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那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那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那种话，已经驳过。还有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只看周朝的时候，礼，乐，射，御，书，数唤作六艺。懂得六艺的多；却是历史，政事，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说得。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虽不少，总不如懂历史，政事的多。汉朝人的懂六艺，比六国人要精许多，哲理又全然不讲。魏晋宋齐梁陈这几代讲哲理的，尽比得上六国。六艺里边的事，礼，乐，数，是一日明白一日，书只有形体不正一点，声音训诂，仍旧没有失去。历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总算没有甚么偏胜。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没有。数学，礼，乐，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懂得历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场。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吴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像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适，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没有真见，在当时也没有实用。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攀得上。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此外像贾昌朝，丁度，毛居正几个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刘攽，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宋元之间，几位算学先生出来，到算是独开蹊径。大概宋朝人还算没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时候人，非但在学问一边讲礼，在行事一边也都守礼。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里头生太子，还瞒着人不敢说，像后代的帝王，那里避这种嫌疑？可见当时守礼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更有怪的，远公原是一个老和尚，本来游方以外，又精于丧服。弟子雷次宋也是一面清谈，一面说礼。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有一个杨简（通称杨慈湖）在温州做官，遇着钦差到温州来，去和他行礼，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会变通，也不算甚么高！照这样看来，理学先生，远不如清谈先生。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中间有几位高的：音韵算陈第，文字训诂算黄生，律吕算朱载堉，攻伪古文尚书算梅，算学也有一个徐光启，但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近二百年来，勉强唤做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像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讲政事的颇少。就有也不成大体。或者因为生非其时，不犯着讲政事给他人用。或者看穿讲政事的，总不过是浮夸大话，所以不愿去讲。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学，已经搁起一边了，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他。中间只有戴震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没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宋儒还采得几句六朝话。（大概皇侃《论语疏》里头的话，宋儒采他的意颇多。）戴家只会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话，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不能专据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不必评论了。到底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发达了。只为没有讲得哲理，所以还算一方偏胜。若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校，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也比前代进步。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没有学说的国，截然不同了。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么？也还不止。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没有寻出线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甚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那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么样改变？各处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为甚么缘故？本国的政事和别国比较，劣的在那一块，优的在那一块？又为甚么有这样政事？都没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寻么？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依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从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语，不专去依傍他人，后来人可不要自勉么？近来推陈出新的学者，也仅有几个。若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无论不能概全国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像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这句话并不是替许多学者做调人，一项学术里头这个说的是，那个说的非，自然要辩论驳正，不可模稜了事就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