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劈棺（十月十一日）
“它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只是替天行道！”
派蒂把客人吃掉，成为这两天家中的话题。尤其是餐桌上，全家人聚在一块的时候，更要说上几遍。一边说，一边叫恶心，可还兴高采烈地说。
不管怎么样，自己养的宠物，能够把客人的头给咬下来，总是件光彩的事，表示从小给的“仇恨教育”十分成功，长期教她拿活的目标练习劈刺，也诚然有了不错的成果。这不是铁证如山吗？就像拳击赛，前面每局你都占尽上风，没关系！只要在最后一局，我一拳把你打趴下了，数到十，你还爬不起来，就是输了。
死，常常代表的不仅是战争的结束，也代表死者这边公理的结束。就像一群人搞斗争，你骂我、我骂你，愈是会骂的人，愈不会被别人骂，因为对方怕你反击。所谓“柿子挑软的吃”，挨骂的常是最弱的；更往往是那天缺席，不在现场的。
死就是不在现场，而且可以确定，那死掉的人是永远不会再到现场了。所以兄弟被抓，问：“黑枪是从哪里弄来的？”“是他交给我保管的。”“他是谁？”“他是刚死的那个人。”
两军交战，一方主帅被杀了，把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往往战事就结束了。
在某些时代，人们的公理是用决斗来决定的。如果你赢了，表示上天保佑你，你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死了，表示你撒谎、你不义、你该死，甚至你的家小也该杀。
以前在英国议会里，两个人争辩不休，就约好时间出去决斗，各拿一把枪，背对着背前进，数着步子，到同一时间，转身、开枪。你倒下，就输了，而且不只输了生命，还输去了“你争的道理”。
“人在人情在”，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好了。你不在，别人何必还为你发言。甚至应该说，你不在，是你对不起我，我当初支持你的时候，实在没想到你会那么早完蛋。而今你死了、败了、逃了、病了，我当然不能再支持你。
你会发现“维持一口气在”，是多么要紧的事。那口气一完，什么都变色了——你政治的风向球立刻转向，“位阶的排列”立刻“重组”。你的铜像被泼上油漆、砍了头。你的神话开始被拆穿，你的伟大也开始朽烂。
两雄相争，不仅要看谁的力量大，也要看谁活得长。活得长表示你赢了“这口气”；活得长也表示上帝站在你这边；活得长，更可以使你有时间把那“死鬼”当年的跟班，一一收拾掉。你可以毁掉一切对他有利的史料，烧毁他回忆录的稿子，流放为他说话的人，再安排自己人重新写历史。
所以活得长，能让历史都跟你站在一边，使你流芳千古。
如此说来，这做客的螳螂死掉，还有什么好讲？谁让你“学艺不精”，却来闯我少林铜人阵？不错，不是你自己要来，是我把你抓来，又放进杀手的屋子。但不管怎么样，谁让你战死了呢？就算是我“设局”，强迫你演出这场戏，你死了，就是对不起我，就是活该。否则，你又怎么会死呢？
当然，这世上还可能有一两个谔谔之士，譬如我老婆就不服气我的看法。
我说：“派蒂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一口咬下东瀛忍者的头，都是因为我传授她《葵花宝典》。想想！哪只螳螂能有那么多机会，每天跟各种虫子搏斗，它们等在叶子下面，是‘摸彩’，要靠运气，我们派蒂则是‘天天中奖’。这杀的技术当然是派蒂高超。”
老婆则冷笑一声说：“算了吧！大家都看到了。外来的那只螳螂从派蒂身上踩过去，派蒂都吓呆了。她啊，是靠地方熟，半夜摸黑，把客人给宰了。”又放大声音强调一遍，“她是偷袭！客人死得真冤。”
提到“死得冤”，可能还真是有点死不瞑目。那外来的螳螂死到现在，最少也有四十个小时了，可是屁股还不断地上下扭动。派蒂倒也表现了大将之风，并没有因此再过去咬两口。我不能不佩服派蒂杀手的又狠又准，她怎么能那么准确地咬断对手的颈子，而自己居然毫发无伤呢？
套一句新闻术语——“从作案的手法来看，显然是职业杀手所为。”派蒂不仅是“杀手”，而且可以做“职业杀手”了。多棒啊！使我想起法国电影《尼基塔》（Nikita）里的女杀手，忘记过去，忘记姓名，甚至忘记自己，乖乖地执行“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再在完成任务之后，消失成一个没有姓名的人。
现在，我就准备叫派蒂去执行一件“秘密任务”。这是真正的“出勤”，可不是留在自己的玻璃罐子里杀哟！
提到这次的“任务”，首先我必须介绍今天的target，也就是派蒂将去暗杀的“对象”。
这件事要从好几天前说起。不！应该由好多年前说起。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书房里总会溜进来一些黑黑的小鬼，无论白天、夜里，都发出尖锐的叫声。
我曾经见过那些小鬼好几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是蛐蛐。我也不讨厌它们的叫声，只是纳闷，门窗都关得很紧，它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为此，我曾经细细地检查屋里的每个缝隙。我的书房正对着院子，一半是地板，一半是“石板地”。地板显然很紧密，毛病全出在石板地那边。房子老了，石板地的接缝，常有些水泥脱落的地方，有时候形成小洞。我猜那些蛐蛐一定是从这些小洞里钻进来的。
蛐蛐很妙，如我以前说的，它们甚至自以为聪明，会故意挑逗人。我相信，它们一定很怕冷，所以秋天一变凉，就往屋里钻。只是钻就钻好了，它们居然像是司马相如，“闻人击磐，不觉技痒”。进得屋来还忍不住要高歌，甚至唱得忘情，一直到我用手电筒把它们照到，才停止不唱。
去年我曾经抓到一只蛐蛐，放了生。隔不久它又回来了，而且带了老婆和小孩。我觉得它们一家天伦之乐，十分可爱，所以不再去打扰。
没想到有一天，一只蛐蛐居然跑到我老婆的座位下面，吓得她跳到椅子上。我说：“把它捉起来，扔出去。”话才说完，就听见啪的一声，老婆用鞋底送它上了天堂，说：“我不敢活捉，还是打死比较容易。”
隔一天，还听见蛐蛐叫，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穿鞋出去跑步。脚才伸进鞋子，就知道不妙，把鞋翻过来，掉下一只半死的公蛐蛐。
至于第三只，就不知怎样了。想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移民海外。
今年，就在上个礼拜，我又抓到一只大蛐蛐，真是“红头金翅”的好品种，两只短短的翅膀，一抖动就唧唧唧地响，连我耳背的老母都听见了。
我也待它不薄，特别找一个专门用来装蛐蛐的小金笼，把它供在其中。这小金笼子据说是十八世纪印度宫廷的东西，想必印度人也有这样的雅好。
笼子是圆形的，直径不过五厘米，高两厘米多，掐丝镶线，做“雷纹”和“云纹”的设计。顶上还镶了一颗红宝石，围以七颗蓝宝石。乍看，还真有点印度宫廷建筑的样子。
我把蛐蛐养在里面，还放了半颗葡萄进去。抓到的当天晚上，它大概因为住了华宅而高兴，整夜地高歌。第二天，还唱了一阵。但到第三天，就安静了。我从镂空的金线间望进去，觉得它还在动，便没理睬。未料，第四天打开盒子，它早僵死在里面了。
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过去看，是只母蛐蛐。我一边急着找塑料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它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又特别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走动，如同哀戚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神，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留有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过他们亲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
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造成潜藏的快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andNothingBut），这部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
一个衣着考究、美艳无比的少妇也去了，一处处奔波，当最后确定丈夫已经死亡之后，居然说：“原先真怕他还活着，却变成了个废人；现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轻松了。”最后竟然爱上带她认尸的一个军官。
“找，只是基于夫妻的情义，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确定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获得完全的自由。”
这只母蛐蛐出来寻夫，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死本来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么样，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该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谓“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动离开的人，留下活着的孤儿寡母。怪不得许多未亡人会先“抚尸”痛苦，再“捶尸”大骂：“你好狠心哪！抛下我们不管……”
既然如此，另结新欢，甚至为新欢演出《大劈棺》，又有什么不对呢？
《大劈棺》应该是评剧迷无人不晓的戏码。它演的是什么？演的是奸夫淫妇还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经死了，进了棺材，新来的男人便不是“奸夫”；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脑子治病，也是一种权衡之后，不得不做的事。
话说回来，这妇人的丈夫，明明没死，却要装死，还化装成另外一个男人试验自己的妻子，又难道是对的吗？
我有个男学生要和太太离婚。原因是他在情人节故意偷偷用“一个仰慕者”的名义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办公室，还附封信，约定下班之后，在某餐厅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晚一点回家，接着就好好化了妆、喷了香水赴约。当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节，两个人居然闹离婚。丈夫说太太不忠，时常想着出轨。太太辩说，就猜到是丈夫在搞恶作剧。
问题是，这男人何必去试探？要知道，试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层的好奇与叛逆。
他跟《大劈棺》里的庄周一样，是浑蛋！
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觉得她能在凭吊之余，把丈夫当食物进补，未尝不是聪明之举。正想着，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听到隐隐约约的蛐蛐叫声，渐渐由远而近，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经追来了。
这又使我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因为越战才结束，男人十分“缺货”。有位美国女人对我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海滩上遇到一个男人。“你从哪儿来？”女人问。
“我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兴奋地叫起来，“那么你一定是单身汉了。”
最近我家附近有个富婆死了丈夫。大家也交头接耳地说：“她丈夫死的那天夜里，有十几个男人打电话向她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