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撇
老童是厂里的宣传干事，写得一手好字。
记得刚分配进厂时，我就发现厂里能写字的地方，几乎都被标语占了。最打眼的是一百多米高的烟囱上，白色的宋体字，字宽足有两米。
办公楼后面有一栋红砖红瓦的老房子，厂里的中心化验室所在，偶尔有穿着白大褂的漂亮妹子进出。红砖墙上也用白色砂浆做出一块块精致的白板，上面是隶书体的毛主席语录，年代虽然有些久远，但依旧清晰可见，无半点污损。
同事告诉我，厂里的标语，无论大小，都是老童写的。老童的宋体和隶书那是一绝啊，明明是手写的，却活像是印版印出来的，无人能比。
半年后，我从车间到了宣传部，和老童成了同事，就坐在他对面。
老童要写字时，就对我说：小傅，麻烦让一让。
我便帮着把两张桌上的东西移到一边的藤椅上。
只见老童不慌不忙地把一张大红纸铺开，从柜子里取出一筒大大小小的排笔。原来老童写字从来不用毛笔。那大的方正的宋体和小的有波浪的隶书体，都是用排笔写出来的。写大字的时候，老童干脆就用刷油漆的大刷子。听人说，要是在墙上、山坡上写更大的字，老童就会用扫地的棕扫把，或者布拖把。
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我便拿拖把拖走廊，尝试过多种拖法，先是展开马步，左右开弓，横着拖，觉得有些费劲，便竖着拖，从走廊这头一直拖到那头，横拖竖拖都有些乏味，便琢磨：老童在山坡上用拖把写字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样想着，我拖地便有了写字的感觉。
有一天，老童又要我让一让，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人造板摆在桌上。厂里正在搞设备大修，工地想竖一块板报，请老童写一个刊名——《工地掠影》。四个字写了三个，“影”字只剩三撇，老童写完第一撇，部长在隔壁喊：老童，过来一下。
老童嘴里应着来啦来啦，放下排笔，去了隔壁，办部长交代的急事去了。
第二天一上班，老童小心地将昨天用过的排笔洗净，开了一瓶新颜料，刚写完“影”字的第二撇，走廊那边传来党委书记的声音：老童，过来一下！
老童嘴里应着来啦来啦，放下排笔，去了对面，办书记交代的急事去了。
第三天，老童小心地将昨天用过的排笔洗净，又开了一瓶新颜料，写完了最后一撇。
老童长舒一口气，等到颜料差不多干了，就打电话通知车间的人来取，车间说大修已经提前胜利完成，不过会马上派人来取板报，下回大修还要用。
书法
厂里会写字的，除了宣传部的老童，还有工会那帮狂人。但工会那帮狂人，看不上老童的字。
那年厂里举行书法比赛，老童认认真真写了三幅隶书作品参赛，都是主席诗词，竟连优胜奖都没评上，宣传窗里也不见老童的隶书。那帮狂人说，老童的字写得太工整了，只能叫写字，不能叫书法，书法就是要龙飞凤舞，让人看不出是什么字。
老童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连着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直接去找工会主席告状，工会主席安慰他：老童啊，你的水平还要那帮小子来评价吗？你的字还稀罕在宣传窗里展出吗？那帮小子真有本事的话，下次厂里烟囱上的标语就要他们去刷，他们敢吗？
再去找党委书记告状，书记反过来问他：老童，请教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书法？
老童说：用毛笔写的中国字。
书记说：那你的作品是用毛笔写的吗？
老童老实地说：用的大排笔，就是刷子。
书记哈哈一笑，说：用刷子写的，当然不能算书法嘛。
没过多久，厂里邀请大书法家李立来厂创作，听说一天一万块，三天三万块，总共写了不到三十幅字。那价钱在当时就是天价，反正公家出钱，没人心疼。全厂的书法爱好者都去观摩，老童还在气头上，就是不去凑这个热闹。
没几天，李立的字就在文化宫挂了出来，好多人去看，老童也去看，只是挑了个人少的时段。不看不打紧，一看就上了气。李立那字分明是和他一样用刷子刷出来的嘛，你看那笔画，用毛笔写得出来吗？只是写的不是隶书，而是认不出字的篆书。
老童想起书记的话，叹口气，摇摇头，走开了。
五年后，我离开了这家工厂，到了长沙，知道李立先生的字已涨到每尺上万块。我猛然想起，李立先生当年写的字不挂在厂里文化宫的走廊上吗？
当晚便打电话问还在厂里的老同事：那些字现在还在不在？
回答说：早不见了。
再问：哪去了？
回答说：不知道。
再五年后，老童退休回了老家，听说如今已是当地名人，方圆十里有红白喜事，都请老童去写字。不过不再用排笔写字，而改用毛笔了。
姓党
老童其实是个外来户。他父亲是新疆建设兵团的，老童兄弟四个，他是老四。前面三个都在新疆成了家，父亲不想断了与老家的联系，托亲戚给老四特意在老家找了对象，老童就这样回到了内地。
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不错，老童很快入了党，几年后就调到宣传部，但身份一直是工人。好不容易以工代干了，仍觉得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尤其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
老婆姓万，是卫校毕业的中专生，不但是正式干部，而且有当时宝贵得不得了的文凭，很快被提拔当了职工医院的副院长，比老童大了好几级。
老童在新疆出生，但到底是南方人的种，长得细皮嫩肉，除了额头头发稍稍有些稀疏外，看起来比老婆年轻许多。老婆比他大三岁，做介绍的亲戚说：正好正好，女大三，抱金砖。
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万副院长坚持要跟她姓，老童开始不同意，终究心里有些虚，就依了。
第二个是男孩，老童心想这回要跟他姓童了吧，没想到万副院长说：第二个孩子还得姓万。理由是，她父母亲认为当时老童从新疆调来厂里时，虽然没有明说是上门女婿，但万家四姐妹，没儿子续香火，万家早就动了心思，生了男孩要姓万。
老童打死也不肯。事情闹到厂里，书记委托宣传部长上门调解。
部长心里也替老童抱不平，就劝万家让一步，说：两个孩子，一龙一凤，一个姓万，一个姓童，多好！
没想到万家老父亲突然拿出一张有红色横线的信纸来。那是老童父亲当年背着儿子给万家立下的字据，答应男丁随母姓，上面有红的指纹印。
部长一时无语，底气泄了大半，就问老童：你看怎么办？
老童憋了足足三分钟，猛然站起来，大声说：既不姓万，也不姓童，他是党的儿子，姓党！
扯蛋
老童的儿子终究没能姓党，但老童当年就提了宣传科长，括号：副科级。厂里有传言说，老童提拔前去了书记家里，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
提干后，老童工作一如既往的积极，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平易近人。尤其是厂里有职工家属生病遭灾，无论认不认得，老童总会捐钱捐物。老童做这类好事从不留名，碰上一定要登记的，就会签上雷锋、欧阳海、邱少云、董存瑞这类英雄人物的名字。
老童每次升官，我都会在第二天打个电话去，向曾经坐在对面的领导道个恭喜，老童也会从车间回宣传部办公室来串串门，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同志们的帮助。遇到有重要的标语，仍然还得请老童抽空过来操刀，他用过的排笔、刷子、颜料、油漆，一直按原样不变。
我和老童的友谊也一直未变，直到1990年春天。
那年前发生了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老童突然从化验室党支部书记（副处级）任上急调宣传部副部长兼厂报主编。被老童兼掉的厂报主编就是我。
听到老童的声音，我立马起身：欢迎童书记回来！
老童立马正色道：小傅，以后厂报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立马说：那当然！
但心里掠过一丝不快：难道以前真就与党中央不一致了？
有一天，老童拿来一张表，说是省里宣传部要求填报的，我按照最新精神填好交他审批，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企业报是企业党委、行政和职工群众的喉舌与耳目。
老童戴上眼镜看了一眼，扭头对我说：小傅，以前自由化的时候是这样表述，现在不能这样了，必须改。
我苦笑着，从报架上取下几天前的湖南日报，指着头版头条的第一个黑体小标题：报纸、广播和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耳目。
老童看了半眼，突然用手指用力敲打着报纸，厉声道：小傅！你不要断章取义！！
我气不打一处来，一句响亮的扯****蛋，转身走了。
把那老童气的哟，脸红似火烧，脖子上青筋暴突，嘴在动，就是说不出话。
刚回到隔壁坐下，想起老童被气的样子，我心里猛然浮现一丝歉意，觉得再怎么不该骂领导扯****蛋。便起身过去，放低声音说：童书记，对不起，刚才那句话不是骂您的。不过，我的确很生气。
老童狠狠地看住我，好像看着阶级敌人，不是好像，此时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也不说话，起身去了部长办公室。
部里的老大姐过来劝我：小傅，童书记去领导那里告你去了，你也快去呀，不然会吃大亏！
我依旧一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派头：懒得去！随他怎么的！
口气硬扎，其实心里直打鼓：以前那些被打成****的家伙是不是跟我一个德性？脾气收敛一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是不是骨子里真有自由化思想？
我真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吗？
再想想，我就是老实人一个啊，还是一个没开过洋荤的童男子呢，哪有这么阴险？
要真有这么阴险，我还巴不得呢。幸亏我家成分好，不是地主富农，是贫农，怕什么？
但仔细想想怕经不得查呀，我爷爷不是当过八年国民党警察吗？
日本鬼子来湘乡那年和老百姓一起跑了，不知在哪里躲了三年，听说当了土匪，我的父辈升学当兵提干还受过牵连呢，我会不会也受牵连呢？
那又是什么年代的事情，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早就不查五代了，牵连个鸟啊！
正在胡思乱想中，部长过来把我叫到会议室，说：小傅，你不用说了，不是你的错。书记刚才已经和我商量过了，马上调离老童。
一个礼拜后，老童回化验室当支部书记了，括号：正处级。
我至今没想明白：老童实在是个好人啊，为什么我和他居然成了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