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古哲就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到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找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们“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们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与的，欧洲人却始终未澈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了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迫，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我们祖宗的精神所在，我们可以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洋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而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广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的创造。所以《易经》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又看得宇宙永无圆满之时，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盖宇宙既济则乾坤已息，还复有何人类吾人在此未圆满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这一点，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向，侵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种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观得出来的。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那末或有人说宇宙是没有圆满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作的，所认为当作的作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远在几千万年几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就，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抱了一尺，短的亦抱过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远是要努力到“死而后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满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他可为不可为，那末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那里领到生活的乐趣哩！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见。儒家何为把仁字看得这么重要哩？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亟。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侵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梗！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研究得来的。要全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逼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于机械！八股制兴，孔子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那里？还是莫明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有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观——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传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欧洲人研究佛学的日多，梵文所有的经典，差不多都出来；但向梵文里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达人立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观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方的压迫力，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甚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家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生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生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末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一夜的讲演，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沈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