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在消极地回避死亡,那么“朝闻道,夕死可矣”,则是他在“积极”地藐视死亡。孔子将“人”抽象为道德的存在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而,一个人即使死也要死得合于仁义礼教,即曾子所谓“得正而毙”(《礼记·檀弓上》)。既然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闻道”守礼,那么礼仪的娴熟、典籍的温习、节操的修养就成了人生的必修功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西铭》这几句名言,道尽了儒家对生死的典型态度。尽管儒者明白“丧礼,哀戚之至也”,可他们仍然强调应“节哀顺变”(《礼记·檀弓下》)。道家对死亡似乎更为“超脱”,《庄子》中多处论及齐生死等寿夭,《齐物论》宣称“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德充符》还主张“以死生为一条”,《大宗师》也认为应以“死生存亡为一体”。
生死虽说是人的“头等大事”,但在魏晋之前,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遮蔽了死亡的深渊。
到了魏晋,阮籍公开奚落礼法“鸿儒”,嵇康更指责“六经务于理伪”。在名士们看来,问题不是一生能否“闻道”,而是儒家之道不值得一闻,更不值得为了“闻道”而丧命。生命是“从生身命根中带来”,所以王羲之沉痛地喊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并毫不客气地斥责庄子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魏晋名士们死亡的“边缘体验”异常敏锐,伤逝悼亡也异常撕心裂肺,《世说新语》中常有“气绝”“恸绝”“一恸几绝”“因又大恸”的记载。他们有时悼人:“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有时自悼:“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假如不热爱生,又怎么会恐惧死?假如不觉得生无限美好,又怎么会觉得死如此可恶?名士们是在哀恸死,又何曾不是在赞美生?
1.情之所钟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人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丧子之痛,即人们所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天下父母来说,假如老天同意让人替代,他们宁可丧己也不愿丧子。
魏晋间的大名士王戎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绥(字万子),次子王兴。王绥被誉为“有大成之风”,具备能成大器的才能气质,一直深得王戎的喜爱。王兴为庶出,不知什么原因为王戎“所不齿”。可惜命运捉弄人,王绥“有美誉而太肥”,十九岁就撒手人寰。王戎对王绥最为看重,王绥之死对王戎的打击自然最为沉重,“悲不自胜”是说悲哀得不能自制。山涛之子山简去探望他,见王戎痛苦得近于精神崩溃,便找个理由安慰他说:“小孩是怀抱中的东西,何至于悲伤到这般地步!”山简这番苍白无力的劝告哪能安慰王戎?他难以接受山简的这种“洒脱”:“圣人道合自然,超越了人间情怀,最下等人又不懂人间情怀,人际深情全在我辈身上体现出来。”最后本想劝说王戎的山简,反而被王戎的话说服了,转而和王戎一起恸哭起来。
王戎为人有卓识也有深情,在魏晋名士中堪称情理兼胜。《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有很多有关他卓识的记载,也有不少他对亲朋一往情深的故事。卓识表现在他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事件发展的料事如神,所以能避开一个又一个政治险境,成为西晋政坛上的不倒翁;还表现在他有识人之明,任何人的优劣与心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当然还表现在他处世的“谲诈多端”,他的同辈都觉得王戎深不可测。深情表现在王戎对亲人、朋友的真情真性上,丧子他“悲不自胜”,丧母他“鸡骨支床”,朋友之丧同样让他悲痛欲绝。我对王戎老兄唯一的坏印象是他过于吝啬。当然,人吝啬到了他那个水平,有点可笑也有点可爱。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王戎的理性认知,也是他的人生体验,而“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则涉及当时的玄学背景,事关当时清谈家争论的热门话题。何晏持“圣人无情”之说,《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无情就是从圣人法天中推衍出来的,此处的“天”就是“自然”。圣人与天合其德,与道同其体,所以动静与天地同流,而没有主观的喜怒哀乐好恶取舍,这就在逻辑上推出了圣人无情。另外,玄学家们关于“有无”之争,最后也走向了“圣人体无”的结论,圣人既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他们个人只有无情无绪无取无舍,对人才能没有偏心,处事才能行无为之政。从逻辑上说,不管是行无为之政,还是对人没有偏心,都要求圣人达到“无情”的境界。另一玄学大家王弼不同意何晏的观点,何劭《王弼传》引王弼的话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所谓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在“神明茂”——智慧超群,同于常人的地方在“哀乐以应物”——五情同。作为魏晋之际的清谈高手,王戎无疑熟悉当时争论的要点,他认为“圣人忘情”显然他是站在何晏一边。王戎觉得圣人超越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以他父母死亡他“哀毁骨立”,儿子早夭他“悲不自胜”,友人离去他感怆伤怀。
古代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悼子诗,如孟郊的《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黄庭坚悼友人小孩的《忆邢惇夫》:“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比起这些诗歌来,王戎悼子的名言不仅具有人伦的至情,也富于玄学哲理的深度,另外,还有点士人的优越感,更有点对底层人的偏见。
最后,这则小品中的故事又见《晋书·王衍传》,王衍是王戎的从弟,更是西晋“祖述老庄”的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虽为王戎,但小品后刘孝标特地注明:“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往吊之。”那么故事中的主人公到底是王戎还是王衍呢?窃以为主人公是王衍更近情理:一是王戎儿子王绥死时已是十九岁的小伙子,不能再说是“抱中物”,再者,王戎与山简父亲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中人,他们是同辈至交,山简不可能用小品文中那种语气和王叔叔说话;二是《晋书》中说王衍是丧幼子,所以山简才说“孩抱中物”,山简与王衍年龄更接近,说话的口吻才会那样随便。很有可能由于王戎至情至性,让《世说新语》的作者张冠李戴。
2.生孝与死孝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与和峤同为西晋政坛重臣,同为一时清谈名流,但两人为人性格却很少共同之处。史称王戎身材“短小”,又“任率不修威仪”,但清谈时能引导大家的话题,还善于抓住别人谈话的要领,所以是魏晋间清谈的中心人物。和峤不只长得“森森如千丈松”,外表看起来高峻出众,举手投足也有威严有派头,《晋书》本传说和峤“厚自崇重”——他把自己也很当一回事。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中的话说:“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连他的同僚都对他敬畏三分,对一般人来说更难以接近。你可以和王戎随便拍拍肩膀,开开玩笑,但要是碰见和峤,你就只得点头哈腰打躬作揖。
王戎当年是竹林七贤之一,从其“任率不修威仪”来看,阮籍“礼岂为我辈设哉也”的生活态度,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号召,无疑会对他影响很深。当王戎与和峤同时遇上父母大丧时,他们两人为人与性格上的差异便表现得特别显眼。《晋书》本传说王戎在吏部尚书任上“以母忧去职”,《晋阳秋》说王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在他母亲去世的时间上二史虽传闻异词,但王戎守丧期间的表现,二史的记述完全一样。他“性至孝”但“不拘礼制”,母亲去世后,照样“饮酒食肉”,照样“观弈”游玩,可由于内心悲痛异常,很快瘦得“鸡骨支床”,《晋书》本传说拄着拐杖才勉强站起。女婿裴頠来吊孝,见王戎这般模样后说:“恸能伤人,岳父不免灭性之讥也。”儒家要求哀而不伤,王戎这样悲伤属过礼灭性。正巧另一名士和峤同时居父丧,守孝期间“以礼自持”,小品文中“哭泣备礼”的意思是,哭泣哀悼都谨守儒家丧礼的礼节。见王戎母死后还在饮酒吃肉,和峤连吃饭也“量米而食”,晋武帝司马炎被他们这种表面现象迷惑了,对身边大臣刘毅(字仲雄)说:“你常去看望王戎、和峤他们吗?听说和峤悲哀痛苦的程度超过了礼数,我真为他的身体担忧。”刘毅一向刚正直言,他向皇帝道出了实情:“和峤守丧虽然礼数周全,但他的精神元气未见损伤;王戎看上去不守礼法,但悲哀完全摧残了他的身体,现在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臣以为和峤尽孝而不伤身,王戎却是以命来尽孝。陛下大可不必为和峤焦虑,倒是应当为王戎的身体担忧。”
王戎与和峤守孝方式的差异,既表现了王、和两人气质个性的不同,也体现魏晋名教与自然的紧张。王戎守母丧的情形和同为竹林七贤中人的阮籍十分相像,《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是一个大孝子,但母丧期间照样“在晋文王坐进酒肉”。阮籍、王戎他们只是反感名教虚伪的礼节,看重的是人间的至情。
守丧时仍旧饮酒吃肉,人却痛苦得骨瘦如柴,与母亲永别口吐鲜血;守丧时礼数周全,每天只量米喝粥,但人还是面色红润——到底哪种人对父母更能尽孝呢?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世祖及时谈以此贵戎也。”司马炎和当时舆论因此更推崇王戎,这是因为和峤的“哭泣备礼”,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做”得很像,而王戎“鸡骨支床”“哀毁骨立”,不是随便可以“装”出来的,即使能装出来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然,和峤守丧“备礼”不一定是在“装”,也可能出于他的气质个性。有人感性中凝聚着强大的理性,遇事能以礼节情,欢乐不至于癫狂,痛苦不走向毁灭。有人感情强烈难以控制,在悲伤中往往不能自拔,在巨大灾难面前可能失去理智。“情之所钟”的王戎也许属于后者,“以礼自持”的和峤或许属于前者。从至情至性这一角度来看,王戎当然更加可贵,但从生活这一角度来衡量,和峤并非一无可取。因为“孝友”在古代是判定一个人道德的重要标准,不孝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还毁了自己的前程,这催生了一大批伪“孝子”。父母高寿过世是人间的白喜事,做子女的悲伤难舍情在理中,但悲痛得“鸡骨支床”和吐血昏厥,恐怕是逝世的父母也不愿见到的。
话说回来,王戎与和峤的气质个性虽反差很大,可他们在吝啬小气上却“亲如弟兄”。王、和二家都富埒王侯,是当时出了名的“大款”。王戎女儿出嫁借了他的钱,女儿回娘家时他老大不高兴,等女儿还钱后脸上才见喜色。杜预认定“和峤有钱癖”,他视亲兄弟如路人。孝友之道关乎一个人的天性,“孝”与“友”从不单行,谁见过对父母极其尽孝的人,对亲兄弟姐妹十分刻薄的呢?王戎与和峤孰优孰劣,似乎不宜轻下结论。
3.阮籍丧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认为礼法无非是“假廉以成贪”,不过要“诈伪以要名”。礼法之士从过去的群体楷模,逐渐变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阮籍在《咏怀》诗中挖苦礼法之士的丑态说:“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他一看到礼法之士的惺惺作态就反胃。
野心家借礼法以遂其奸,伪君子借礼法以邀其名,贪婪者借礼法以成其贪。因而,只有野心家、贪婪者和伪君子才装模作样地遵守礼法,阮籍和“阮籍们”则羞与他们为伍,于是喊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
礼本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用来束缚人们粗野的举动,抑制人们狂暴的动物本能,使人远离动物性而越来越文明。可当礼日渐程式化以后,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守礼就得机械地走完规定的流程,这时候,礼已不再是情感的表露而是情感的桎梏。《仪礼·士丧礼》对丧吊礼的规定要多烦琐就有多烦琐,如守丧者男主人穿什么服,女主人穿什么服;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止哭”;什么时候“哭踊”,什么时候“哭,不踊”;什么时候“丈夫踊”,什么时候“妇人踊”;什么情况下可以“代哭”,什么情况不允许“代哭”……
耐着性子看完《士丧礼》后,我寻死的念头都有了,宁可自己立马死掉让别人给我行丧礼,也不愿意自己活着去给别人哭丧!
长辈逝世后要是按《仪礼》那套做下来,那就不是在哭丧而是在表演,尤其是请人“代哭”更为可笑,活活将悲痛变成了滑稽。不知是孔夫子老人家对这些礼节看不顺眼,还是他也被这些繁文缛节弄烦了,《礼记·檀弓上》子路转述孔子的话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孔夫子在《论语》也说过类似的话:“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与其礼节周全而没有悲哀情感,还不如有悲哀情感而礼节不周全。看来,孔夫子不像后世礼法之士那么讨厌。
丧母后,阮籍外表虽放纵任性不拘礼法,内心却因哀伤太过而昏厥良久。有一次阮籍与晋文王司马昭等一起进餐,那时还正是为母居丧期间,而他饮酒吃肉百无禁忌。司隶校尉何曾也正好在座,何曾是当时有名的礼法之士,平时他就看不惯阮籍等人的放达,阮籍自然也觉得他“姿态愁我肠”。看到阮籍居丧期间还是这般吃相,便当面向晋文王进言说:“明公正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重丧之时还胆敢公然在您席上饮酒吃肉,应该把他这种人流放海外,以整饬端正天下的风俗教化。”没想到司马昭对他的谗言大不为然:“阮嗣宗因居丧过于哀痛,现在已消瘦体弱得不成样子,你不能同我一起为他担忧,竟然还说出这等话来!况且居丧期间如患有重病,饮酒吃肉本来也符合丧礼。”阮籍不停地饮酒吃肉,神色镇定自若,好像没有听到他们两人对话一样。
司马昭说的倒是实话,别看阮籍居丧时期照样饮酒吃肉,母亲逝世的确哀彻心骨。《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籍安葬母亲那天,特地蒸了一只乳猪,又一口气喝了二斗酒,然后再去与母亲诀别,只惨叫一声“穷矣”!就这么一声惨叫,随即便口吐鲜血,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母亲逝世,有些人只以泪洗面,而阮籍则其哀彻骨;前者“哀不足而礼有余”,阮籍是“礼不足而哀有余”。若是孔子复生也会首肯阮籍脱略形迹的至孝。
不过,司马昭为阮籍缓颊的真正原因倒不是阮籍至孝,而是因为阮籍虽不遵礼法,但他并不反对司马。尽管是半推半就,阮籍毕竟是为他写过劝进表的人,留着他至少无害,杀了他必定有碍。要是因居丧饮酒吃肉而流放他,司马昭会失去不少士人的支持,若因此而体谅并关心他,反而能显出他司马昭的“仁慈宽厚”。阮籍多的是真情,司马昭有的是算计。
4.驴鸣送葬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世说新语·伤逝》
我们成人一般都参加过葬礼,至少在电视上见过葬礼。现在的公私葬礼几乎是千篇一律,在电视上和广播中,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葬礼,你可能突然悲从中来,倒不一定是对逝者感到十分悲痛,而是对人生感到特别悲哀:人活着没劲,死后又没趣。
我们来看看西晋名士的一场葬礼。
文中的王武子就是西晋名士王济,他的祖父是三国魏司空王昶,父亲是晋司徒王浑。昶、浑二人在魏晋都位至三公,除了皇帝再没有人比他们的级别更高的了。王济本人尚常山公主,官拜侍中、太仆,死后追赠骠骑将军,他的两个姐夫分别是和峤、裴楷。不过,王济显名当世并不是“拼爹”的结果,他是西晋的玄学家和诗人,有《骠骑将军集》二卷,钟嵘《诗品》评其诗说:“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晋书》称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世。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这看起来像是文武全能的超人,所以虽然他在官场上升迁极快,但人们并不认为是沾了驸马身份的光,都说是他凭自己才能获得的。那位孙子荆即西晋作家孙楚,孙楚门第当然无法与王济相比,但他们才气十分相近,气味更为相投。王济为人尖酸刻薄,一开口就容易伤人。孙楚更是恃才傲物,史称“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凌傲,缺乡曲之誉”,有文集十二卷,昭明《文选》中还选录了他的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几次为他说过好话。看来,他的才气的确很大,而脾气比才气更大。他曾做石苞的参军,可又瞧不起石苞,初到任就对石苞说:“天子派我来参知你的军事。”这哪像做人家的幕僚,倒像做石苞的顶头上司。
他们两人都瞧不起天下人,偏偏彼此都瞧得起对方。王济与孙楚同乡,王曾为本州大中正,大中正的职责就是识别评定本州的人才。有一次品评州中人才时,轮到评孙楚的时候,王济对侍从们说:“你们没有评定他的眼力,还是留给我来品评他吧。”他给孙楚写的评语是:“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孙楚很少佩服过别人,世上唯独只钦佩王济。在王济死后称道他说:“逍遥芒阿,阖门不帷。研精六艺,采赜钩微。”他们两人是发自内心的惺惺相惜。
没料到“勇力绝人”的王济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知己英年早逝自然让孙楚异常悲伤。王济出葬那天名士都来了,孙楚一到就在好友遗体前号啕大哭,送葬的宾客个个都伤心落泪。哭完之后,他又对王济的灵床说:“王兄活着的时候常喜欢听我学驴子的叫声,今天我再学一回驴叫给你听听。”于是引喉学起了驴鸣,居然像真驴子的叫声一样,逗得宾客全都破涕为笑。这一下把孙楚给惹火了,他抬头对周围的人骂道:“竟然让你们这些不该活的全活着,让他这个不该死的死了!”
或因与亲人或友人永别伤心,或受到在场氛围的感染,送葬时“临尸恸哭”比较普遍,现在殡仪馆里还常能见到这种场面,而“向灵床”“作驴鸣”则极为罕见。大多数送葬者不会像他这样“别出心裁”,我们说话办事通常要考虑周围人的观感,所以尽量不让自己有“出格”表现。孙楚“临尸恸哭”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悲痛,还要在亡友灵床前给他再一次驴鸣,最后一次要尽可能模仿得“体似真声”。他只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太关注别人有什么想法,也不在乎社会上的礼节客套,所以他为人很有棱角,待人特别率真,难怪他诗文艺术上非常新颖,连参加葬礼也“别开生面”。
一个喜欢学驴鸣,一个喜欢听人作驴鸣,这和我们今天有人喜欢口技表演,有人喜欢看口技表演相仿,这算是孙楚和王济的个人癖好。说来也怪,这种癖好在魏晋并不是特例,《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仲宣即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王粲。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时曹丕已立为魏王世子,也就是魏国名分和事实上的储君。国家储君亲自主持葬礼,规格大概相当我们今天的国葬。在如此高级别的葬礼上宾客都学驴鸣,你见过这么奇特的葬礼吗?史称“魏文尚通脱而天下贱守节”,以储君的地位在葬礼上还如此随兴,为人的“通脱”可见一斑。
文人与驴子似乎一直有不解之缘,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留下了骑驴的传说和诗句,宋代已有《李白骑驴图》的咏画诗,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稍后的贾岛和李贺更常常骑蹇驴吟诗,一直到南宋陆游更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名句,好像骑马就只能算武人,只有骑驴子才像诗人。可见,喜欢学驴鸣和听人驴鸣,对于文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怪癖。当然,在很多文人看来,有点怪癖才有魅力。袁宏道认为没有癖好的人,不是语言无味便是面目可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魏晋名士中大多有癖好,有的喜欢锻铁,有的喜欢种竹,有的喜欢养鹤……他们的举止不像后世士人那样中规中矩,言谈也不像后世士人无盐无味。今天,我们没有“不良嗜好”,没有“出格行为”,但也没有什么魅力,没有什么情趣。很多魏晋士人坦荡真率又个性鲜明,他们大都有情有义有才有趣,难怪日本近代诗人大沼枕山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5.人琴俱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世说新语·伤逝》
王徽之(字子猷,338—386)和王献之(字子敬,344—386),分别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和第七子。兄弟两人都是东晋书法家和大名士,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王羲之几个儿子书法“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其中“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众弟兄之中,徽之与献之最有才华,也最为知名,又最为投缘。当时舆论也总是拿他们两人进行比较,如《世说新语·雅量》说:“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要论任性放纵徽之占先,若论成就人品献之为上。不过,他们两人一直相互推崇,如《世说新语·赏誉》载:“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这则小品的大意是说,献之写信给徽之说,兄长平时有点疏淡不群,在社会上落落寡合,一遇到酒就能开怀畅饮以至沉醉忘归,那种豪兴真让我为你骄傲。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可以想象,徽之同样也为有献之这么杰出的弟弟而自豪。
哪知天妒英才,王徽之、献之同时病重,偏偏弟弟先兄长亡故。敏感的徽之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完全听不到子敬的消息?看来弟弟肯定已经死了!”说话时不露一丝悲伤,马上便要一辆车子奔丧,到弟弟宅后又没有一声哭泣。行文至此,让我们读者好不纳闷:他明明知道弟弟已经死亡,怎么既不哭泣也不悲伤?到底是因为铁石心肠,还是因病重而对死亡已经麻木,抑或是徽之别有隐情?
作者将我们晾在狐疑之中,突然掉转笔头补叙死者的个人爱好:“子敬素好琴。”献之平素喜欢弹琴与吊丧有什么关系呢?这句看似可有可无的闲笔,却是文章不可或缺的铺垫。由于亡弟“素好琴”,徽之“便径入坐灵床上”,他径直进入灵堂坐到他灵床上,拿过献之常用的那把琴来弹。我们正以为兄长会弹一曲哀乐为弟弟送行,这次作者又打破了我们的期待:琴弦已经无法调弦,徽之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呵,子敬,人与琴都毁了!”话刚一落地,徽之因极度悲痛马上昏厥了很长时间,一个月以后他也随弟弟而去了。最后两句像一曲音乐的尾声,读完全文后仍余音袅袅。
这篇小品第一段平平道来,为下面的高峰蓄势,所以在审美效果上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下一段写睹物思人,徽之的悲痛之情突然爆发,酷似“银瓶乍破水浆迸”,“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这种撕心裂肺的呼天抢地,给人极强的艺术震撼力。写法不断通过跌宕掀起波澜,文字虽短却力透纸背。
王献之既是大书法家,同时还是诗人、音乐家和画家。他的书法和他父亲一样,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形成雄秀惊人而又典雅秀润的独特风格,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后人分别以“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和“丹穴凰翔,飞舞风流”,来评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风,他们父子书法是那样婀娜多姿,那样潇洒飘逸,那样丰神绝代,是魏晋风度在艺术上的典型代表。随着王献之的离世,随着东晋的灭亡,高雅的艺术品位也逐渐衰落,“人琴俱亡”真使人感慨嘘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6.情何能已已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世说新语·伤逝》
古代有不少伤心“美人尘土”的“葬花辞”,有不少感叹英雄末路的咏史诗,也有不少痛哭亲友病逝的铭诔和祭文,但很少像上文这种痛惜友人逝世的小品。其实,与其说它是一篇小品,还不如说它是几个短句——它不过是东晋名士在挚友下葬时发出的一声悲叹,倾诉的两句哀惋。但由于它语短情长,也由于它比喻新颖,所以千百年来它打动了无数读者,更吸引了无数墨客骚人,如今才士或美人下葬都称为“埋玉”,它在诗词中更是常用典故,如杭州苏小小墓亭上的对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又如黄庭坚《忆邢惇夫》的诗句:“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
文中的“庾文康”即庾亮,亮死后谥号“文康”。“何扬州”就是何充,他曾做扬州刺史。不了解庾、何其人及他们的关系,就难理解这篇小品中的哀情与美感。
庾亮妹妹庾文君是晋明帝司马绍皇后,他稍后自然就成了晋成帝的国舅,庾氏家族在东晋炙手可热,《世说新语》载“庾公权重,足倾王公”,连王导、谢安两家也得让他三分。不过,在东晋政坛上能权倾一时,庾亮不只是凭借外戚身份,还有他的手腕、才能、魅力和姿容。东晋高僧竺道潜对人说:“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胸中柴棘”是说他胸中算计。史称庾亮“美姿容”又“善谈论”,晋元帝第一次相见就称他“风情都雅,过于所望”。连对庾亮恨之入骨的陶侃,也因对他“一见改观”而“爱重顿至”。谢混在晋明帝面前承认“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吾不如亮”。同世作家庾阐赞美庾亮“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当代人更称庾亮为“为丰年玉”,称他弟弟庾翼“为荒年谷”。
庾亮有显赫的权势,又有过人的才华,还有迷人的姿容,所有这些对庾亮的颂扬,有些可能是害怕他,有些真的是爱他,有些或许要利用他。
那么,何充对他的赞美属于哪一种呢?
史称何充禀性正直刚烈,风韵深沉儒雅,以文章德行见称于世,年轻时候就深得老臣们的器重。庾亮和王导一起极力向皇帝举荐说,“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并且说在“臣死之日”,切盼能让何充主持朝政。一方面庾亮对何充有知遇之恩,一方面何充认同庾亮是国家的丰年美玉,难怪在庾亮临葬目睹遗容的时候,他不禁喟然长叹“埋玉树著土中”了。
“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两句话之所以让人痛彻肺腑,是因为它超越了某时某地某人的局限,而说出了人们痛悼志士离世的共同心声,尤其说出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共同感受。
魏晋士人群体的觉醒,使他们对内发现了自我,对外发现了自然,所以他们对美容和美景的感受都格外细腻敏锐。“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自然界的美景让他们陶醉,人世间的“玉人”更叫他们动心。山涛称叹嵇康“傀俄若玉山”,是那样高耸润洁;人们形容夏侯玄“朗朗如日月”,是那样光明磊落;赞美裴楷是“玉人”“粗头乱服皆好”;王敦称赞王衍“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有人到王太尉家参加名士集会,感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王长史为中书郎,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些珠玉般的美好姿容,游云惊龙似的飘逸神采,“从容于廊庙”的典雅风度,都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
看着红霞满天的晚照西沉,人们会忧伤地问“夕阳西下几时回”?眼见“玉人”长逝,更是“使人情何能已已”!《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洒满了恸绝伤心的血泪,是哀人也是哀己,是悼人也是自悼——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世说新语·伤逝》)
王长史(王濛)父亲王讷形象俊伟,王长史自己在同辈眼中也“轩轩韶举”,既仪态轩昂又举止高雅。《晋书》本传载,王濛“美姿容,尝鉴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直到他临死前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那样自恋:“我这么俊美的人儿,竟然活不到四十岁!”他的好友刘惔也为他的英年去世“恸绝”。
正是有这么多“玉人”,有这么多雅士,有这么多英杰,我们的社会才显得那样美好,我们活着才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才值得留恋。玉人消亡,美人尘土,英才早逝,志士长冥,固然令人悲痛惋惜,但生死之哀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转瞬即逝的青春,更加执着不可能再来的生命,更加痴情于难以长驻的美景,“马儿啊,你慢些走呀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