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让我想起墨西哥人的“牵亡节”，那一天晚上，像办庆典一样，大家拿着蜡烛、火把，从坟场出发，一路唱歌，把亡灵引导回家。
死在外地，甚至死在本地的人，都要引领他回家，为什么那丧生异域的女孩子，家人反而把她留在那儿？
或许他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观念吧！
记得有一年，去瑞士的惹麦特（Zermet），在那终年覆着白雪的麦特杭峰下，看到一个墓园。
“都是攀峰失事，死在这儿的。”导游说，“埋在他们爱的地方，真是葬得其所。”
也记得俄籍犹太人，著名的考古学家卡雅，以她毕生之力，研究玛雅文字，死了之后，就葬在危地马拉。
还有一对在非洲，一生以保护黑猩猩为职志的美国夫妻，我忘了他们的名字，只记得当地人以黑猩猩为佳肴，大量猎杀、走私黑猩猩，这对夫妇却想尽办法阻止。
先是丈夫遇害，接着妻子也被谋杀。
他们的遗体都没运回美国，而葬在了当地的一个山头。
在电视上看到这段专题报道，有个画面记得很清楚——
一个高高圆圆的山顶，镜头拉开，下面是非洲广大的草原和森林，旁白淡淡的，没有任何哀伤：
“他们爱这里，以这儿为家，相信这正是他们最希望的长眠的地方。”
更妙的是，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向往某些地方，没能一游，死了之后还要实现那愿望。
不久前，美联社就发了这么一则新闻——一个活着的时候，身体不好，难得远行的女人薇拉，七十八岁死了之后，遗愿是把她的骨灰撒在世界各地。
她的儿子果真实现了母亲的遗愿，他把母亲的骨灰装在塑料袋里，寄给了美国五十个州政府和世界各国的邮政总局局长。
每个地方居然都慎重地安排了撒骨灰的仪式。艾玛拉的印第安人，把骨灰撒在安第斯山的湖中；泰国人把骨灰撒在朱帕拉雅河；南美一个孤儿院的修女，把薇拉的骨灰供奉为保护天使；亚拉巴马州政府则把骨灰撒在州议会的花园里。
与这位老太太遭遇相反的，大概要算是那些深海沉船的死者了。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里，不知留有多少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前，当有打捞公司表示，现在已经有能力把“泰坦尼克”号捞起来的时候，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却极力反对：
“他们已经安眠在那里几十年了，就别去打扰死者的安宁了吧！”
还有珍珠港事变，被日机炸沉的“亚历山大”号战舰，一千两百七十七位官兵随着沉船葬身海底，虽然只是沉在浅海中，却也没被打捞。留在那儿，世世代代，供人凭吊。
更典型的是“9·11”，纽约世贸中心，轰隆几声巨响，几千人的尸骨，在那高压高温之下，竟然消失了踪迹，虽然经过人工挖掘，一点一点筛选，只见许多首饰，却无法找到那些金饰的主人。
“他们已经随着空气消逝。”有家属感叹着说，“与其留给我们不完整的残骸，不如留给我们在空气中更完整的思念。”
美国慈善团体的悼亡抚恤，也不分国籍，死者家属都能领到补偿。
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说得好——“只要是在这次灾难中牺牲的，都是我们的同胞。”
想起与母亲生前的一段对话——
“我死了，就别运回台湾了，葬在家附近，还能随时回家看看。”九十多岁的老母说。
“好！那就把老爹的骨灰从台湾运来合葬。”我说。
“何必呢！入土为安，人死四十年了，他在那儿也住习惯了，何必去打扰他？就各住各的吧！”老人家笑笑，“我跟他啊！生籍一样，死籍可不同。”
“什么是生籍、死籍？”
“你生在那儿，就是那儿的人，这是‘生籍’。”老太太居然笑得挺开心，“死在那儿，就是那儿的人，这是‘死籍’。”
母亲去世两年了，总想起她生前那句话：
“没什么死在异乡这回事，死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故乡！故乡！亡故时的家乡就是故乡。”
追梦的下一代
“我想，如果不努力，
我也会和父辈一样，
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
贵州
由台北飞香港，翻阅机上提供的杂志。
《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美国《读者文摘》上的大标题吸引了我。
文章是个湖南青年写的，说他小时候住在乡下，有一天来了位年轻的实习女老师，跟孩子们聊天、讨论，相处十分融洽，可惜那老师只能教一个月。临走时，老师给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有同学看了题目后笑道：“我能拥有什么？可能就是抱着孙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
作者则说：“我想，如果不努力，我也会和父辈一样，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是在那年轻老师的激励下，孩子们发愤读书，大多数考上大学，而今有些做了公务员，有些出国，有些做了研究生。
文章写得十分感人。但我合上书，心想：如果每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只想着离开家，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家乡的土地还有谁照顾呢？
接着到贵阳的一所大学演讲，我就提到这篇文章，说：我们不能只是想着离开穷苦的家乡，到城市过好日子，而要想，有一天从政，能改善家乡的建设；有一天从商，则回乡投资，积极地使家乡的人能过得更好。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然后为读者签名。有个男学生没拿书给我签，只递过来他的笔记本，握着我的手有些腼腆地说：
“对不起！我没钱，买不起您的书，但是笔记本上写了您说的话。”又接着一笑，“您说的，在我们发达之后，要回到故乡建设，我懂，也同意，但是我不感动。因为今天，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北京
“右眼角膜穿孔，时间太久，已经完全失明了。”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为我带去的贵州女孩孙长珍检查之后叹口气，“没救了！”
“为什么会穿孔呢？”我问。
“因为生病和营养不良，譬如缺维生素钾，造成角膜溶解，这在穷苦农村是很普遍的。”
所幸，女孩的左眼虽然也近失明，但是经过同仁医院最先进的治疗与矫正，几天之后，居然恢复到了0.4的视力。
这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小女孩，刚到北京时，来了初潮，把车子椅垫弄得全是血迹，又因为坚持自己洗衣服，不会用水龙头，淋得一身冷水，而半夜发高烧。但是视力一恢复，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个人，原来的怯懦全不见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她整夜看电视，说这是第一次看清电视，又抬头对我说：“刘伯伯，我看到您了。”
“你还要来北京吗？”我问她。
“当然！我要好好念书，到北京来，永远不再回乡下。”
打电话给个北京的年轻作家。
是位老先生接的：“他不在，不知道！”语气很坏。
跟着接到那年轻男孩的电话，直道歉：“对不起！在我爸爸眼里，我是浑蛋，我的朋友也都是浑蛋，他以为您是我那票朋友之一，所以不客气。”
“你那票朋友怎么浑蛋呢？”我好奇地问。
“都是搞艺术的。”年轻人一笑，“您可别多心，因为我爹我娘都是医生，我妹妹也是医生，只有我写稿子，在他们眼里，我是不务正业。”
上海
接受上海一家电视台的访问，在一家咖啡馆的楼上。
那是栋老旧建筑改装的，布置真有味儿——一楼摆着清式的牙床、鸦片榻，墙上挂着长长的水烟袋和鸦片枪。走上吱吱呀呀的木楼梯，只见满屋子都是锦绣的垫枕，中间一个沙发，坐下去，不但“陷入”，而且差点撞伤我的尾椎。
只见店主跑上跑下地送茶。但是访问一开始，他就不见了，等节目结束，走下楼梯，才发现那个大男生已经躺在牙床上打呼噜了。
“别吵他，听说他昨儿晚上一夜没睡。”节目制作人比个“嘘”的手势，“他搞乐团，摇滚的。”
“显然很赚。”我说，“所以能开这么个……”
“得了！赔死了！是他爸爸有钱。”
台北
晚餐后，和儿子一起去诚品书店地下室，看知风草文教协会的展览。
刚开完记者会，场上还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椅子，居然全是从附近小学借来的小桌小椅，十分有创意。
“对不起！想下午人会太多，所以现在才来。”我对负责人杨蔚龄说。
“您猜错了。”杨蔚龄一笑，“才来了三个媒体记者，还有一位是以前的老同事。”
我吓一跳：“怎么可能？”
“就是可能，因为我从事援助柬埔寨学童的工作，不本土、不精彩，也不煽情，记者不感兴趣。”
我看着墙上一幅幅照片，有被烧伤、下巴粘连着胸口的小女孩，有被地雷炸断双腿的小男孩，还有杨蔚龄抱着伤童的画面。
二十多年来这位美貌的才女，放弃人人羡慕的空中小姐和副刊主编的工作，加入宝岛“一一九”的急救，再进一步，到达战火未熄的柬埔寨，创办侨校。因为在台北的救护车出车祸，又在柬埔寨翻车，加上长年在穷乡僻壤奔波，弄得浑身是伤病，但她说：
“这样才活得有意义。”
在《天下杂志》的《梦想三○○·迎接阳光世代》专刊上，看到一个瘦削的、戴着眼镜、套着毛线帽（据说里面理个大光头）、穿着两层夹克的大男孩。
文章说，北京大学毕业的胡佳，原本可以过舒适的小资生活，但是他选择了一条拓荒的道路。
可不是嘛！
北京大学经济系，这是亿万祖国大陆青年梦寐以求的啊！
但是胡佳在同学们纷纷搭上“发财列车”时，去了河南的艾滋病村帮助病人、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种树，还到青藏高原参与反盗猎行动……他因为过度操劳，染上肝病。
胡佳的父母是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直到三十六岁才生下他。
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会为胡佳喜，还是忧？骄傲还是失望？
参加大学同班的同学会，有人提到在报上看到我儿子演《白蛇传》实验剧的照片，又有人说看到刘轩拍的电视广告。
“甭提了！甭提了！气死我了。”我挥挥手，“哈佛念了七年，博士班才毕业就跑回台北，演戏、拍广告、办音乐会，最近居然在拍立体电影，真是不务正业。”
“笑话！”好几个老同学叫了起来，“你以前不是就演戏、拍电视专题吗？你太太在学校不是也演舞台剧吗？你儿子就像你，你骂什么？”
纽约
一对牙医夫妇来聊天，太太一进门就谈她最近收藏的几尊北魏的佛像。
她确实爱艺术，二十年前买下我一整套的册页，最近连我挂在自己门厅的作品，都禁不住她的“磨功”，而成为她的收藏。
“倒退三十年，我要学艺术。”她拍拍旁边的丈夫，“你说对不对？”
“对！”她丈夫大声叫道，“如果人生能回头，我要当魔术师。”看大家不信的样子，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个硬币，一下子就变不见了。
可是没过几天，那牙医太太打电话来，直叹气：“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儿子好不容易拿到律师执照，我又给他安排好律师楼实习，他居然说他不爱法律，要当专业摄影家……”
接到高中同班同学汪恒祥的电话，也一开口就骂儿子：
“你知道吗，我儿子大学毕业，他不接我的事业，却跑去从军了，到海军陆战队，一心想去伊拉克打仗。”突然又大声喊，“我是反战的耶！他居然想去参战！”
我笑了笑，问他：“你高中是怎么半路被勒令退学的？”
隔了好几秒：“打架。”
我又问：“你以前从英国回台北的时候，被警总的人破门搜查，是为什么？”
“因为搞民主运动。”
我笑笑：“你又何必骂你儿子呢？他只是有乃父之风罢了！”
宴会上碰到美华防癌协会的会长。
“儿子在非洲好吗？”我问。
“好什么？！在非洲刚忙完，又去了西藏。”
大家都知道，她儿子杰出极了，被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录取，而且直攻医科。但是念到一半，突然跑去非洲救治艾滋病患者，现在则去了西藏，说要帮助偏远地区的藏胞。
“我打算亲自去把他抓回来。”会长摇着头说，“太伤我和我丈夫的心了。”
我没多说，只是把话题带开：“谈谈你吧！你有什么计划？”
她笑了：“当然是帮助救治美国华裔的癌症病人哪！最近还要去上海、广州演讲，把美国防癌协会的经验介绍到中国。”
“真好！你和你儿子都在做好事！”我说。
结语
贵州、北京、上海、台北、纽约。绕过半个地球，我发现每个地方、每个年龄层的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
贵州的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最接近——他们要走出去，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与成功。
北京和上海的亲子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却愈来愈大，因为那些做父母的都由早年的艰困中挣扎出头，他们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样奋斗。
但孩子不一样，他生于小康，长于富裕，有自己的视野、自己的理想。
台北和纽约的年轻人更不一样了，许多人好像过腻了好日子，主动走向沙漠、走向山村、迎向人生的苦难。
于是许多父母抓狂了。
只是，细细想想，那些孩子“表现”的，不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样子吗？父母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梦想，走“赚钱成功”的道路。
但孩子不一样，他们是追梦者。
我常想，世界就是个圆，贵州的孩子走向北京、上海，出了国，成了家，立了业，可能他们的孩子又带着父母留下的钱财和栽培出的高学历，走回贵州山村的穷乡僻壤。
我也常想，一家人就像一起登山，父母可能由山脚，胼手胝足攀到半山，在山腰生下孩子。他们总对孩子说以前的辛苦，希望孩子也从山脚爬上来。
但是，孩子说：“我要往上爬，何必往回走？”
想起香港《明报》载罗大佑医学院毕业，在执业一年多之后对他父亲说的话——
“如果要我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下半生都不会快乐。”
于是他去搞音乐，而且有了“民歌教父”之称。
想起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说的。
当他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做校长的父亲还希望他改行。
但李安继续电影事业，成为享誉国际的大导演。
想起美国第二任总统杰约翰·亚当斯一七八○年寄给他太太信中说的话：“我必须学好政治和军事，好让我们的儿子们有余裕的时间学数学和哲学。儿子们学好数学、哲学，好让他们的儿子们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和雕塑。”
子女该回头走我们走过的艰苦道路，还是走他们自己的路？
他们会不会是我们的翻版，却有幸把我们梦想的东西实现？
总是爱漂泊
“村子里大家都出去了，
我怎能不走？不走会叫人瞧不起的；
不走，你叫我在村子里怎么抬头？”
少年
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去纽约深山探视上音乐营的女儿，从车上抬下一包包卤味，塞进宿舍公用的冰箱。
“营里东西做得奇难吃。”太太说，“又不敢多带，因为冰箱太老旧，不够冷。”
走进女儿房间，地板吱吱呀呀地响，那是以前农场鸡舍改装的，连个柜子也没有，更不用说冷气了，才进去一下，我已经满身大汗，还有——暗暗的心酸。
利用周末假期，带女儿到离营一个小时车程的风景胜地镜湖，住在希尔顿，连着吃了两顿大餐，补偿她在营里总吃不饱的遗憾，又带她上街逛逛，问她要买点什么。
女儿都摇头，却盯着店里一个个小纪念品看，突然见她蹲了下去，接着妈妈递给她一张面纸。
“眼镜出问题了吗？”我问。
妈妈使了个眼色，张嘴没出声地对我说：“哭了！”
回旅馆的路上，我拍拍女儿：“既然营期已经过了一半，有不少收获了，舍不得爸爸妈妈，就提前离营，跟我们回去吧。”
却见小丫头一扭头：“No！”
宴会上遇到一对多年不见的朋友。
“我们现在是空巢期了，所以又常出来应酬。”那太太说，“三个孩子，白养了，全去了西岸，一个念加大，一个念斯坦福，还有一个在好莱坞打工。都怪我太惯、太宠他们了。”
“你太宠他们，他们应该离不开啊！”我说，“怎么一下子跑那么远呢？”
“笑话！”朋友笑了起来，“你没注意吗？愈是宠小孩，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那小孩跑得愈远，是他们不得不跑，否则长不大。”
儿子打越洋电话：“爸爸，你一定要看迪斯尼的《海底总动员》，很好看。”
于是租了光碟回家。电影演一只小丑鱼的单亲爸爸和他的孩子，孩子去上学，不小心落入渔人的网里，进了人家的鱼缸。鱼爸爸九死一生，终于找到孩子，救出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