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地负海涵，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提升到空前高雅醇厚的境界，而且越出武侠小说的苑囿，集武侠、言情、侦探、历史、宫闱、传奇、志怪、风俗于一身，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为一体，蔚成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之奇观。有言道：“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说。”正像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无产阶级一样，谈起郭靖、萧峰、韦小宝，就可以找到炎黄子孙的同胞。从乌苏里江到青藏高原，从红其拉甫雪山哨卡到南沙群岛钻井平台，从港台新马印度支那，到欧洲澳洲南北美洲，“金庸”二字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华文词汇。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研究和探讨金庸小说方方面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在文学界学术界逐步展开并将走向兴盛，本文仅借“民族意识”这一视角，对金庸小说试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挖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如何看待纷纭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以下分六个方面进行评述。
一、如实描绘民族斗争的历史画卷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共有长、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20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对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笔的这20个民族，是以非常严肃的历史态度、严格的历史眼光去描写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金庸所描写的民族，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汉族地域为中心，与汉族地域接壤的“华夏民族群”；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宋辽金元、晚明初清时期。金庸直面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一幅幅壮观的民族斗争画面。他如实写出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金庸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主要表现在，他高度尊重民族斗争史实，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既敢于动大手笔，又不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凡遇读者可能在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疑问之处，金庸都尽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说阐释。例如《碧血剑》第十四回写主人公袁承志去行刺皇太极之时，目睹皇太极被皇后的情人多尔衮刺死，随后多尔衮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张煌言诗和孟森、胡适等人的考证，最后指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见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已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艺术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以坚实的历史材料作基础，金庸笔下的民族斗争场面才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他以一支凌云健笔，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弘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做佛学的入门书，其实金庸小说也可以作为民族斗争史的入门书。读上几部金庸小说，心中就会自然展开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画卷。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二、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的历史游戏，战争从来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尽管“春秋无义战”，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那些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奋起而战者，永远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说对那些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给予了高度热情的歌颂。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一回《襄阳鏖兵》中，助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与杨过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营。忽必烈借父亲拖雷与郭靖的旧谊，企图以言辞将郭靖罗致麾下。他指出“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冤”，然后叹惜郭靖“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郭靖朗声道：“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忽必烈又道：
贵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当真有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我大蒙古朝政清平，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疾苦之中，无人能解其倒悬，这才吊民伐罪，挥军南征，不惮烦劳。这番心意与郭叔父全无二致，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来，咱们再来干一碗。
郭靖却大袖一挥，将众人酒碗尽皆打碎，怒目痛斥道：
住了！你蒙古兵侵宋以来，残兵以逞，白骨为墟，血流成河。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箭之下，说什么吊民伐罪，解民倒悬？
郭靖的一番话，堂堂正正，大义凛然，代表了一个被侵略民族英勇不屈的心声。郭靖见忽必烈“气度宽宏”，良言相劝道：
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俊彦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来，从不屈膝异族。蒙古纵然一时疆界逞快，日后定被逐回漠北，那时元气大伤，悔之不及，愿王爷三思。
侵略者不听良劝，果然不到百年，就被汉族人民“逐回漠北，元气大伤”，成吉思汗的全盛时期不可再现。金庸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中，就描写了如火如荼的明末大起义，勾勒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的壮剧。
在《书剑恩仇录》中，满清朝廷对天山回部的木卓伦部族横征暴敛，大肆欺压，劫夺部族圣物可兰经，激起该部奋起反抗。清廷派遣大军镇压，下面是清军使者到木卓伦部下书的一段：
那使者走到木卓伦跟前，点了点头，说道：“你是族长么？”神态十分倨傲。清兵无故入侵回部，杀人放火，回人早已恨之入骨，这时见那使者如此无礼，几个回人少年更是忍耐不住，刷刷数声白光闪动，长刀出鞘。
那使者毫不在意，朗声说道：“我奉兆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清晨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他说的是回语，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
木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命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道：“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人，也决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均知清兵势大，决战胜少败多，但他们世代虔诚信奉伊斯兰教，恋爱自由，绝不做人奴隶。
木卓伦部在黑水河英奇盘山脚大破清兵，并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黑水营之围”。金庸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这场以少胜多、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虽然后来清兵大增，木卓伦父子力战而死，但他们“保乡卫土，捐躯疆场”的壮烈业绩，永远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批判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
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时也就意味着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地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汉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征伐。
侯君集俘虏了国王麦哲盛及其文武百官、贵族豪杰，回到长安，将迷宫中所有的珍宝也都搜了去。唐太宗说，高昌国不服汉化，不知中华上国衣冠的好处，于是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高昌人私下说：“野鸡不能学鹰飞，小鼠不能学猫叫，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
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她自言自语道：
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子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花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花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十二家》第111页）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四、精心塑造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人。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豪爽豁达，智勇双全，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为了给一个叫阿朱姑娘的治伤，乔峰孤闯聚贤庄，受到中原各路武功高手的围歼。他奋起神威，杀得血肉横飞，自己也几乎丧生。后来他与阿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并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于是决心与阿朱离开中原，到塞外去过自由的游牧生活。不料阿朱为了不让萧峰在仇杀中遇难，化装成萧峰的仇人，竟被萧峰一掌误毙！萧峰伤心欲绝，但阿朱临终嘱他照料妹子阿紫。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一般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刺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五、深刻反省汉族文化的各种弊端
《书剑恩仇录》中与木卓伦部这一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对比的是红花会这一汉人武装群体。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豹隐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汉人之后，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劝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汉族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汉人书生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百鼠交战。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遣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红花会的方略，以皇太后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集团也会除掉乾隆，另立一个满族的皇帝。满族人之所以做了汉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族文化存在着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其实，只要国富民安，为什么皇帝一定非是汉人不可呢？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汉族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汉族最有学问的几个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查继佐说：
绝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汉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开国君主，实在是汉族文化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金庸小说对汉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
六、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大同境界
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武功打斗，因此很多作品自觉地表现出欣赏乃至宣扬暴力仇杀的不健康倾向。金庸小说的又一伟大之处，就是在描写战争和暴力打斗的同时，表现出反战争反暴力的“神武不杀”的高超境界。
《天龙八部》所涉及的宋辽攻伐战争，已历100年，边疆之上，宋人辽人相见即杀。萧峰亲眼目睹宋军官兵掳掠契丹牛羊百姓，杀婴儿、侮妇女，美其名曰“打草谷”。他到辽国就任南院大王后，又目睹辽军对宋国百姓也如此这般“打草谷”。一时之间，萧峰思潮如涌。
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谜，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
“大家好好的都是人”，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人类最基本的公理。民族之间的战争仇杀，根源往往在于不同的文明方式、生活方式之间的隔阂。汉人自负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视其他民族为蛮戎夷狄，非人之属。女真人、蒙古人自负勇悍无敌，欲凭金戈铁马征服天下，完颜阿骨打认为“辽人奸猾”，而“中原蛮子啰里啰唆，多半不是好人”。而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对汉人的看法是“南人贪财，卑鄙无耻之徒甚多”。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偏见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经常为那些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金庸小说对民族之间的战争从根本上是持否定和惋惜的态度的。《射雕英雄传》中的成吉思汗自豪于自己的铁骑横扫欧亚，威风不可一世。而在出身平民的郭靖看来，这种用累累白骨堆起来的功业，算不得令人尊敬的英雄行为。金庸用郭靖、黄蓉之死、萧峰之死、香香公主喀丝丽之死，用这些人类最精华的英雄儿女之死，对民族之间的兵戎相见表示了最大的哀痛。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对清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事用数万字的篇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特别强调“此约之立，使中国东北边境获致150余年之安宁”，突出康熙皇帝以战求和的总体战略意图。在《天龙八部》所涉众国中，大理国最为弱小，而金庸对大理国情有独钟，原因就是大理国尊奉佛法，爱好和平。保定皇帝传位给段誉时，叮嘱他爱民和纳谏之外，特别嘱他“更不可对邻国擅动刀兵”。总之，金庸小说从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出发，反对战争，歌颂和平。《天龙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为了启悟萧峰，用生命给萧峰留下了32个字：
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这32个字可说是金庸小说赠给所有读者的启悟，各族人民特别是统治者若都能认识到这一步，大同世界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以上六个方面之外，金庸小说还努力挖掘了民族矛盾的文化根源，广泛展现了美丽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风貌，热情谱写了民族友谊的团结赞歌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至此亦足可看出，金庸小说民族意识的进步性、深刻性与超前性，在中华民族文学之林中的确是无人可与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