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心理学的规律与非人性的自然规律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着很多差异。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必然相同。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生活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不过，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人固有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的表现完全不同。一部哲学的构建方式与桥梁的构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所用的方式必然不同。
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是，勿庸置疑，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现实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之外，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种实在仍然存在，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认知现实时，应按现实本身怎样，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角度看，都是合乎需要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知非人类的现实。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多少少真实地去认知它却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应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也同样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
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必须在何种程度上超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便更有效地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认知自然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