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了一趟火车去亚琛。我之前从未去过那儿，但它离我前几天晚上住的列日，只有非常短的一段距离，而且我一直想要去亚琛大教堂看看。在欧洲，亚琛算得上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它好像很庆幸自己成为被遗忘的一角。亚琛、马斯特里赫特和列日是挨得非常近的邻居——彼此大概只相隔20英里——但它们分属不同的国家，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德语、荷兰语和法语，而且为了更容易地交流和互相理解，各地区的居民还都会说一种当地特有的方言。
我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找了间房，把背包往那儿一扔，就马上出门了。我在一家叫作快克（大概是快来几克的简称）的汉堡连锁店吃了些薯条和汉堡，便迫不及待地去城里闲逛了。
我对自己的迫切之心感到有些小小的惊讶，我已经有17年没来过德国了，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它确实变了，变得更加富有。1973年的德国就已经很富有了，但是现在，天哪，就算是繁荣的佛兰德斯在它面前也会败下阵来。在这里，几乎每一家商店看起来都非常高档和忙碌，并且充斥了时尚有型、价格昂贵的商品，比如万宝龙钢笔和爱彼手表。甚至那些卖普通商品的商店也同样饶有趣味，比如一家叫冯·德利瑟尔的专卖店，坐落于山顶上的老集市旁边，出售厨房用具和其他家庭用品。巨大的橱窗展示的不过是些平常的物件：烫衣板、洗衣篮、咖啡壶和煎锅，但每一口锅都在发光，每一块塑料都在闪耀。我往前走了走，经过了两家棺材店，竟然产生了一种让人瑟瑟发抖的“果然这就是德国”的感觉。即便是棺材，也被装饰得美轮美奂，让人想要进去一探究竟。我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对精致的衬里和闪耀的把手钦佩不已。
我还没习惯这样的场面。我依旧在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想问题，我觉得欧洲是一个整体，欧洲人也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人。尽管你能读到丹麦的人均GDP比英国高40%，但丹麦人的富裕程度看上去也没比英国高40%，他们不穿比英国人亮40%的鞋子，也不开比英国人大40%的车。但是这里的人看上去的确非常富有，而且远远不止比英国人富有40%。每个人都穿着看起来像是早晨才买的衣服，就连小孩子的运动鞋看起来都没有一点磨损。每一辆车都有一个让它显得闪闪发亮的展示厅。就算是出租车，也全部用的是奔驰。这里就像是一个贝弗利山庄[56]，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陲小城。德国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
不过，这里也不是事事皆完美。城中心的很多建筑物都没什么辨识度，尤其是那些现代购物中心。这里的酒吧和饭店也不像荷兰和比利时的那样让人感到舒服欢乐。但当我踏入庄严的亚琛大教堂时，我对这座城市的爱意又回来了。我先去了珍宝展览馆，那里有很多珍宝，包括我一直想见识的上好的圣物箱，里面有查理曼大帝的半身塑像，真人尺寸，宛如上帝；16世纪的雕版三联画，上面刻着教皇格里高利做弥撒时的场景，让我看一辈子都不嫌多；还有一大堆不算有名但十分华美的手工艺品。
所有的藏品都被展示在小小的、简陋的、昏暗的房间里，但依旧遮挡不了它们的光芒。大教堂隔壁是一个八角形的教堂，它是仿造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而建的，但是大部分复杂宫殿建筑的遗迹都在二战中被摧毁了。这个教堂很小、很暗，却非常精巧，教堂穹顶、大理石饰品和彩色玻璃交相辉映，色彩十分丰富，甚至让人觉得那是流动的液体。就算是在查理曼大帝时期，这座教堂也十分拥挤——只能坐下不到100人——但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无与伦比。这所教堂远不是那种看过一遍就完事儿的景点，我打算明天再到亚琛来看它一次。
在下午的最后几小时里，我全然不顾发疼的脚踝，漫步在亚琛的街头。我瞧了瞧铺有鹅卵石路面的集市广场，在劳兹贝格公园周围安静的居民区踉踉跄跄地行走。很难想象，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曾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和查理曼大帝王座的所在地。等到我再次翻阅吉尔伯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知道，亚琛是第一座落入盟军手中的城市。1944年，亚琛经历了七天七夜的鏖战，最后化为一片废墟。现在的你，是无法想象到当时的景况的。
到了晚上，我开始到处找餐厅。找餐厅这件事在德国通常是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你很有可能在餐厅看到三个穿着皮裤的人在弹奏波尔卡，你就得小心翼翼地透过玻璃窗，和餐厅老板再三确认，确保“威利”和“巴伐利亚男孩”不会在8点半的时候突然跳上舞台，不然情况会非常糟糕。试想一下，你刚在面前打开一本书，正准备边看边吃饭的时候，突然被一群面红耳赤、晃着手里的啤酒杯、高唱着纳粹党歌《豪斯特·威塞尔之歌》的德国人包围了，那该多么糟糕。我觉得二战的停战协定中应该加上一条：德军在投降时，必须把手风琴和武器一并上交。
我找了不知道是六家还是八家餐厅，门口的菜单上写的都是些让人感觉不妙的德国名字，Schweinensnout mit Spittle und Grit,Ramsintestines und Oder Grosser Stuff，诸如此类。我十分希望我点的东西在端到我面前时能让我有食欲，甚至可能还十分美味，但是我又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害怕胡乱点单之后，服务员端上来一盆胃和眼珠。有一次在巴伐利亚，我和卡茨对着完全无法看懂的菜单随意地点了一份Kalbsbrann，一分钟之后，餐厅老板出现在我们面前，看起来犹疑不决，十分尴尬，他穿着屠宰场里会用的围裙，不停地晃着手。
“实在是非常抱歉，先生们，”他说道，“但是你们知道Kalbsbrann到底是什么吗？”
我和卡茨对视一眼，表示我们确实不知道。
“呃，这个东西，你懂的，是小牛牛用来想问题的地方。”他说。
卡茨当场绝倒。我非常感谢老板能够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我敢说，老板只是不希望看到食物从两个美国人的嘴里喷出来，然后被叫过来，再被要求提供一些在美国中部也能吃得到的食物。我们非常庆幸自己能够虎口脱险，像两个在一场车祸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的人一样晃晃自己的头，讨论着欧洲人为什么如此奇怪。如果你想要在欧洲遍地吃得通，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这里的人会非常开心地把门腔、腰子、马肉、青蛙腿、睾丸、血块做的香肠和小牛牛的脑子塞进嘴里。
最后，经历了些跋涉，我在入住旅馆所在的剧院街街角找到了一家叫随想（Capriccio）的意大利餐厅，里面卖的是意大利菜，但服务员全是德国人。（我能通过他们的长筒靴分辨出来——开玩笑啦！）招待我的女服务员不会说英语，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她明白我的意思。我要了一杯啤酒，她看着我，带着一丝不高兴的神色。
“什么？陪酒？”
“不，啤酒。”我说，她的疑惑更明显了。
“泡酒？排球？皮球？印第安老斑鸠？”
“不，不，啤酒。”我指了指菜单。
“哦，啤酒。”她顿悟了，感觉好像是我在误导她一样。我为我不会说德语感到有些抱歉，但我马上就释怀了，因为如果我能听懂德语，那么隔壁的那男人对那女人说的话我就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个自大的男人很明显正在向他妻子（或者是情人）吹嘘自己。我如果真能听懂，就会像那个女人一样无可奈何。只见那女人正大口大口地抽着勋爵牌香烟，打量着餐厅里的所有男人，除了我之外（我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隐形的存在，狗与传教士除外）。她的同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正忙着向她吹嘘自己是如何把一卡车呼啦圈和李欧·赛耶[57]的专辑卖到东德去的，看得出来，他正沉浸于自己的机灵劲儿中无法自拔。
他笑起来的样子和我高中的劳技课（木工活）老师阿尔维斯·德里克一模一样，更巧的是，正是德里克教会了我一点点勉强可用的德语。
我会选修德语课的原因只有一个，教这门课的老师是韦伯斯特小姐，她可称得上是“行走的春梦”。她的胸部“波涛起伏”，非同一般，她紧贴着裙子的翘臀就像是用透明的玻璃纸包住的西瓜。每次韦伯斯特小姐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时，座位上的18个青春期男孩就会开始呼吸困难，并渐渐地把手滑到桌子下面。不过开学仅仅两周之后，韦伯斯特小姐就神秘地离职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德里克先生来顶替了她的教职，直到有正式的老师入职，他才会被替换。
这真是场大灾难。德里克先生对德语知之甚少，他和德国最亲密的接触可能就是一场曾在密尔沃基举办的啤酒节。我确信他连代授德语课的资格都没有。他是这么教我们的：打开一本书，用他粗大的手指沿着文字指来指去，把课本上所有的难点一律跳过。我猜想，他在高中教木工活应该不需要什么高级文凭，尽管如此，他上课还是用尽了浑身解数。我看《霍根英雄》[58]学到的德语都比他教的多。
德里克先生位列“我讨厌的人”名单中的第一位，因为他，我的两年高中时光如同炼狱。当他用乏味单调的语调讲工具的用法和保养时，我努力地尝试过认真听讲，但是没过几分钟，我便发现自己的眼睛正不由自主地瞟向窗外，那里有36个妙龄少女，全都穿着蓝色小褶皱裙，她们的小屁股在裙下若隐若现。这时，我的想象力便开始如脱缰的野马——我变成了一条挣脱了链子的小狗，在她们古铜色的大长腿间爬来爬去，一边闻着她们身上的香味，一边喘着粗气……一两分钟之后，当我的嘴唇正体验着少女们梦幻般的挑逗和亲吻时，我突然被拉回现实，班上的每个人都在看着我。很显然，德里克先生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德里克先生？”
“我刚刚在问你这个刀片属于哪一种，布莱森先生。”
“锋利的那种啊，德里克先生。”
德里克先生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通常这种叹息只会发生在一个蠢货发现了另一个比他更蠢的蠢货时），然后疲惫地说：“这是一把14英寸[59]长、带有两个孔的匈牙利刀具，布莱森先生。”这堂课的剩余时间里，他让我在教室后面罚站，还要我用鼻子把一张砂皮纸顶在墙上。
我实在不是干木工活的料。当班上其他同学都在操作危险嘈杂的电动工具做松木盒子或海船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基础操作台前，和矮胖的塔比·塔克，还有另外一个蠢货一起。那个蠢货实在是愚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屑知道他叫什么，我们通常称呼他为“口水男”。我们三人是被禁止碰任何比砂皮纸和榆树牌胶水更危险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只能无休止地坐在那里，用废木料做些啥也称不上的东西。当然口水男除外，他只会吃掉那些胶水。而德里克先生从未放过任何一次羞辱我的机会，“这又是什么呢？”他总是这样说，然后拿着被我折腾了27周的木头，高举起来，让全班人得以共赏并加以嘲笑。“我已经教了16年的课了，布莱森先生，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是我见过的做得最糟糕的一个。”还有一次，他拿起了一个我做的鸟笼，不过还没等他完全举起来，鸟笼就坍塌了。整个教室顿时就沸腾了，塔比·塔克因为笑得太用力差点窒息。他笑了足足20分钟，尽管在此期间我曾隔着桌子小心地警告过他，如果他再笑，我会把他的睾丸也切一个糟糕的斜面，但这种威胁根本无效。
那位女服务员终于拿来了我的啤酒，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在自己的小宇宙中沉浸了至少10分钟。这让我很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可能自言自语，不时发出笑声，看上去就像是那些在公共车站过夜的人。我环顾四周，幸运地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我邻桌的那个男人还在忙着向他妻子或情人炫耀，他是如何把2000张《杰森·金》录像带和最后的68000本《全民寂寞的美国》[60]当作阁楼的绝缘材料卖给罗马尼亚人的。而同时，他的女伴正在用眼神和餐厅另一边的一个男人做爱，不过那个男人正忙着解决一根三英尺长的意大利面，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被一个女人“睡了”。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陈年往事温暖了我，不过想到这些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倒是暗暗庆幸了一把。毕竟之后的我再也不用做切斜面这样的事儿了，再也不需要用250个字以上的词句解释美国当时的禁酒令是什么，更不需要回答一个长得像老鼠一样的蠢货提出的诸如哪一个遥远的国度生产黄麻，以及黄麻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了。只要想到这一点，我总会兴奋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去火车站赶一趟到科隆的火车。我早到了半小时，所以打算到车站里的咖啡店去逛逛。这是一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干活的小店，她看我坐了下来，却忽视了我的存在，一直忙着擦柜台后面的橱柜。她离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我完全可以靠在柜台上，把她的屁股当鼓敲。不过渐渐地，我回过神来，如果我想喝点什么东西，那我就得到柜台前提出正式的请求。我并不懂这里的一套，但她应该永远都不会认为我是个外国的旅客，所以也不会过来和我说“想要咖啡还是茶”，她甚至都不会给我一个让我去柜台的暗示。是的，这些都不会发生。是我坏了规矩，所以落得被忽视的下场。这是德国人的性格中最坏的一部分。事实上，德国人干的最坏的事儿就是在欧洲发动战争，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都不算什么。
我认识一个在波恩[61]生活的英国记者。有一次他在工作的当口接到了女房东的一个电话，女房东要求他把晒在外面的衣服取下来，重新挂得更整齐些。他苦口婆心地说了好一会儿，让她自己去折腾。在那之后，他每次回到家，都会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拿下来重晾过。还有一个周末，他刚刚剪完草坪回来，发现有一张匿名的告示贴在了地上，大致意思如下：在德国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早晨，禁止剪草坪，一旦发生这种行为，就会被通报到专管割草事宜的警察那儿去。后来，他被调到了波哥大[62]，他说离开波恩的那一天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科隆是一个无聊的地方，而这正好是它赢得我青睐的原因。因为我总算很开心地发现，原来德国人也可以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把自己的城市弄得乱七八糟，科隆就是这样。你一出火车站，便能望到一座室外的电动扶梯，它的上面便是科隆大教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它的雄伟和大气毋庸置疑，但它就矗立在一个十分空旷而且还需要坐电梯才能到达的地方，这还是蛮让人心塞的。你想象一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63]处于一片停车场上，你大概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不知道德国人在建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他们没把人放在眼里。
我之前匆匆来过一次科隆，那是在某一年的夏天，我独自过来旅游，但除了知道科隆有一座大教堂像一座石头大山一样居于一个现代城市之中，我对这个城市就没有其他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住在一家招待所里，那里经常被一座横跨莱茵河的铁桥阴影所笼罩。我关于这座招待所的记忆比整个城市多得多。我记得房门外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德语杂志，这些杂志除了对性和电视节目有兴趣外，对其他什么都不关心。不过德国的电视节目确实是这样，除了性，就没关心过别的。有关性的内容似乎就是这些杂志和电视节目最大的亮点了。不过你得知道，这在德国根本不算什么，更是连“色情”都谈不上，他们就像英国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园艺技术一样去谈论性。整个下午加晚上，我都在夹着这些消遣读物，不停往返于房间和那张桌子。嘻嘻，我这是为了做文化研究。
我对一本叫《新批评》或类似名字的杂志的其中一个专栏特别感兴趣。这个专栏每周都会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妇，比如杜伊斯堡的卡车修理员陆迪和他性感的图书管理员妻子格兰塔的故事。每周的夫妇都是不同的，不过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从一根牙膏管里面挤出来的牙膏：年轻、好看、身形健美、笑容迷人。通常专栏会用两三张照片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陆迪拿着扳手在一辆荷兰产的达夫卡车下大笑，或者是格兰塔在超市里对着冷冻的鸡肉暗送秋波。之后的照片便是陆迪和格兰塔一丝不挂，在家里忙着做家务：在水槽旁洗碗，两个人一同喝一勺炖锅里的汤，或者是用屁股玩字母拼图。
这些照片并非公然的性描写。陆迪从没硬过，他正忙着享受洗碗和喝汤。他和格兰塔每一秒的状态，看起来都像是深处极乐世界。他们对着镜头自然地微笑，让他们的邻居、同事和所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观赏他们一丝不挂地切蔬菜、往洗衣机里扔衣服。我在想，德国人的好奇心可真是强烈！
这就是我对科隆几乎全部的记忆了。当我在大教堂广场的边缘徘徊时，我看到了下面拥挤嘈杂的商业街，竟对此感到了一丝害怕。难道科隆只有这些事情值得被我记起吗？我站在大教堂底下，抬头看了好久，被它的大气磅礴震撼到了。科隆大教堂有500英尺长，200多英尺宽，教堂顶部直插云霄，几乎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高。它能容纳4万人。所以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科隆大教堂花了整整900年才竣工（而且用的是德国工人）。如果换成英国人，我想现在应该还在挖地基。
我走进教堂内部，花了半小时仔仔细细地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惊奇和兴奋。虽然我前一天参观的亚琛大教堂比科隆大教堂要小得多，但现在依旧能撩拨我的心弦。我带着失落走出教堂，来到看台边缘，朝莱茵河远眺，它宽广的棕色河流和整齐划一的船队尽在眼前。欣赏完莱恩河的美景，我便前往科隆最大的商业街——霍赫步行街。这条街又长又直，是欧洲租金最贵的两条街之一（另一条是慕尼黑的考芬格大街），这里的租金比伦敦的邦德大街[64]和巴黎的圣奥诺雷郊区街[65]贵多了。伯纳德·列文曾在《莱茵河的尽头》描摹了霍赫步行街的奢华。但在我看来，这条街和世界上其他的商业街没什么不同：哪里都有的百货商店、鞋店、唱片店和照相器材店挤在一块，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是趁着周六来购物的。说实话，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眼光，也不及亚琛人会打扮。
我在许多家电器专卖店中挑了一家，仔细看了看琳琅满目的橱窗。百无聊赖的我想看看这些商品是不是德国制造，然而并不是。它们全是日本制造，那些游戏机、照相机和其他地方的日货并没有什么区别，仅有的德国商品也只剩下古怪的根德投影仪和其他的老古董。我生活在一个被美国商品席卷的世界，曾经也像激情爱国主义青年那样，看到日货满天下就感到失望，我还会充满同情地读着杂志上那些关于日货席卷市场的报道。
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一架波音747飞机上。我戴上耳机，发现声音效果和通过两根线连着纸杯听到的没差；抬头看电影，发现电影画面就像是被投影在一块浴巾上。然后我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电子产品也就这样了，我们的技术不停地发展，直至1972年，并且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如果电子产业都是像“美国无线电公司”“西屋电气”或其他的美国公司一样，那今天我们很有可能绕着和手提箱差不多大的录音机磁带或者用着全手动的录像机。自那以后，我便对日本人充满感激，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充满一些方便有用的好物，比方说，一只小小的腕表，不仅能够存储电话号码、计算透支额，还能让我在早上煮鸡蛋时把握好时间。
我现在唯一要抱怨的就是日本人取的那些奇葩的产品名。比方说，人们可能从未指出，“随身听”（Walkman）是一个多么愚蠢、多么容易误导人的名字。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它不会走路，也不是人，听名字更像是那种防止盲人撞到墙上的玩意儿（“你想打开‘随身听’上面的呼叫机吗，哈利？”）如果随身听是美国人发明的，它可能会被称作“声音炸弹”“音乐大师”或者“活力宝盒”之类充满活力的名字。然而，这些东西注定不可能是美国制造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那些日本工程师爱得不得了的名字——“索尼便携式相机”“松下探索者”，还有“丰田雄鹰”。对我而言，买一辆名字听上去像是聚酯纤维的汽车是一个极其尴尬的事，但我猜对日本人而言，这些名字和行星、天体的名字一样让人兴奋不已。我想，你不能指望那些天天穿着白衬衫的人想出什么更了不得的名字。
我回到火车站，从储物柜里取出背包，瞬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我原本打算在科隆花上几天时间看看当地博物馆的，科隆的一些博物馆非常不错，但现在我不怎么想去了。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一样让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一家色情影院。这是一家不间断播放的色情影院，而且单从售票大厅里那些赤裸裸、辣眼睛的海报上就能看出里面的片子有多垃圾了。真是没想到，一向考虑周全的“德国联邦铁路”竟然会允许这家影院开在火车站里。说不清是为什么，我就是对这个东西感到无比恶心。我对色情杂志或色情影片不会抱持太多的看法，但这可是在火车站啊！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生意人辛苦了一天，到火车站休息了一下，看了20分钟的色情影片，然后赶上下午5点40分的火车回到在班斯堡的家。光是想想就恶心，更恶心的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国家铁路上。
正在这时，我头顶的时刻表响了，提醒着人们，一班去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就要到了。“不管了，就坐这辆车了。”我嘟囔了一声，光速冲向售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