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是影片结尾，孩子好不容易回到家，可是仍然要去上学，已经跟着老师和同学游远了，又突然转身游到爸爸身边，抱抱爸爸，再一扭头，追上那群同学……
我一边看一边想，儿子叫我看这卡通片，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中年
由台北回纽约，旁边坐了个大胖子，从上飞机就一直睡，近纽约总算醒了，伸了个懒腰，碰到我的肩膀，对我说了声抱歉。
“睡得好！”我应付他一句。
“好！好！”隔了五秒钟，他转头看我，冷不防地问，“你旅行刚睡醒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笑：“有忧郁。”
“什么？”他霍地坐直了，“你也忧郁？”
“当然，人在漂泊，当然有乡愁。”
“我们一样，我总忧郁。”他叹口气，“想到家，想到老婆孩子，还有我的两匹马。”顿了顿，“你知道骑马可以放松紧张吗？因为马是牲口，你得处处小心，免得受伤，一注意骑马，就不会想别的事了。所以我一年到头在外面，常想着回去骑马。”
“那你为什么总旅行，不多待在家里呢？”我问。
他突然哈哈哈地笑了：“待在家里？那就老了！”
一批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恐怖分子掳去，如果是美国人，早砍了头，所幸中国没有派兵赴伊，所以经过交涉，工人全被释放。
电视上访问了那些人。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一个年轻人说的——“村子里大家都出去了，我怎能不走？不走会叫人瞧不起的；不走，你叫我在村子里怎么抬头？”
到图书馆借了几本浮世绘的书，正好登记的馆员是日本人，就笑着对他说：
“听说以前日本男人都爱出外旅行，又不带太太，所以会沿途买些像《东海道五十三次》这样的风景浮世绘回去给老婆孩子看，你们日本男人，真是大男人啊！”
却见他一笑：“这有什么稀奇？现在日本男人下班之后就算没事，也常要先去酒馆喝两杯——急着回去搂老婆，会让邻居笑的。”又指指我借的书，“看看！这上面有多少浪人，你不知日本文化有着流浪的情怀吗？你没看过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吗？那男主角在家好好的，为什么离家？离开家的男人才能找到自己啊！”
我耸耸肩：“我只知道海明威十九岁不顾他老爸的反对，去了意大利的战场。”
老年
在纽约参加老友何平南夫妇的欢送会。
他十五年前娶了夏台凤之后，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处处社交圈，都见到他们夫妻的身影，听到台凤的歌，还有平南的荤笑话。当天欢送会的宾客，把喜来登的宴会大厅挤满了，桌子甚至摆到了门外。
夏台凤先致谢词，说她原以为将要终老纽约，不必再漂泊了，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要远行，说完流下两行泪。
接着是何平南说话，十分豪爽，也非常简单——
“我是在南京下的种，台湾扎的根，纽约生的干，现在到上海去结果。一个地方待久了，要动一动，不动就老了。”
去年夏天回台北探望林玉山老师。
老人穿着睡衣跟我聊天，虽然近年消瘦了些，腿也不太方便，但脸色依然红润，皮肤也还是那么光滑，好像连皱纹都不见了几条。
“看起来年轻，但毕竟老了，画也画不动了。”林老师笑道，“人老了，什么都迟钝，如果天天待在家里，不容易有感动，所以总要旅行。出去，看到新鲜东西、新鲜风景，才有灵感。现在腿不好，不能出去旅行，画当然少了。”
看香港亚洲电视的大型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制作单位到世界各个角落，采访那些被遗忘的华人。
在乌克兰基辅的火车站前，看到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陈包强，淡淡而又深深地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的经济恶化，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他过得好辛苦。
记者问他何不回祖国，六十五岁的陈包强摇摇头：“回祖国，我不想；往前走，没有钱。”可是才过一会儿，他又笑笑，“我想往前走，不想回去。我第一次流浪是在六十年代的祖国，第二次流浪是由苏联到乌克兰，真的要第三次流浪吗？我想还是会流浪一次吧！”
小时候上自然课，课本上说动物迁徙，是为了觅食、为了寻偶。于是我想，人类爱远行，是为了谋职创业和寻找爱侣。
可不是嘛！原本黏着父母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就一下子变了个人，不再与父母同行，甚至当父母开心时，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然后，他们上大学、进社会，离开了家，而且常不知原因地搬到远远的地方，好像躲得愈远愈好。
他们找到了工作，找到了伴侣，有了那个属于他们的小小的窝。许多人就此安定了，不再漂泊，不再旁骛，不再远眺，朝九晚五地匆匆去、匆匆回。恋着家、黏着家，终此一生。
也有些人，总要换工作，总要远行，总伸长了脖子，想看路尽头的风景。他们不再为了逃避父母，也不再为了寻偶觅职，心中就是有一种声音、一种力量，推着他们再一次跨出步子。于是那做丈夫的，把妻子带到东、带到西。直到有一天走不动了，不好奇了，终于睡成大地的一部分。
想起飞机上邻座胖子的话——
“骑马就不等于开车，当你牵出马，你可以感觉到它有多高兴，多想往外跑。于是你骑上它，两颗‘想跑’的心结合在一块儿；跑累了，你往回骑，也感觉那马想回马厩了，两颗‘归心’又结合在一块儿回家。”
离家真好！回家真好！能离开家，才显示年轻；有家可回，才显示幸福。
不知道的幸福
生于斯、长于斯，
不去想、不去比，
就是一种幸福？
中巴混血儿吴忆桦的监护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
这孩子真可怜，妈妈在巴西生下他不久就死了，交给外婆抚养到五岁，三年前由爸爸带回台北，不久之后，爸爸也死了。外婆坚持把他接回去，台北的叔叔不让，于是打起东西两半球的官司。
终于法院做出判决，在一片哭喊和不舍中，吴忆桦被送上了飞机。
多大的新闻啊！不但机场有现场直播，许多媒体还派专员随机到巴西采访。
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台北机场还不愿走的吴忆桦，才到香港机场，就好像什么都忘了：买玩具、吃东西、拿着玩具照相机四处拍，还打电话给巴西的外婆。
他，居然用西班牙语说：“外婆，我好想你！”
又过两天，电视卫星传来画面——
吴忆桦跟着表哥表弟，在巴西的院子里有说有唱、又打又闹……
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暑假带女儿由台北去弗吉尼亚的亲戚家住了一个多月，回程经过纽约，来我家聚聚。
女儿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坐在妈妈旁边，一声也不吭。
“她啊，不想回老家，想留在美国。”做娘的说。
“什么？”我叫起来，“才几岁啊，怎舍得妈妈？”
女孩居然嘴一撇：“当然舍得！我喜欢美国，不喜欢老家。”
朋友带着女儿走了，我叹口气：
“天哪！真是女大不中留，才初三的小家伙，居然就留不住了。”
隔一阵，我回台北，与她们母女碰面。
“你还想离开家，一个人留在美国吗？”我问她。
小丫头耸耸肩：“没有啊！台北多好！”
看金球奖提名影片《末路小狂花》（Rabbit-Proof Fence），描写澳大利亚政府早期为了使土著融入白人社会，强制毛利族的儿童去接受集中教育。
白人警察开着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找，不肯乖乖去受教育的就抓。
只见部落里毛利族的妈妈们哭着、喊着，拉着、追着车子，最后趴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白人把孩子抓上车，疾驶而去。
剧中一个叫克拉格的女孩，带着妹妹和表弟逃离了“教育营”，沿着拦兔子的栅栏逃跑，表弟半路被抓回，克拉格姐妹则经过许多凶险，走了一千多公里，回到妈妈身边。
电影结尾介绍了剧中人的现实生活。
克拉格姐妹还住在原始部落里，她们的表弟则因为英语流利，在城里上班。
“我改变了观念。”一位慈善家去贵州考察回来，感慨地对我说，“我去深山的小学，看见一个小女孩，躺在屋顶上无所事事，就问她为什么不去上课。问了几遍，她都不答，原来她听不懂普通话。”她叹口气，“当地的人说，像她这样，只因为上不起小学，不懂普通话，就一辈子走不出山区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我改变做法，将来如果无法资助每个失学的孩子上六年小学，就各帮他们两年，轮着去上学。”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瞪大眼睛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