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切都在跟他们作对。他们没有防水的衣服挡雨，没有灰泥造屋，没有犁铧耕作农田，没有役畜拖拉他们实际上并不拥有的犁铧。周遭的土地似乎都遭受着“医不好的不孕不育”之苦。好不容易从土壤里抽出芽儿的庄稼，往往又被水兵或犯人乘着夜色偷走，剩下的还没有被偷走的多。有好多年，这两批人不但需要食物，而且还需要能说得上名字的几乎任何一种基本物品：鞋子、毯子、烟草、钉子、纸张、墨水、铺地防潮布、鞍具——简单说来，就是任何有需求的制造品。士兵们尽己所能给他们的资源估值，但大多数人没一点儿概念，找东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找到了呢还是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什么。历史学家格伦·麦克拉伦引用了一名士兵的报告，他被派往亨特河河谷寻找资源。“土壤是黑色的，”士兵写得鼓舞人心，“但是掺杂着一种沙质或泥灰样的东西。鱼类也很多，从它们跳跃的样子看，我认为是鲑鱼。”
由于发展需要依靠犯人，而犯人们除了自身利益，缺乏任何能够激发出献身精神的基石，这样进展就越加雪上加霜。工于心计的人很快学会了避重就轻，做些轻松活儿。一个叫哈钦森的家伙偶然发现某个船舱里收藏着一些科学仪器，就游说长官说自己有学识来掌握染料的调配方法，并花了好几个月用烧杯和天平做了一番复杂的实验，这才慢慢露了底细，原来他对自己正在忙活的事情一窍不通哪。当犯人们骗不了长官的时候，他们常常愚弄自己的同伴。他们卖地图给新来的犯人，图上标注了如何步行到中国去，这种违禁交易存在了好几年。有一回，多达六十个人逃出樊笼，他们相信在一条仿佛有些遥远的河流的对岸就有一处神奇的宽恕之地。
到1790年，政府农场已经废弃，英格兰没有一点儿救济的意思，他们完完全全地依赖日益减少的给养贮备。现在不单是食物短缺，大米经年成为陈米，基本上都不能吃了，里面生满米虫。沃特金·坦奇恶心欲吐地记述道：“每颗米粒……都是活的。”危机在他们某天清早醒来的时候到了顶点，剩下的牲口中走失了六七条，再也找不着了。这些殖民者真是险象环生啊。
他们的这种无望时而还具有一种可爱的品质。当原住民杀死一个名叫麦肯泰尔的犯人时，菲利普总督一反常态，怒不可遏（这时他被长矛刺中没多久），打发一队水兵去讨伐，命令他们带回六个脑袋——随便哪六个都成。水兵们踏着沉重的步伐在灌木丛林里转了好多天，但只抓住了一个原住民，而且当人们意识到这个原住民是朋友的时候还把他释放了。最终，他们没逮到一个人，这事儿似乎也就安安静静地被人淡忘了。
菲利普被压力折磨得精疲力竭，四年后受召回国，到巴斯颐养天年。除创建悉尼之外，他还有另一项突出的成就——1814年，他竟然从轮椅上跌下并摔出楼上的窗户，死掉了。
二
现代悉尼可是个星冰乐[22]天堂，要在此地看到一丁点儿早年生活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其中的部分缘由显而易见，事物已经向前发展了许许多多。两百年前竖着简陋粗鄙小屋和七歪八扭帐篷的地方，今天已经摇身一变为了不起的美丽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变化巨大得让人不能同时正视这两个极端。但是即便是现在，还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的起源在本质上——如果算不上压抑——也有一点儿拼凑的意思。
在这个城市里，第一舰队的纪念碑无处可寻。去国家海洋博物馆或悉尼博物馆，你肯定会产生某种印象，即一些早期的居民吃尽千辛万苦——你甚至会想到他们在这里生活绝非出于自愿——但是，“他们戴着镣铐来到此地”这个概念却没有表达清楚。罗伯特·休斯写了一部有关这个国家早期状况的宏大史诗《致命的海岸》，他提到直至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肇始于囚犯的事实仍旧被视为毫无学术价值，而且肯定不会在学校里教授。约翰·皮尔格在《秘密国家》中写到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悉尼度过的孩提时代，那时就是在家里也从不提及“龌龊物什”，这个指向女子月经的古怪而又委婉的说法就是承认了先人的囚犯身份。我个人可以申明，站在一众笑容满面的澳大利亚人面前，即使用最没伤害力的辞藻提到了有关囚犯的过去，都会感觉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
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极度自豪，他们从最最不顺遂的尴尬局面开始，在遥远艰难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繁荣向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这是极其不错的。即便亲爱的老爷爷年轻时候有点儿手脚不干净，那又如何呢？看看他身后留下的东西吧。
那么，再次回到悉尼的环形码头，两个世纪之前菲利普总督和他那浑身盐霜的散乱队伍上岸的地方。我又到了澳大利亚，之前，我回家处理了一些其他工作并准备真正地游历一趟。现在，我回来了，而且，我得说，感觉还挺神气活现的。太阳浑圆灿烂，城市苏醒过来，咖啡馆里，百叶窗“咔嗒”一响打开了，椅子摆到了户外。我刚刚从全封闭的飞机中解脱出来，发现自己又到了对跖地，享受着这番奇迹与惬意。最终，我要细看悉尼了。
夏季工作日早晨八点半的悉尼环形码头，生活中可没有很多比这更美妙的地方让你驻足了。作为起点，它展示了一幕世界上最雄浑的景观。右边，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戴着时髦而又朴素的尖角屋顶，在阳光中灿烂得几乎恼人。左边，耸立着瑰丽高雅的海港大桥。水那边，月光公园亮闪闪地诱惑着你，那是个科尼岛[23]式的游乐园，大门弄成脑袋的模样，疯狂地咧着嘴大笑。（那里关门很多年了，不过某些有追求的人让它保持整洁光亮。）眼前的水面波光粼粼，海港中结实的老式渡轮密密匝匝，仿佛从20世纪40年代诸如《拖船托马斯》之类的童书的书页里拖出来似的探索着整个世界，倾吐出一串串晒黑了皮肤、衣着轻薄的职员，去填满后方影影绰绰的玻璃和混凝土大楼。
一种欣欣然的勤勉奔忙弥漫了整个场景。这些人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安全的、追求公平的社会里，生活在令你强壮、俊美的气候下，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中。同时，他们有机会乘坐从孩子们的故事书中驶出来的船儿去上班，越过一片宏伟壮丽的水面，而且每个早晨从《晨锋报》和《电讯报》上抬起眼睛就看得到著名的歌剧院、鼓舞人心的大桥和月光公园那张大笑着的面孔。这就无怪乎他们看起来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集万千关注于一身的是歌剧院，你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它家喻户晓的程度十分惊人，非常能代表“嗨，我在悉尼哪”，所以你不可能不盯着它看。悉尼出生的评论人克莱夫·詹姆斯曾将悉尼歌剧院比作“一台缀满牡蛎壳的便携式打字机”，这可能稍稍苛刻了。不管怎样，歌剧院与美学无关。它关乎的是作为一个偶像的问题。
它的存在根本就是个小小的奇迹。现在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的悉尼是怎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它被世界遗忘，甚至墨尔本都令它相形见绌。在1953年的时候，该城还只有八百间旅馆客房，刚够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之用，而且晚上没一事可做，甚至，酒吧下午六点就打烊关门。而证明这个城市平庸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歌剧院现在这个既有场地又有水景的大好地段当时居然是市政电车修理厂的所在。
接下来发生了两桩事情。墨尔本获得了举办1956年夏季奥运会的殊荣——召唤着悉尼行动起来，如果这种召唤确实存在的话——悉尼交响乐团的头儿尤金·古森斯爵士开始鼓动建造一座音乐厅，尽管这个城市连个供管弦乐队演奏的像样地方都没有。在这般驱促之下，悉尼决定推倒摇摇欲坠的电车车棚，在其旧址建造一座值得称道的建筑。为了寻求适合的设计方案，悉尼还组织了一次竞赛，一班地方名流召开会议选择胜者。裁判们无法达成一致，就向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罗·萨里宁征求意见，他在备选方案中挑拣了一番，选出一个被评委们否决了的设计。它的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三十七岁丹麦建筑师，名叫约恩·乌松。评委会遵从了萨里宁的意见，给乌松发去了消息，这不但可能使他们欣慰，也绝对为他们带来了荣誉。
“这个方案，”用约翰·冈瑟的话说，“大胆，独特，选得出彩——当然还有麻烦，而且麻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出在那个著名的屋顶身上。以前还从没建造过一幢这么大胆倾斜、头重脚轻的建筑，没人可以为成功打包票。现在回头看，项目启动时的仓促可能反而拯救了它。一位主要工程师后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意识到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那它就永远不会获准兴建。仅仅确定建造屋顶的原则方法就花了五年——整个项目原打算耗时不超过六年——结果，建造的工作拖拖拉拉，用了差不多十年半的时间。最终的建造费用达到了沉甸甸的一亿零两百万澳元，是原先估算的四倍。
有趣的是，乌松从没见过他的获奖作品。1966年，他在提高预算的争论中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头。他也再没有设计出这样远近驰名的东西（他的其他主要项目都在丹麦：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座教堂、赫尔辛格和弗雷登斯堡的住宅等）。启动项目的古森斯同样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梦想实现。1956年，在悉尼机场通关的时候，他被发现携带大量各式各样的淫秽制品，便被请到他处去发展自己龌龊的欧陆爱好了。这样，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嘲弄，他便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不了自己最出色的那一下雄起咯。
歌剧院是座豪华的大厦，我没有贬损它的意思，只是海港大桥乃我心之所属。它不那么喜气洋洋，却更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看见它以最出其不意的角度从匍匐于地到腾身而起，就像一位大叔辗转腾挪着自己的身体想张张入照。从远处看，它有一种勇武男子的克制之态，雄壮但不自以为是，然而走近了，它的威势却压人得紧。它在你的头顶飞腾，那高度能让你从它身下传递一栋十层的高楼，看上去仿佛是地球上最沉重的事物。它上面的每一样东西——四座高塔上的大石块，主梁上的斜条结构，金属板，六百万枚铆钉（钉头像切开两半的苹果）——都是你平生所见同类事物中最大个的。建造这座桥梁的是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们，他们坐拥的煤山炉海足以熔化一艘战列舰。只桥拱一项就重达三万吨。这是座宏大的桥梁。
它从头到尾延展一千六百五十英尺。我提到这个不仅仅因为自己正漫步走过它的一尺一寸，更因为这个数字中存有一段辛酸事。1923年，该城居民决定建造桥梁横跨海港的时候，他们决议不只要建桥梁，还要造出史上最长的单拱跨度来。这在一个年轻的国家是个大胆之举，它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差不多十年。1932年，就在建成前不久，纽约贝永大桥静悄悄地开通了，人们发现它的长度多出25英寸——长了0.121%。[24]
在飞机上待了这么久，我急于舒展一下自己还算匀称的四肢，于是过桥到基里比利区去，一头扎进北岸生活安逸的老街坊。这地方多灵光啊。我漫步经过延伸入林中的狭长草地，我的英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此人以后还要大书特书的）曾在此处不可思议地驾驶飞机起飞，飞入上方荫翳的小山，穿过静悄悄的住宅区——那儿村舍风格的房子掩藏在盛开的蓝花楹和飘香的鸡蛋花里（而且，每个前庭花园中，蜘蛛网结得像蹦床，每张网中间盘踞的蜘蛛都会让勇敢的男人倒抽气儿）。每拐一个弯，都有蓝色海港的惊鸿一瞥——在花园的围墙上边，在斜坡的道路底下，像一幅晾起晒干的床单挂在比邻而建的房子中间——虽不免有些偷摸鬼祟，风景却更显美好。悉尼有许多地区整个都挤满了富丽堂皇的房子，似乎除了阳台和平板玻璃之外便一无长物，几乎没有一片树叶遮蔽骄阳、阻挡视线。但这儿，在北岸，他们明智而高雅地牺牲了全景式的大视野，换来树木清凉的荫蔽。这里的每位居民，我保证，都会进天国的。
我走了好几里路，经过基里比利区、中立湾和克莱蒙点，又穿过繁华的莫斯曼区，最终来到巴尔莫勒尔，这里有一处保护海滩，俯瞰中港，还有一个极好的水上公园，粗壮的莫顿湾无花果树铺陈着树荫，那显然是澳大利亚最可爱的树木了。水边的一块标牌上写道：如果你被鲨鱼吃掉，那不是因为没人告诫过你危险。很明显，较之海港外面，海港里面的鲨鱼袭击事件要多出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简·莫里斯那本既动人又活泼的书《悉尼》中还读到说，此海港多产致命的“妖精鱼”。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穷尽阅读，我都没再碰到其他一点资料提及这些食肉生物。还得赶紧补充一句，这并不是说莫里斯女士信口开河，只是说明，仅凭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不可能读尽这个渗着毒汁、龇着獠牙的奇妙国度的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朵涟漪下潜藏的危险。
这些想法在几个小时之后便有了某种现实意义。那会儿正是下午，干燥炎热，我回到城里，累极了，汗出得浑身黏糊糊的，一冲动便匆匆跨进海德公园旁边堂皇森然的澳大利亚博物馆。我走进去不是因为它有啥妙处，而是因为我热得快疯掉了，而它看上去就是那种老建筑，内部照明暗淡，还有一片令人快意的阴凉。它两种特质兼备，而且妙处颇多。这是个庞大而老派的建筑——这话可是由衷的赞赏之词。我知道博物馆也就这些花头了——高高的厅堂里建着一条条廊道，摆满了填了料做成标本的动物、仔细固定在长盒子里的昆虫、闪闪发光的矿物或原住民工艺品。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每个房间都是一桩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