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我先用塑料袋捉到一只大黄蜂，才转头，又发现一只又圆又大的红蜘蛛，于是再把蜘蛛抓进了袋子里。
大概是生物的默契，它们两个一进入塑料袋，就各据一方，谁也不理谁。但是当我把袋子愈缩愈小，让它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战斗就开始了。
还有一回，我同时抓了两只大黑蜂，把它们挤在一块儿，两个就抱着缠斗。我试着打开袋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们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们还在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烦，跑去看报，看完回来，它们还在里面打。
于是，我又封起袋口，拿进屋子，把它们全放进派蒂的罐子。这使我想起儿子有一次跟朋友到海边捉螃蟹，回来讲：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只，就能连带捉起许多只。因为它们会一个钳着一个，似乎说“我脱不了身，你们也别想逃，要死一起死”。
据说“多苦难”的民族都有这种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点钟，女儿放学了，也是两只螳螂准备遭遇的时刻。
我每天特别等女儿放学，让小丫头看派蒂吃虫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的画面，但这正是大世界的缩影。我也不认为“看杀”会给她带来残酷的感觉，反而发现她会因此表现出“爱”。
爱是很特殊的，它有时候甚至褊狭得让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只蝗虫，蝗虫的内脏被咬出来了。小丫头不但不觉得恶心，还高兴地说：“好吃！好吃！”似乎为她的宠物能够吃到这么一个又大又活的蝗虫而高兴。
还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马蜂在舔嘴，小丫头居然赞美地说：“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红的，是不是搽了口红？”
她显然觉得这只三角头的派蒂是个美女。
爱就是这样，可以使正义、公理，都闪到一边。别人的悲剧在我们的眼里，可以是喜剧。别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别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别人既然跟我敌对，就该杀。杀敌是圣战；“射人先射马”是聪明的战法；诱敌先捉他的“家小”，也没什么不义。
养老虎的喂虎吃鸡，养鸡的喂鸡吃虫，养虫的喂大虫吃小虫。每个人都从他的本位出发，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想想，如果有一只鸡，把我的派蒂吃了，那还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别人宠爱的蟋蟀，又该怎么说？
把新螳螂放进罐子之前，我问女儿：“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么办？”
“把新螳螂杀掉，为派蒂报仇。”小丫头咬着牙说。
我又问：“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么办？”
“那就太棒了！”小丫头拍着手。
“为什么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们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们不是还有一只螳螂吗？”
“不！”小丫头大喊，“派蒂是我的宠物！”
殊死斗（十月九日）
我们脚下的土地，有几个不曾是古战场？有几个不能把千百年来发生的事，写成一部史诗？又有哪一寸土地，不曾上演人间的悲剧？
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风暴已经结束，里面平静得如同外面的树林。
刚过去的这一天，让我学到不少。大约人们在面对战争和死亡的时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能思想。所以战争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查拉（TristanTzara）的“达达主义”（Dadaism）这样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这样产生。张爱玲也一样，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说得好——“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爱玲。”
所有的战争，开头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说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战争。当我到挪威旅行的时候，导游指着一个宁静幽美的村庄和四周如画如梦的风景说，当年曾经有几千个英国雇佣兵到这里来，结果全被俘虏了。“英国人怎么能对付得了维京人？”导游笑道，“村民们开会，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后来觉得遣送、交换都太麻烦，于是把每个俘虏的头都割了下来。多干脆！”
我一边听，一边看那宁静的小村庄，后面有白雪覆盖的山头，旁边是幽谷涵岚的狭湾，尖顶的教堂从绿绿的树丛里伸出来，夕阳下，树特别绿，塔尖也特别耀眼。一群绵羊迎面走来，带头一只大羊的脖子上挂着铃铛，叮当叮当地响。
我很难想象，当战争在这里发生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一丛丛的密林，成为最好埋伏的地方？
一棵棵白杨，当鲜血溅到那白色的树皮上，会是怎样的色彩？
一个个尖顶的教堂，会是多么好的瞭望塔？
从万古来看，每一片美丽的风景下面，都可能是坟场。如同山顶洞人和尼安德特人，在挖掘他们的洞穴时，发现地下一层又一层，千千万万年，留下一代又一代的骸骨和遗物。
记得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个镜头：巴顿的车子在郊外开，他突然叫停车，一个人走下去，面对一片旷野，深呼吸，说他感觉得到，那里是一个“古战场”。
“古战场”，多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无限凭吊，又无限欷歔的名词。如同史诗，总令人震撼，总引起心灵的净化，总给人壮阔的感动。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多美的电影场景！如果燃起一阵烟，拉出一片哭声，加上褴褛的衣衫、憔悴的容颜、滚动的车轮，那氛围有多棒！
只是，如果你我是要出征的人，我们的妻小正牵衣顿足拦住我们的脚步，那生离死别之际，又是何等的心情？
“古战场”“史诗”“人间的悲剧”。请问：我们脚下的土地，有几个不曾是古战场？有几个不能把千百年来发生的事，写成一部史诗？又有哪一寸土地，不曾上演人间的悲剧？
我面前的这个罐子，也成为古战场。从一个月前，派蒂住进来之后，就日日演着杀的戏码，留下翅膀、残肢、断臂和头颅。
相信那只新螳螂在昨天下午踏进来的时候，也立刻嗅出这古战场的味道。它会不会想，自己踏入了一个鬼屋，面对着一个杀人的魔头呢？
这一点，我看不出来。只觉得它是出奇的镇定。我拉开纱布，把它的盒子对准罐口，它就从从容容地走了进去。
原以为立刻会有一番亲爱或厮杀，却出乎我意料地平静。
罐子是横放的，派蒂站在靠底部的位置，“新朋友”留在入口的“玄关”。两个家伙相对地看了看，居然转过头，好像互不关心。如同心理学家说的，动物过多，会产生冲突；但人不一样，譬如在电梯里，大家会各自把目光转开，不要对上别人的眼睛，于是减少了紧张感。
当时这两只螳螂也表现了这种人的风范。
或许强者都懂这个。最起码“当运的人”，都懂得不要跟也“正当运”的人斗，好比钻石不要跟钻石互相摩擦一样。强者的强，不是暴虎冯河，而是识时务。与其鹬蚌相争，让渔翁得了利，不如划分势力范围，各吃各的，各自舔自己刀上的血，谁也不要为对方的草民鸣冤。赵滋蕃先生说得好——
“误尽苍生的，终究是权力之争。”（《宋王台畔》）
想到权力之争，我立刻冲去院子，抓了一只蜜蜂，又丢进去。全家的观众，显然都为我的此举叫好。
蜜蜂飞进去，先直冲罐底，派蒂匆匆忙忙出手，没抓到。蜜蜂朝反方向逃，进入新螳螂的势力圈。新螳螂也出手。
天哪！它居然一把就抓到了。
全家都大叫了一声，又立刻安静了下来。我想每个人都在操心，怕我家的派蒂，不是外来客的对手。
人都是这样，“见面三分情”，只要见一面，总能有三分情，觉得是一种缘。何况相处这么久的“宠物”。
眼看这外来客，人生地不熟，又在啦啦队声势一面倒的情况下，居然才一出手，就是“三分球”，怎不令人惊讶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日本的“相扑迷”。当那来自夏威夷的“异类”，居然打垮一群国产高手，而要登上横纲的时候，到底该怎样反应？
给他下药？赶他出境？请他入籍？还是把女儿嫁给他？
才想到相扑，罐子里就演出了。
真像相扑，这两个大肚皮的家伙，居然各自抬抬左腿，又抬抬右腿，再往下蹲了蹲，一副作势欲扑的样子。
也果然如相扑，做完这些准备动作，又各自转身走开了。罐底的派蒂开始向罐口移动，外面的新螳螂也靠着另一侧，向中间移动。
两个家伙由原来的面面相对，成为四十五度角的侧面。如果它们是猫，这绝对是最好的攻击时刻。可以出一边的爪子，用甩动的力量，攻击对方的头部。
但它们没有出击，继续绕着场子走，每一步都踏得很慎重。使人想到螳螂拳，这个据说由王朗观察螳螂所创的拳法，在步法上就非常讲究。
你看！那“马步”就该这么蹲，腿不可直，总要留三分余地；眼睛要看紧对方；手要举起来，护着自己的脸。
螳螂的大肚子，真让人能一看就了解什么是“君子不重则不威”。那“重”，是“厚重”。大大沉沉的肚子，向外伸出四条腿，稳稳地成为“中心”。上身细细小小的，又穿着厚厚的铠甲，正好能灵活地摆动。古人称之为“巨斧”的一对钳子，真是既像斧，又像刀，更像钳子和钩子，可以砍、可以夹、可以戳、可以钩。
螳螂是昆虫里最像人的。小小的头、细细的颈，上身有两只“手臂”。这两只“手”连关节都像人——有上臂，有下臂，有“手”，有“指”。也就凭着这双强有力的“手臂”和上面的武器，使它敢于“螳臂当车”。
提到“螳臂当车”，大家都用来嘲笑不自量力的人。其实当年齐庄公出猎的时候，看到螳螂“举足，将搏其轮”的时候，问驾车的人：“这是什么虫？”驭者答道：“这是螳螂。是只知进，不知退，不自量力，而轻敌好战的小虫。”
齐庄公当时怎么做？
他没有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轧死，而是“回车避之”，表示对“勇士”的尊重。
果然天下的勇士听说，就都来了。可见螳螂的勇，固然是易折的武勇，却也值得尊重。尤其在今天，这种人更稀有。
话说回来，螳螂真是“只知进，不知退”吗？
错了！最起码在我的罐子里，就看见它们如何衡情度势地向侧面移动。
它们也不是“轻敌”的。平时看派蒂，见到虫子就出手，是因为虫子太弱，能够手到擒来，所以好像掉以轻心。但是到了这一刻，真遇见劲敌，它们出手就慎重了。
“它们的屁股在动！”女儿突然叫了起来。
可不是吗！我原本只注意它们的大动作，却没发现它们屁股尖上两根须须，正在上下左右地摆动，难道是正由那里分泌费洛蒙（pheromone）？好比两军固然在前线对峙，领袖却通过热线电话在谈媾和？
隔段时间制造一点紧张的情况，非但不会影响领袖的地位，而且有转移反对派注意力，凝聚全民共识和鼓舞士气的功效。敢情这螳螂也懂得，正在发挥两面外交？
它们居然开始慢慢靠近。搞不好真是一公一母，准备上床了。我心里暗想：“如果真交了尾，我该怎么对六岁的小丫头解说？”
眼看头就要碰到一块儿，突然各自偏了一下，侧身让过。外来的那个家伙继续向前走，再左转，居然从派蒂的身上跨过去，一只脚还狠狠踩了派蒂一下。
“派蒂小心！”女儿大叫。
派蒂好像听懂了，也向前走，于是两只螳螂又回复了原本的态势。
大概密商完毕，彼此探测了虚实，费洛蒙的消息也做了交换。该战该和，就要有个决定。
这决定当然要小心，就像超级强权，各自拥有核武器，绝不能像小国家使用传统武器，随时可以放放冷枪。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反而得管制跟自己结盟的小国——少安毋躁。
两只螳螂面对面待了几分钟。原本以为大战即将爆发，未料它们居然各自低头洗脸了。
洗完脸，开始舔自己的武器，先用钳子钩着触角，放进嘴里“含”一遍。再把钳子上的尖刺，一一舔过。
接着相望一阵，然后轻轻地鞠躬，左右地摇摆，一副礼尚往来、要跳交际舞的样子。
说时迟，那时快，叮当一声，两只螳螂竟然撞在空中，一起翻到地面。接着一片金铁交鸣之声，把四周的虫尸踢得满瓶飞舞，再定睛看，两个又分开了。各自站立在原地喘息。
两只螳螂的翅膀都张开了。绿褐色的“上翅”下面露出红色的“下翅”。这下翅平常绝不展现，只有到危急关头，才摊出来，用那鲜艳的色彩，把敌人吓走。
它们显然都被激怒，而且有了第一次的交战。
突然，又一次冲锋了。这下我看清楚了，它们不像平常抓虫，只动两只钳子，而是整个身体弹跳向前。也可以说它们用的正是“独门螳螂拳”中的“崩步拳”。它集合了北派少林长拳的跳跃和螳螂拳的阴狠拳法。
各有四条腿、两只胳臂，臂上又全是“尖刀”。当八条腿交缠在一起，钳子上还要又劈、又砍。在那一瞬间，它们的上身都向后仰，尽量伸长两臂，攻击对方的头颈。结果形成下面的肚皮紧紧靠在一起，上身却愈分愈开、愈推愈远，各自向后翻倒，而不得不张开翅膀飞开的情况。
初中时练过螳螂拳，老师不断强调祖师爷当年如何被少林和尚打败，终于由看螳螂打斗中“悟”出拳法，回头打垮少林群僧。
每次练功之前，还要我们先背口诀。有所谓的“手法十二诀”“十二柔”，和“八刚”“八打”“八不打”。
那“八不打”是说不打人的要害，好像十分仁厚的样子。问题是当我们练的时候，不是用手指戳对方的眼睛，就是用脚踢对方的睾丸。师父说得好：“这是为防身、保命，不得已！”
后来上高中，在校外拜师学书法。练“永字八法”中“磔”（也就是“捺”）的时候，那老师又说了一大堆“隼尾”“金刀”“鸣鸭”这些奇怪的名称。其中还有个笔法叫作“石螂腹势”，我尤其记得清楚。因为那轻轻落笔，渐渐向下按，再往侧重重一捺，写出来的笔画，确实像只“长颈圆腹”的螳螂。
我那时就觉得很不解，奇怪老祖宗们为什么好像一天到晚都在看虫子和禽鸟。从这些小东西的身上，学习人的功夫。然后取一大堆奇怪的名字，说一大堆稀奇的道理。再加上一顶大帽子：“这可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好像祖师爷就一定天下无敌、永远不会出错的样子。
现在，派蒂和这外来的高手，是不是在出手之前，也先背口诀呢？它们是否每一招、每一式，都有个名称？还是在这三五秒之间，看情况而随机应变？
真螳螂是活的，但成为中国人的拳术，就变成了半死的。如同国画家画山水，是松树就用“松叶点”，是竹子就用“竹叶点”。写书法则动不动先问对方是学“王（王羲之）”？还是学“颜（颜真卿）”？还是学“米（米芾）”？抑或是学碑？
你如果说我练我自己的功夫、写我自己的字体、画我自家风格，只怕就要被取笑，说你“没有师法古人”了。
想到这个，虽然昨天下午，全家老小都走了，我还是耐心地守在罐子旁边，希望由两只小虫的交战中，悟出什么大道理，而自创一家门派，留名武林，或流芳画史。
只是，从下午四点进场，到七点，我吃晚饭，它们前后交手不过四次。每次都是突然冲刺、猛然后退。而后，天黑了，两个家伙的眼睛也变为黑色，居然各自转开，好像要上床睡觉了。
洋人说得好：“如果你打不倒他，就加入他！”（Ifyoucannotbeathim，joinhim！）这两个家伙，大概彼此领教了实力，英雄惜英雄，打算均分天下了。
我不再存什么奢望，也就径自去看电视。看完电视，见它们还是那样，便关灯，去睡觉。
清晨五点，想必外面很冷，暖气又动了。女儿的床，正对着出气口，大概有灰尘吹出来，小丫头开始打喷嚏，把我也惊醒了。
为她擤了鼻子，喷了一点抗敏感药，又开了空气过滤器。觉得肚子有点饿，去厨房倒了杯牛奶。
一边喝，一边走进书房，看看有没有传真进来。
瞄到桌上的玻璃罐，安安静静的，想必两只螳螂都在做大梦，把台灯点亮，又看看。
两造还是各据一方。可是那一只，那只比较大的客人，为什么仰着躺？四条腿还不断向上挥动。
我再靠近一点。倒吸一口凉气——
它，它居然身首异处，连肩膀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