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林黛玉行酒令时用了对于女儿们来说不宜阅读的戏曲文词，宝钗当时没有说什么，以照顾黛玉的面子，事后，个别与之谈话，进行教育，也是用一种容易使别人接受的方式。
宝钗讲的一大段话，其主要精神，实已在我国流行了几千年，她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说明她并非生而知规矩，守准则，不越雷池一步的。这有利于缩小与黛玉的距离。）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就好了……”
这种狭窄的读书有禁区的观念令人喟叹。宝钗说，“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了”，说得好可怕。
杂书主要指文艺类书，文艺必然反映人情人性yu望苦闷牢骚，此其一。文艺即使打着教化旗号，不能只讲一面理，表现生活较为立体，接受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控制不住接受过程，此其二。杂书说话随便，自由，不可能事事作评析作结论一味灌输，给了读者一点自行体会解读的空间，此其三。专制主义，教条主义，极端信仰主义……都会觉得文艺类杂书危险有害。
从杂书之害干脆说到识字之害：宝钗说，男人读书没有去辅国治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
宝钗的价值观一直发展到愚民政策，宝钗的话直如已经掌握了权力，身在朝廷，精通至少是倾心于、应该说是狂热于御民之术，可见这样的观念已经何等深入人心与源远流长。
从宝钗的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想到历史上的*：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已经大规模重现在例如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对此基本上心服口服，她借一个不相干的话茬，指桑“敬”槐地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呢？”
黛玉屡屡表现过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不感兴趣与无所知无所上心，她主要是任性任情率真钟情天真无知（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罢了，不等于她敢于向主流观念挑战。谈起这一类话题，她先是飞红了脸，接着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与求饶。封建的主流观念是太强大了。她的悲剧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至今有人喜欢戏上纲上线地评价她，也有更实际的原因，尤其是家境，父母双亡，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不好一概而论，不好以林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