映；对一个阶层来说，则应当是一类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通过言论和行为塑造起来的社会形象。之所以一定要在前面加上“魏晋”这个限定，不单单是一个时段的预设，而是因为离开“魏晋”这个广大的时代背景，“风度”无论在合理性上，还是在可爱程度上，都风采难再。它是一种细致到最枝节的生活习惯上的游戏规则，同时包含形而上的玄思与清谈，也关联着最世俗的消费与交往。
当然，魏晋士人的行为也反映出他们无法克服的双重性：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心神不安和浪漫精神，渴望无限，渴望永恒，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非常坚定地安于现状；一方面能够真实地表露个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要用放浪的行为矫情地掩饰自我存在；一方面能够超然物外、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又囿于世俗，自闭尘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个体生活的无效性。
魏晋文人这种充满矛盾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玄尚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士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士族斗争的漩涡，往往就难以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清谈、饮酒、寒食散
“药与酒之关系”曾经是鲁迅一篇关于汉末至晋末问题研究文章中出现的概括，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使用了“魏晋风度”这个词语。酒与药确乎是魏晋之际特有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趣尚形成的重要因素。
同时，为了实现“大隐于朝”的宏愿，名士们也开始盛行清谈，但是，要真正同政界脱离一切干系也并非易事。于是，名士们不得不用别的方式，来实现“大隐于朝”的宏愿。
清谈
清谈又称玄谈、玄言，是清雅的言谈或者讨论的泛称，又专指以老庄哲学为内容的玄谈。魏晋名士们在官场求生，意识到既然不能实践“沉默是金”的良言，那就述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和模棱两可的“玄言”吧。于是，他们就把自汉朝以来的“清议”之风发扬光大，形成了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独特风尚—玄谈。
汉代的“清议”，本是征辟察举人才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候选人的学识、道德和作风进行评论，但是，汉代不少清议之士招致了党锢之祸；魏晋之际，清议的形式被名士们借鉴过来，而让谈论的内容逐渐转换为脱离实务的玄理，后又经过何晏、王弼等人的倡导，把讨论的中心转换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发展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潮。
清谈可不是简单地闲聊天，更不是“下里巴人”的街头巷议，而是内容相当丰富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清谈虽然涉足了高深莫测、神秘难辨的抽象玄虚之学，但它也是一门直接窥视人生本体意义极有情致的学问，是一种“论天人之际”、究有无之理的形而上思辨，一种探求真善美的理性活动。
玄学清谈主要采取了主客辩难的形式，讨论的话题都是随机的、即兴的，从而构成了对人内在智慧、思维水平、精神深度以及辩说能力的最严峻考验，是一种思维和智慧的竞赛。这种玄谈方式极大地激活了人的思辨潜能，锻炼了人的思维能力，唤起了一代名士追求真理、崇尚智慧的热情与风尚。
清谈家们为了显示自己的风流高雅，常常手执由麈尾做的拂尘以助谈锋。“麈”是一种大鹿，据说麈与群鹿同行，摇动尾巴以指挥鹿群的前进方向。手执麈尾的辩手说到激动的时候，挥动麈尾，慷慨陈词，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
激烈的辩论，往往形成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世说新语》中载孙盛与殷浩的一场辩论，双方情绪激昂，“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但是，正如同下棋时高手过招，只会更加引发交锋双方的相互敬意。清谈中纵然有激烈的争论也不过是一种“理赌”罢了，之后仍旧是挚友。
这种“争而不伤”的宽容是清谈家们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对“理”的执著，使他们不去在乎个人在辩论上的得失。其实，名士们仅仅是把这种口舌的较量看做了一种“游戏”，他们从中体会到的是思辨之乐，从而把单纯的清谈提升为心调意畅的审美活动。这也正是嵇康在诗中描绘的“乘云驾六龙，飘颻戏玄圃”的意境。
饮酒
酒似乎一直是文人墨客须臾不能离身的东西，诗人用它来找寻灵感，将军可用它来鼓舞士气。建安时期，曹操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真实地体现出酒之于时人的意义。
饮酒确实可以排遣烦闷，况且酒精比寒食散的毒性小得多，因此借酒消愁成为士人们逃避现实的另外一种手段。著名的“竹林七贤”，大多喜欢酗酒，其中阮籍、嵇康以及刘伶等更是嗜酒如命。刘伶甚至还写了一篇《酒德颂》，把自己对酒的嗜好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酒之于魏晋名士的重要，深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在饮酒派看来，与其以极大的耐心去等待并无太大把握，甚至虚无缥缈的仙境，还不如在眼前的瞬间去寻找永恒。这应该就是及时行乐学说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了，也是酒的地位得以凸现的土壤。
《世说新语》载：“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位旷达之士的立场可谓魏晋名士的典范。
醉是他们追求的境界，喝醉后，即便做出一些不穿衣服、不戴帽子的怪异举动，也似乎是可以谅解的，而他们则正可以借助别人对醉酒之人的宽容放松自己的性情、缓解过于强烈的精神压力。于是，醉变成他们惯用的一种政治手腕。《晋书》载，阮籍经常酗酒就是为了避开政治风险，因为他深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险恶。他确实如愿了，阮籍的政敌钟会曾试图与阮籍讨论时局，以便从他的话中找到破绽，但是，每次碰到阮籍都见他酩酊大醉，只好作罢。而阮籍为了拒绝将女儿嫁给司马昭之子，竟然大醉六十日，一直昏昏欲睡，弄得司马昭毫无办法。
诚然，作为一群精神贵族，魏晋文人不会仅仅满足于纯粹感观上的享受，醉酒之于他们而言，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审美情趣。体验人与自然的合一，获得对幸福的真实意想，这时酒文化，被魏晋名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
魏晋的名士们总是衷心地希望自己能够与宇宙对话，与宇宙同在，进入一种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境界，酒正是促成这种夙愿的媒介。正如名士王蕴所言：“酒，正使人人自远”，把人带入一种高远的境界，这也正是刘伶在《酒德颂》中所要极力表明的态度。他借用虚构出来的一位大人先生的形象抒发了自己对游仙境界的追求，在极高的层次上揭示出魏晋文人嗜酒的内在原因。
寒食散
服药是魏晋士人们一种重要的逃避现实的手段。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配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英、钟乳石、硫磺等矿物质，服用这种药物后，人会浑身发热，十分难受，需要散发热气，应吃冷食，故得此名。据说，带头服药的就是正始名士，其中又以何晏为首，王弼与夏侯玄更是热衷此道。寒食散不是什么滋补的保健品，是纯粹的毒药。如果服食者散发得当，体内疾病或许会随毒热一起发出，如果散发不当，则会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士大夫们竞相冒性命的危险，纷纷效仿，究竟是何样的心态呢？原来寒食散药性发作的时候，人的精神会进入莫名的恍惚状态，心境暂时得以超脱凡世的纷争，进入飘摇的理想世界。这时候，真性情的流露或者对黑暗现实的口发狂言，在癫狂的幌子下，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了。
当服药逐渐为更多的人效法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时尚，反而缺少了士人最初借以消磨苦闷的单纯用意。由于寒食散的配料多为贵重的药材，而且吃药后要多喝上等酒、多吃好饭菜，处处需要人照顾，非一般经济实力者能够经常服用，于是，服药居然成为一种显露经济地位的标准，成为一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了；在魏晋时代的街头常常看见摇头晃脑的路人，其实大多不过是诈称自己“石发”的虚荣之人。甚至在《太平广记》中也提到这样一个笑话，说一个穷酸书生躺在闹市辗转反侧，大呼自己在“石发”，原来却是“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引得众人大笑；更有甚者，居然相信服用寒食散能够美化容貌、取悦女人，这或许同魏晋时代品评人物时特别注重仪容之美的风气有关。服用寒食散确实能够让人在短时间内面色红润、神明开朗，于是迷惑了不少人的眼睛。
既然寒食散存在着毒性，就一定会爆发出来。纵然严格恪守“散发”的规则，也不时传来因为服药而倒毙的案例。《晋书》载，身为司空的裴秀“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结果病发而亡，年仅四十八岁。
任诞行状
虽然酒和迷药在当时盛行，但毕竟不是魏晋人的独创，真正体现“魏晋风度”、真正属于魏晋名士、让魏晋名士不同于其他朝代文人的作风，非“任诞”莫属。
“任诞”，从字面来理解不过是任性与放诞。《世说新语》专辟《任诞》一节，可见其是当时很盛行的文人做派。或许，在魏晋之际那个如此崩坏的时代，“任诞”正是矫枉过正的必然。传统的行为方式被破除了，于是“背叛礼教”“违时绝俗”，难免要用狂傲放荡的叛逆形象来表明自己的姿态。一切外在的律令、礼法、时俗、成规都成为名士们嘲笑的对象；一切虚伪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都为他们所解构，而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让精神享受更多的自由。
狂放
魏晋的“狂人”或许要比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狂得更厉害，后者不过是看透了社会本质后的情绪化波动，而前者似乎还要用自己狂放的行为去破除这个不兼容于自己的时代。
酒在这个时候更是不可或缺了。刘伶每每醉酒就会脱光衣服在屋子里旁若无人地走动，别人讥笑他，反而被他驳回：我把天地作为房屋，房屋作为衣服，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呢？这种狂妄的厥词几乎是对别人人格的冒犯了。
需要借助酒精的麻醉，这种狂放的坦率性质或许要打一些折扣，但是，如果把“狂人”们的行为方式理解为他们力图毁坏虚伪道德和抑制人性礼律的手段的话，就足够理解如此行事所需要的勇气了。实际上，酒确是一个好东西，它浇灭了名士“胸中垒块”，也给了黑暗与崩坏的现实“迂回”的一击。
更加彻底的狂人同样也是存在的。东晋时人王忱经常裸体出游，有一次，他岳父的一个亲人去世了，王忱与一干朋友前去吊丧，在岳父悲痛欲绝之时，他们却散发裸体绕着岳父走了三圈而去，只留下已经忘了流泪、还在目瞪口呆的岳父。
怪异
在一个正常的礼俗社会，人的行为因为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太可能做出过格的举动，然而从东汉后期开始，社会风气逐渐转向一种鼓励怪异举动的轨道，魏晋士人更是将这种风尚发扬光大，而这正出于他们揶揄礼教和张扬个性的努力。
魏晋名流的怪异举动之一就是学驴叫。暂且不从审美的高度去评说这种爱好的高下，因为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学驴叫已经在魏晋人的生活中成为重要的一部分了。《世说新语》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时人孙楚特别敬仰王济，在王济的丧礼上，孙失声痛哭，对着灵床说，“卿生前喜欢听我学驴叫，今天我就再为卿学一个吧！”随即就在灵堂里惟妙惟肖地叫起来。对于孙的这种怪异举动，宾客都忍俊不禁，而孙却严肃地说，“正是由于你们的存在，才使这个人死去！”时人赋予学驴叫的沉甸甸的内容，可见一斑了。
突出自我，张扬个性，一切以个人的性情、需要、意念、心境为准则，让魏晋风度所包容的怪异成为必然。士人们在行为举止上在乎的并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自己是否能感到快乐。
正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所以所谓“怪异”不过是局外人的评价，而当事人并不会有丝毫的尴尬之感，如虽然“裸行”被不少人斥为“露丑恶，同禽兽”，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趋之若鹜，《晋书》中就载录了“八达”的奇闻轶事。所谓“八达”就是胡母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以及光逸这一群放达之士。他们经常散发裸体，开怀畅饮，不醉不休。有一次，他们相约在胡母辅之家中聚会饮酒，光逸迟到了，守门人不准他进屋，光逸于是就在门外脱光了衣裳，从狗洞中向屋里窥视，并大喊大叫。胡母辅之大惊道：“一定是光逸兄来了，别人不会有此举动。”于是放光逸进屋，一同不分昼夜地痛饮起来。
率真
离经叛道固然是魏晋名士无法脱去的惯性，但他们也常常会有率真之举，不免使人感动，体会到人性的可爱。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荀奉倩的妻子冬天得了热病，他便跑到院子里，将自己的身子冻得冰凉，然后跑回去用冷身子给妻子降温。妻子死后，他不久也告别了人世。率真、幼稚的举止因为深厚的夫妻之情反而赢得了同情和感动。其实，荀奉倩此举也是不难理解的，崇尚“自然”的人们，当然会更加强调内在的真本质、真性情的流露。
率真，就是摈弃了虚伪的真诚。明末哲人李贽提出“童心”说，似乎是对率真最形象的解释。既追求自然率直之美，就要抛弃虚伪谦让之矫情。在这方面，王述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当他被擢升为尚书令后，任命书一下，他就立刻去就职。别人劝他说，按照常理应该谦让一下。王反问道：“难道你认为我不胜任吗？”别人回答说：“当然胜任，但是，谦让是美德。”王述愤然指责说：“既然称职，为什么又要假惺惺地谦让呢？”
强调真性情的流露，就不得不忍受各种情感带来的痛苦。于是，痛哭、长叹、愤怒、喜悦这些情感的宣泄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了。儒者曾强调对人世间的情感要努力修炼到“哀而不伤”的境界，用镜子打比方，就是，外部世界的各种问题投射到心中，应该像镜子那样反射回去，就不会伤及内心了。但是，真性情的流露不会考虑这些细微末节的问题，必要的愤怒、喜悦和痛苦就应该畅快淋漓地排遣出来。
竹林七贤——魏晋风度的代表个案
人从来就是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在一场场政治杀戮、一场场排除异己的战斗中，血流成河的描绘并非是故意的耸人听闻，此情此景，可供人们选择的只剩下两条道路，要么合作，成为政治刽子手的帮凶；要么拒绝，保存一息文人的气节。
“竹林七贤”就是这样一群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文人。司马集团与曹魏集团争权夺利的血雨腥风，实际上把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推向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真正横下心来，甘愿成为御用文人也就算了，他们却总也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清高，总有一条道德的尺度存留心间，折磨着他们，拷问着灵魂。
背负着心灵的十字架，他们走入竹林这个不能再平凡的景观之中，幻想在山野的葱翠之中、在酒壶的方寸之间，找寻自己的理想国度，于是成就了一个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一段心灵史的佳话。
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七人，常常结伴在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作竹林之游”，由此他们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继承了前代“正始名士”和“建安七子”的精神风貌，用自己的乖戾行为阐释着魏晋风度的真实内涵。
七子给人一种飘飘然仙风道骨的气质，他们性嗜酒，能长啸，善抚琴，好赋诗。放浪形骸，遨游山水之间；手执麈尾，恍恍忽神仙飘然而至。竹林七贤都是老庄之学的忠实信徒，崇尚自然以及养生之道。
把“七贤”作为一个整体相称，只是一种便利。其实，在矛盾和残酷的现实面前，竹林名士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感到强烈的恐惧与无助，迫使他们在性命和道义之间做出选择，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分歧。
嵇康作为同曹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名士，他选择成为司马集团的对立面。谈到嵇康，便无法回避他那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说，嵇康之所以成千古之名、之所以遭遇杀身之祸，皆与此书有关。无论如何，这封短短的书信成为嵇康人生的里程碑，亦成为文人史上的里程碑了。
山巨源即山涛，同为“七贤”之一，与嵇康本是交情颇深的好友。山涛曾任选曹郎的职位，擢升为散骑常侍后，出于好意，他举荐嵇康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但山涛的好意成为一厢情愿的想法。与邪恶势力水火不容的嵇康感觉好友的这次恩惠是对自己的一次莫大侮辱，于是愤而作“绝交书”，意在表明自己鲜明的立场。嵇康的所为不过是要借此事宣泄自己积年累月的愤懑，表明自己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心迹。从绝交书中反映出的嵇康的苦闷一方面可以看出他“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的牢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嘲讽。这恰恰是他在政治腐败和玄风熏染下内心极端悲苦的真实写照，于是他通过放弃友谊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于是，绝交书也成为对司马氏集团的宣战书，并最终把嵇康送上了刑场。虽然嵇康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开，引来洛阳三千群情激愤的太学生为他的冤情奔走呼号，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司马集团杀一儆百的决心。
刑场之上，嵇康心中并无大喜大悲的激动，他不过从容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让它化做天鹅之歌。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寄托在这声调绝伦、回荡天际的旋律之中，然后从容就戮，年仅四十，绝世名曲也随风而逝。
值得一提的是，嵇康临刑前曾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儿不孤。”可见，虽然嵇康抛出了绝交书，心中依然念着山涛，而山涛也并不介意嵇康对友谊的“背叛”，在嵇康被处死后，山涛对嵇绍悉心照顾，如同己出。这是真正的知己才能够彼此体会出来的情意。
阮籍是同嵇康同道而齐名的贤人。由于家学熏陶，阮籍从小便有济世之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行事准则。不过，阮籍同嵇康的“刚肠疾恶”相反，他“口不论人过”，这是阮籍在黑暗的政治斗争中避祸的秘密所在。“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氏才会容忍他，他才得以在乱世中全生。但是“至慎”的代价就是内心压抑，积年累月就形成了胸中的块垒，需要酒的浇灌才能化解。然而，饮酒获醉只能拥有短暂的平和，扭曲的灵魂无法得到永恒的安抚，特别是在自己的好友嵇康被杀害之后，阮籍更是终日耿耿于怀，郁郁寡欢，次年就病死了。
做出像嵇康那样置生死于度外的选择很需要勇气，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勇气，于是，有一些人虽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政治斗争的黑暗，但是在现实面前又无力抗争，痛苦矛盾的心情无法排遣，于是沉醉酒乡，苟全性命，这就是刘伶和阮咸的选择。
刘伶身长六尺，容貌丑陋，然而行为奇特，“肆意放荡，悠焉独畅”。他广为流传的以酒为命的传奇故事让古来无数嗜酒者也黯然失色。刘伶常常乘着鹿车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荒野上，车中无他物，唯有一大壶酒，车后会有仆人肩扛铁锹跟随，因为刘伶吩咐过：“我走到哪里，醉到哪里，死了就把我挖个坑埋了罢。”酒果然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正如王恭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确实说到要害了。
阮咸的狂放，同刘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儒家名教的叛逆者，他放荡不羁的程度有时连自己的叔叔阮籍也认为过分。据说阮咸饮酒，一般不用杯觞斟酌，而以大盆盛酒。一次，一群猪闻到酒香也来喝阮咸盆中的美酒，他不但没有将猪赶走，反而与其共饮。阮咸还以“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而闻名当时，阮咸对于音乐的把握使他能够将老庄思想引入音乐当中，借以表达他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对自然无为境界的追求。
山涛、王戎则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在政治高压下，力求通达显贵，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阵营，虚食俸禄，追逐名利。尤其是王戎，他位极人臣，却“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但他们仍不失其风度。
山涛由于深谙处事之道，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平步青云，然而，虽然他后来摄居要职，却仍然过着贫士般的生活。时人评价他“通简有德”“雅素恢达，度量弘远”，确实是质朴而又有雅量的名士。
而王戎虽投靠司马氏，成为当朝的命官，却仍有不拘礼制的举动。王戎性至孝，母亲去世，他虽“容貌毁悴”，但仍然不废饮酒食肉。多年之后，“七贤”已然分道扬镳，王戎十分怀念竹林之游的自由。一次，他故地重游，触景生情，顿生无限感慨；伤逝之感，沧桑之叹，溢于言表。可见在内心深处，王戎还是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向秀达观恬静，最甘淡泊，沉心学术。他一直在尝试进行儒道调和，于是开创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先声，成为玄学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且他审时度势，不任性极端，如在悼念好友嵇康的《思旧赋》中，虽充斥着感怀思旧的情怀，但由于恐惧司马氏集团的屠刀，只写了一百多字，几乎是刚开头就又煞了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精练的一曲悲歌了。
然而，不论“竹林七贤”在个体行为上有什么样的差异，也不会降低他们作为魏晋风度的表率作用。他们在后来出现的分化说明旨趣有所不同，正如一片竹林中找不出完全相同的竹子一样，但是，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