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猜，这新来的公蛐蛐会不会也看上了富有的母蛐蛐呢？瞄瞄死蛐蛐的大腿，黑黑的，紧紧的，如同腊肉。或许在蛐蛐的世界，这尸体正是了不得的美食。
公蛐蛐也真大胆，居然跳到了我的地板上。我狠狠一脚，把它踢到书柜上，趁它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抓住了。
立刻“送作堆”。果然像老情人碰面，先是唱歌、跳舞，彼此追逐，又一起跳进金笼子，享用那“可怜的亡夫”。
尸腿很快被整条咬了下来，两只蛐蛐一起分食，头靠着头，如同饮“交杯酒”。
在丈夫的尸体前面跟另外一个男人作乐，甚至跟一个本来不认识的杀夫仇人交欢，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想想，古今中外，杀了对方的男人，虏了对方的女人，再纳为自己妻室的有多少？看看中国婚姻史，为丈夫殉节的固然有一定的数目，但在那数目之外，依从了杀夫仇人的只怕更多不胜数。
尤其在过去，以男人为主的农业社会，一个女人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不接受那个“新男人”，只怕自己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在这个状况下，她能不依从吗？
相反，愈是能独立，有个性的女人或男人，反而是最不会“变节”的。
变节最快的，往往是那些处处靠丈夫，或事事靠妻子照顾的人。愈是看来温顺的小女人和听话的小丈夫，愈可能出问题。你不要以为他是那样依赖你，于是认为他会无比地忠实。你要想想，正因为他依赖，没了你就难以生活，所以当你死亡或长期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愈可能去依赖别人。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讽刺剧——
丈夫对妻子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妻子乖乖地不断点头说“是”地脱了衣服。
丈夫出门了。
进来另外一个男人，也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那女人也乖乖地点头说“是”地脱下衣服。
这戏很讽刺，也很真实。如同我前面说的，它表现了人性底层的东西。
一个对丈夫或妻子唯唯诺诺的人，也可能对别的男人或女人唯唯诺诺。他们没有气节，因为他们缺了骨头。使他们缺骨头的，可能正是他们的另一半。
看吧！这小两口，在我的瓶子里多恩爱啊！正像那部法国电影的名字——《生命不过如此》，对于未亡人，不论他是男是女，总得快快乐乐地过下去。
我把瓶子移到屋子一角的石板地上，听它们阵阵高歌。
我的女儿也爱听这歌声，因为她的老师教她，如果蛐蛐是连着高声唱，表示第二天会晴天。如果有一波没一波地唱，表示会阴天。此外，在每十三秒当中数数蛐蛐叫几次，加上四十，就是当天的温度。譬如叫了二十下，二十加四十，是六十，当天八成是六十华氏度。
自从第一只公蛐蛐来，她就这么算，每天都蛮准。新来的这只也一样，担任同样的职务。蛐蛐的这种本领，是它们能不被杀的重要原因，否则我早丢进去给派蒂杀手当晚餐了。
但是今天，我终于忍不住，派出了派蒂杀手，去执行死亡任务。
为什么？
因为那只公蛐蛐昨夜居然跳出瓶子，跑掉了。非但跑掉，还躲在门缝里不停地叫，使我一次又一次扑空。
我的“威权体制”岂容被挑战呢？你流亡海外也便罢了，居然敢对我隔海放话，且扰乱我人民的安宁、造成人心的浮动。
你看！这只母蛐蛐一听到公蛐蛐叫，就神不守舍，这还得了吗？
我现在终于搞清楚，它们是怎么进来的了。原来我书房通院子的门有两层，外面是纱门，里面是玻璃门，在两道门之间，靠地面处有个小洞，那小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有个小洞通向墙外。于是蛐蛐可以钻进墙上的小洞，进入我的纱门和玻璃门之间。当我白天打开玻璃门，靠纱门通风时，它就跳进屋来。
现在这逃走的公蛐蛐就躲在小洞里，把尖尖的伸着两根针的屁股对着室内，不断鼓翅、鸣叫，好像在喊：“快来哟！跳出玻璃瓶，投奔自由，跟我来哟！”而且，我一接近，它就溜进去，还躲在里面叫。
我曾想灌水进去，又怕弄坏了墙，而且水由这边进，另一边出，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也曾想请老岳父，狠狠吸口香烟，喷进去，又怕近八十岁的老先生，趴在地上扭了腰。
最后，我灵机一动。
对啊！放着超级杀手不用，岂不太笨了吗？
我把派蒂从罐子里拿出来。我现在的技术好了，知道颈子后方一厘米半的位置，是她钳子的死角。于是抓着这里，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门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门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让杀手垂直攀在墙上，采取最佳的“刺杀位置”。
然后，我掩上了玻璃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杀手不会放弃任务逃跑。每个雇用杀手的人都应该懂，先要防杀手变成杀自己人的道理。
我从玻璃门的上面往下偷窥，可惜因为位置太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听到那逃亡蛐蛐的叫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渐渐地，声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里暗念：派蒂啊，你可千万别离开。
突然，叫声停止了。我慢慢拉开门，派蒂还站在原来的位置，手里多了个不断跳动的东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发声器，怪不得没了声音。
我不能不为派蒂欢呼，也为我自己欢呼。
多棒啊！手到擒来。蛐蛐原来一定自鸣得意，以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鸣大放。没想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虫类的杀手，早已掩至它的门外，卧了底。
而且，我的杀手多聪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声音”。
割掉舌头的囚犯，就连死前喊冤的权利也没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边，看着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这是异议分子的下场。”我对母蛐蛐说，“它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只是替天行道！”
一言堂（十月十七日）
因纽特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了下来。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喜欢在窗外种芭蕉，听雨打芭蕉声。连我的空气清新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应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安”。那不安来自心里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著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久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因纽特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里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都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我想不该用“克”这个字，因为太大男子沙文主义。我应该说赵明诚要是没有李清照，早就成为历史沉沙的一小颗，不会被人记得。甚至李易安后来改嫁的张汝舟，也要感谢这个二嫁的老婆，多亏她，张汝舟才能进入历史，而且被后代的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吗？有一回我在广播电台上谈李清照，说她后来改嫁给张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骂了，说李易安这样才华高旷、冰清玉洁的奇女子，怎么可能改嫁。
我回说，就因为她才华高旷，所以欲望也过人；也正因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战，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细数数，历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为？我们总说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实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给甩了。老公活着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么顾忌？配偶！配偶！有一边发了，或有一边死了，既然不再“配”，还怎么成为“偶”？
我这玻璃瓶里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它和后夫合伙吃了，后夫逃亡之后又被刺杀。剩下一个“它”，居然一会儿吃葡萄，一会儿吃尸肉，过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应该再为它找个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这家伙自从“出差”之后，就特别不安。总是扒着罐口的纱布，想往外跑。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当然觉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为到了“发情期”。外面螳螂的寿命，顶多撑到十一月下旬，到时候就算不饿死，也得冻死。加上它们还要怀胎一段时间才能产卵，现在当然该“成婚”了。前几天的那个“客人”，虽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触中，也会激起她性的联想，尽管后来把对方杀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却再也难以平息。
没有错，即使不是同性恋，看到同性的裸体，也会动情，甚至看自己的裸体，都能产生联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时，都要穿一件特别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体，而产生遐思吗？
性的不能满足，最会造成不平静。我想，说不定派蒂把朋友杀死，就是因为性的焦躁，而不是为了猎食。否则她为什么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连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产生很大的问题。幸亏派蒂先在出任务的时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后来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喂她。尽管如此，算下来，她在过去六天，只吃了两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从在“病”中喂她喝过水，现在只要我把鸭嘴笔递下去，她就会伸着脖子喝，一次总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虫，更造成我没有机会为她找丈大，眼看天气愈来愈冷，杀手的脾气愈来愈躁，她的寿命将会愈来愈短，我自己也开始烦躁了。
突然想到台湾著名的昆虫学家陈维寿。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书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后来去母校教课，更见识了他的“昆虫馆”。以那时候台湾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料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为什么不装在同一个盒子里？”我问他。
“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他说。
“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我说。
“对！对！对！”他笑着，做出很奇怪的表情，“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
“头被咬掉才会快乐？”我叫了起来。
“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我诘问他。
“我看得出来！”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
“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连同盒子一起送给了陪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