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两项学术，就不该互相菲薄。）这两项偏心去了，自然有头绪寻出来。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现在的教育界第一种错渐渐打消几分，第二种错又是接踵而来。比如日本人说阳明学派是最高的学派，中国人听了也就去讲阳明学。且不论阳明是优是劣。但日本人于阳明学并没有甚么发明，不过偶然应用，立了几分功业，就说阳明学好。原来用学说去立功业，本来有应有不应，不是板定的。就像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于洴澼”，（不龟手，说手遇了冷不裂；洴澼，就是打绵。）本来只是凑机会儿。又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翻一翻。明末东南的人，大半是讲阳明学派。如果阳明学一定可以立得功业，明朝就应该不亡！又看阳明未生以前，书生立功的也很不少。远的且不必说，像北朝种师道是横渠的弟子，用种师道计，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赵蔡是晦庵的再传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亏赵蔡的力。明朝刘基（就是人人称刘伯温）是参取永嘉金华学派的，明太祖用刘基的策，就打破陈友谅。难道看了横渠晦庵和永嘉金华学派的书，就可以立得功业么？原来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庄子说得好，“豕零桔梗，是时为帝”。（豕零就是药品中的猪苓，意思说贱药也有大用）。如果着实说去，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能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则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现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说阳明学好，真是道听涂说了。又像一班人先听见宋儒谤佛，最后又听见基督教人也谤佛，就说佛学不好；近来听见日本人信佛，又听见欧洲人也颇有许多信佛，就说佛学好，也不论佛学是好是坏。但基督教人，本来有门户之见，并说不出自己学理论来。汉学人也并不看佛书，这种话本可以搁起一边。宋儒是看过佛书了，固然有许多人谤佛，也有许多人直用佛书的话，没有讳饰。本来宋儒的学说，是从禅宗脱化，几个直认不讳的，就是老实说直话。又有几个，里面用了佛说，外面排斥佛说，不过是装潢门面，难道有识的人就被他瞒过么？日本人的佛学，原是从中国传去，有几种书，中国已经没有了，日本倒还有原版，固是可宝。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莲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见解，并没有关系学说的话。尽他说的好，也不足贵。欧洲人研究梵文，考据佛传，固然是好，但所见的佛书，只是《小乘经论》，《大乘》并没有几种。有意讲佛学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语历史，原是不错（本来中国玄奘义净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后就绝了）。若说欧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学佛，我也依他学佛，那就是下劣的见解了。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这是什么缘故？意中先看他是个靶子，一定连他的坏处也取来了。日本出家人皆有妻，是明明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与佛学的本旨相反。欧洲人多说《大乘经论》，不是释迦牟尼说的（印度本来有这句话。）在看不定的人，就说《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弃菁华，就糟粕了！佛经本来和周公孔子的经典不同。周孔的经典是历史，不是谈理的，所以真经典就是，伪经典就不是。佛经是谈理的，不是历史，只要问理的高下，何必问经是谁人所说？佛经又和基督教的经典不同。基督教纯是宗教，理的是非，并不以自己思量为准，只以上帝耶稣所说的为准。佛经不过夹杂几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以前的人学佛，原是心里悦服，并不为爱重印度国推爱到佛经。现在人如果要讲佛学，也只该凭自己的心学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欧洲呢？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的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来胸中象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的人，到中国来，要知道这一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的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没有学问。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蠡本来应写蠃，俗写作螺，意思说用蠃壳去舀海水，不能晓得海的深浅。），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那个口述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观校勘经典，却也可取。因为只案字比校，并不多发议论，其余著作，不过看看当个玩具，并没有可采处。近来许多目录家，看得日本有几部旧书，就看重日本的汉学家，是大错了。皇侃《论语疏》，《玉烛宝典》，《群书治要》几部古书，不过借日本做个书簏子！这个也难怪他们。因为古书的训诂文义，从中唐到明代，一代糊糢一代，到近来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国人尚不明白，怎么好责备他国人！后来日本人也看近代学者的书，但是成见深了，又是发音极不正当，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样能够了解？有说“日本人欢喜附会。德国人倒不然，总该比日本人精审一点”，这句话也有几分合理。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没有这种荒谬，到底时候太浅，又是没有师授，总是不解。既是不解，他就说中国学问比天还要高，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原是看品题人是什么？若是没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甚么声价昵？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的一边，也有许多毛病。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这边又看作无价至宝。就把向来精正确实的话，改做一种浅陋荒唐的话。这个结果，使学问一天堕落一天。几位朋友要问这种凭据，兄弟可以随意举几件来：（一）日本人读汉字，分为汉音，吴音，唐音各种，却是发音不准。并不是中国的汉音，唐音，吴音本来如此，不过日本人口舌崛强，学成这一种奇怪的音。现在日本人说他所读的，倒是中国古来的正音，中国人也颇信这句话。我就对那个人说：“中国的古音，也分二十几韵；那里像日本发音这样简单？古音或者没有凭据，日本人所说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时候的音。你看《广韵》现在，从《广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并没有甚么变动。照《广韵》的音切切出音来，可像日本人读汉字的声音么？”那个人说：“怎么知道《广韵》的声音不和日本声音一样？”我说一项是声纽（就是通称字母的），两项是四声，从隋唐到现在，并没有甚么大改。日本可有四声么？可有四十类细目么？至于分韵，元明以来的声音，比《广韵》减少，却比日本还多。日本读汉字可能像《广韵》分二百六韵么？你看从江苏沿海到广东，小贩做工的人，都会胡乱说几句英语，从来声音没有读准。假如几百年后，英国人说我们英国的旧音失去了，倒是中国沿海的人，发得出英国旧音，你想这句话好笑不好笑！（二）日本人常说：“日本读中国的古文就懂得，读中国的现行的文就不懂得，原来中国的文气变了。日本人作的汉文，倒还是中国的古文。”这句话也颇有人相信。我说日本的文章，用助词非常之多，因为他说话里头助词多，所以文章助词也多。中国文章最爱多用助词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拟，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并不多，日本人可能懂得么？至于古人辞气，和近来不很相同。就中国人粗称能文的，还不能尽解，更何论日本人！自从王氏做《经传释词》，近来马建忠分为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儗，却并没有牵强，大体虽不全备，中国的分起来，总有十几品，颇还与古人辞气相合。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没有《文通》的完备，又拿日本诂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因为马氏不录宋文，儿岛兼录宋文，不晓中国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备了。宋文本来没有特别的句调，录了有甚么用？宋文也还可读，照着儿岛的排列法，语势蹇涩，反而变成文理不通，比马氏的书，真是有霄壤之隔！近来中国反有人译他的书。唉！真是迷了！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再请儿岛点一篇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三）有一个英国人说：“中国的言语，有许多从外边来，就像西瓜，芦菔，安石榴，蒲桃（俗写作葡萄）是希腊语；师子是波斯语，从那边传入中国。”这句话近来信的虽不多，将来恐怕又要风行。要晓这种话也有几分近理。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检点过。中国本来用单音语，鸟兽草木的名，却有许多是复音语。但凡有两字成一个名的，如果两字可以分解得开，各自有义，必不是从外国来。如果两字不能分解，或者是从外国来。蒲桃本不是中国土产，原是从西域取来，枝叶既不是蒲，果实也不像桃，唤做蒲桃，不合中国语的名义，自然是希腊语了。师子，安石榴也是一样。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蓏的通名，西瓜说是在西方的最好，两个都有义，或者由中国传到希腊去，必不由希腊传到中国来。芦菔也是中国土产，《说文》已经列在小篆。两个字虽然不能分解，鸟兽草木的名，本来复音语很多，也像从中国传入希腊，不像从希腊传入中国。至于彼此谈话，偶然一样。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没有大异。中国称兄做昆，转音为哥，鲜卑也称兄为阿干。中国人自称为我，拉丁人也自称为爱伽。中国吴语称我辈曰阿旁（《洛阳伽蓝记》自称阿侬，语则阿旁），梵语也称吾辈曰阿旁。中国称彼为他，梵语也称彼为多他。中国叹词有呜呼，梵语也是阿蒿。这种原是最简的话，随口而出，天籁相符。或者古来本是同种，后来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说甲国的话，从乙国来；乙国的话，从甲国去，就是全无凭据的话了。（像日本许多名词，大半从中国去。蒙古黄台吉就是从中国的皇太子变来；满州的福晋，就是从中国的夫人变来，这种都可以决定。因为这几国都近中国，中国文化先开，那边没有名词，不得不用中国的话，所以可下断语。若两国隔绝得很远的，或者相去虽近，文字差不多同时开的，就不能下这种断语。）有人说：“中国象形文字，从埃及传来。”也有说：“中国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腊二十二个字母。”这种话全然不对。象形字就是画画，任凭怎么样草昧初开的人，两个人同对着一种物件，画出来总是一样。何必我传你，你传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纽；辛，戌是同纽；戌，卯，未古音也是同纽。譬如支干就是字母，应该各字各纽，现在既有许多同纽的音，怎么可以当得字母？这种话应该推开。（四）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封禅七十二君，或者不纯是中国地方的土著人，巴比伦人或者也有几个。因为《穆天子传》里面谈的，颇有几分相近，但说中国人个个是从巴比伦来，到底不然。只看神农，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还有姜戎。晋朝青海有个酋长名叫姜聪，看来姜是羌人的姓，神农大概是青海人。黄帝或者稍远一点，所以《山海经》说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货逻国，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黄帝即印度人。到底中国人种的来源，远不过印度新疆，近不过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伦地方。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类的。三苗在南，所以说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书》《诗经》都还说有个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汉朝马融说的）。所以黄帝从西边来，蚩尤从东边走，赶到涿鹿，就是现在直隶宣化府地界，才决一大战。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现在的黎人苗人，应该在南方决战，为甚么到北方极边去？难道苗子与鞑子杂处？三苗是缙云氏的子孙（汉朝郑康成说的）也与苗子全不相干，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髣字，黎字本来写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髣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别国人本来不晓得中国的历史。听中国人随便讲讲，就当认真。中国人自己讲错了，由别国去一翻，倒反信为确据。你说不要笑死了么！（五）法国又有个人说：“《易经》的卦名，就是字书，每爻所说的话，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来。”这句话颇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讲的话。有几个朋友也信他。我说他举出来的字，许多小篆里头没有，岂可说文王作《周易》的时候，已经有这几个字？况且所举的字音，也并不甚合。在别国想到这条路上，也算巧思。但是在中国人只好把这种话做个谈柄，岂可当他实在？如果说他说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说明朝人也有一句话，比法国人更巧。他说：“《四书》本来是一部书。《论语》后边说‘不知命’，接下《中庸》开口就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后边说‘予怀明德’，接下《大学》开口就说‘在明明德’。《大学》后边说‘不以利为义，以义为利也’，接下《孟子》开口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这到是天然凑合，一点没有牵强。但是信得这句话么？明末人说了，就说他好笑，法国人说了，就说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么？上面所举，不过几项，其余也举不尽，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比如日本小说里头说源义经到蒙古去，近来人竟说源义经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笔墨了。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志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正实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什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多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