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俗利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