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西方的东西在他那里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在文言的铁幕后面，他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式的消化和理解。你读到他文章中引用的西文，有很流畅的感觉，好像是中国人在说话，尤其是他把那些西文都翻译成文绉绉的中国式句子，更明显是出于“用夏变夷”的洋务派文化策略。这样的“学贯中西”比起林琴南时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自有其相当大的成就，但应该指出，它在沟通的同时也正在“遮蔽”和窜改西方的精神与气质。考虑到40年代学术界的此类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这表现了那一代学人对西方文化的巨大恐惧？民族忧患意识在学术界导致建立一种以传统国学为支撑点的“文化铁幕”，此中的利与弊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对今天甚嚣尘上的国学浪潮也不无启发。
再一个问题是，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表现出的姿态与陈寅恪等相比，有相当大的不同。钱钟书不喜欢陈寅恪过于质朴的文风，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文风问题，而是更深层的一个学者的处世姿态问题。钱钟书的确倜傥潇洒，令人钦羡，但与陈寅恪相比，他缺少一份沉重，缺少一点担当。他太智慧了，看透了一切，就像他的《围城》里所寓意的，教育、爱情、家庭、事业，都是靠不住的，万象皆空，一切都被他讽刺得一丝不挂。那么，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海马歌舞厅》的主题歌有一句：“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我觉得很适合钱钟书的形象。我曾经私下说过，钱钟书就是一个有学问的王朔，大概偏激了一点。可能钱钟书自有他更深的考虑。从“诗分唐宋”到“论难一概”，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困惑和焦虑，它可以说明《谈艺录》更靠近中国传统诗话的源流，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美学著作。所以，今天没有必要继续爆炒钱钟书的一些时代局限性很强的东西，新的学术时代正在来临，中国文化应该以一份平常心汇入整个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