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代人的心事:名家文集(套装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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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宗教情操的失落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十年前,负笈美国,在中西部一个小镇念书。某日,在极度孤寂之下不禁步入一个小教堂。踏进教堂纯然是受悠扬的钟声所召唤。入到里边,所接触到的人既热情又和蔼可亲。刹那间,忧惚蕴藏在人世间的美与善,都在那神秘的氛围里显现了,过去那种身在异国,“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孑然感觉,一扫而光。此后,我更成了那座小教堂的常客。

那种良好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有一段时期,甚至为这种感觉而困惑。后来翻阅了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质》,该书把人类与宗教的关系加以阐释,才恍然而悟。

费尔巴哈认为,人类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前者具有意识,在人的深层意义中,追求是“理性、爱、意志力”的完善性,这便是人类的“绝对本质”。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博爱,是“人将自己的理智本质即理性、意志、爱分裂出去的结果”,意思是,上帝是人格化的道德律令,爱心的体现。

费尔巴哈的说法有点艰涩,另一位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对上帝分析得较为透彻,他认为人对上帝(神)的依恋与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其心态是相一致的,儿童把母亲当作“一切生存的基础”,“他需要母亲包容一切的爱”,父亲则是“他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原则”(弗洛姆:《爱的艺术》)。

换言之,宗教既有母爱的包容的一面,又有父亲的教诲(道德的权威)的另一面,前者大抵是我的“良好感觉”的缘由。因为对一个在异国的过客,母爱的温暖和包容,犹如久旱获甘露。千家驹先生曾自称服膺马列主义,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于一九八九年却皈依佛门,除看破“红尘”之外,大抵亦因现实的冷酷,希冀从宗教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

西方的道德观念基本是来自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套索赞尼辛的话是“宗教情操”,索氏最近返俄罗斯并做了三个月的考察后,惊呼这种“宗教情操”(社会道德)的失落。

中国长年是一个儒释道融和的国家,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观更全贯穿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自从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教信仰基本恢复了活动空间,但,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却未能建立起来。

大陆近年基督教发展迅速,信徒日众,从一九四九年的八十三万发展到今天的七百万,非官方统计更达六七千万人。基督教发展的强劲势头,对中国大陆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陆基督教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本刊曾花了近一年多的时间策划、制作了相关专题,对上述问题做了较全面的评述。

查良镛先生月前赴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的荣衔,他在北大发表了以《我的中国历史观》为题的讲演,考察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并且指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回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查先生这番话颇发人深省。查先生的讲演收入本期的《查良镛往北大》特辑。

在学界有“大才女”之称的林文月教授,著译等身,今年除了获得台湾“国家文艺奖”“翻译成就奖”,还荣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赏”,后者是奖掖林教授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她是第一个在日本获此殊荣的外国学者。本期刊载了金圣华博士对林文月教授的“访问记”,俾使读者可以一窥这位才貌双全的名学者的风范。

(原载1994年12月号《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