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许多“沟通家”，要是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只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学术沟通，研求当中的一致点，互相发明参证。这本是一件极好的事，我们那敢反对！只有欢迎。无奈他们大多数都是误算了中国学术的真价值，始终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学术思想，是个对峙的，匹敌的，硬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一起拉拢。既忘却本国学术的价值，把别国学术的价值又没有看清楚，所以费了老大的气力，其结果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或竟是许多令人发笑的戏剧。须晓得西洋近代的学术，不但和中国古代的学术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学术也不是一样。要细论西洋近代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就成了“科学之哲学”一个专科，非专门名家著一部大书，说不清楚的。单是粗粗的说来，先要把所经验的对象，各从其类，聚在一个“类概念”之下，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类。再把各类所有的特征，分析开来，作以其类概念为主部命题的宾部说出来，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记述。做到第二步工夫，才算略具科学的雏形。这种记述的科学的价值还没多大，要再进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能加合理的说明，才算得真正说明的科学。还更要能“利用厚生”，其价值才算高贵。不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都是如此的。近世“学”这个名词的定义，虽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总要是“有统系有组织的智识”，才能当得起的。从这种严密的意味说来，中国学术，在今日科学界，位置和价值，也就可以略略见得了！
中国古来许多学者，那种敏锐的思路，透澈的观察力，绵密的组织力，本来不在西洋学者之下。近世科学上的许多大问题，真难为他早经见到，早经提出！然而见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决。零零碎碎的知识，比不得有统系组织的学问。例如希腊的辨者才浓说：“极小的距离，都是无限的，那终点是达不到的。那绝尘超影的Achilles和一个乌龟，无论距离怎样近，Achilles都追不上他。因为要追上他，先要走过这距离的一半，再要走一半之一半，以至无穷，还是追不上。”中国的辨者惠施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司马彪解得最当，说：“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这一中一西的两位大辨者的话，都是一个理！然而惠施的话，永远颠扑不破。才浓却犯了一个大错，不该把Achilles纯一不可分的运动，当做个可以分割的直线，被柏格森驳倒了！照这样看来，惠施似乎比才浓高明些！其实也不然！惠施说：“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和才浓犯的是一个毛病！无论那国的辨者论师，都是罗辑或是因明的先驱，都有相当的功绩，相当的价值。要是以为中国出了辨者，就是莫大的光荣，硬说他比别国的辨者高些，甚至于说他比亚里斯多得，比陈那，比密尔多还高些。那就是大错了！近世罗辑说到最高处，有认识论的罗辑。中国古代墨子的《经下》已经讲到了“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的话。荀子的《正名篇》，提到了“缘天官”的话头。这自然是墨子荀子高处。然而却不能说西洋罗辑，印度因明，都是拾我们先秦诸子的唾余。或是说荀子墨子的学问，和西洋近世学者的学问，有同等的价值。这便大谬不然了！因为他们二位不过是提及这句话，见到这一层，并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确的解决。
又例如《庄子》一书，说生物进化的地方，颇有几处。《寓言篇》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情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种”字据我看来，恐怕不是种类的种，好像是种子的种。《至乐篇》说：“种有几”，可见不是说种类。天均好像是现在生物学上所谓“自然界之均平”。）《至乐篇》说得更详细些。说：“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舃。陵舃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颐生乎九猷。瞀生芮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子。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一段明明说最高等生物中的人类，是从下等的原生物进化出来的。和蛙玭之衣，陵舃，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实在指不出他的学名来。但就文意推测，可以说是“原生植物”中的原藻，原菌。乌足既有根，当然是“后生植物”了。由乌足进化成虫，成鸟，更进化成“哺乳类”的马，“狭鼻门”的人。庄子当日要不是经了许多细心的观察，绝说不出这一段话来。我们当然要承认庄子是曾经见到了生物进化的现象。二千多年前的人，就能见到这一层，说出这番话，本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现在“沟通派”的学者，看见庄子这些话，就同拾着了宝贝一般，要把他抬来和西洋达尔文赫凯尔对垒。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庄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腊的哲学家亚拿克西曼德尔也就说“自化”，说“无动而不变”，说“无时而不移”，说“第一个生物是生在水里”，说“人是由鱼类进化出来的”。其详细的学说，我虽不通希腊文，没有能读他的著作，晓得不清楚。单就希腊哲学史上看来，有些处似乎比《庄子》上说得还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大学者，岂不光彩么！何以不但希腊人，未闻把他抬出来，和英国达尔文德国赫凯尔对抗。别国的学者对于希腊哲学，很下工夫研究，极其看得重，也没有人说亚氏就算进化论的发明家呢！因为要说进化论，不仅是见到生物进化的现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来，建立成系统来，提得出证实的证据，下得了不移的结论，才能算的。近世的进化论者，都是仗着理化科学的助手（像那物理学产物显微镜，化学产物染色法等类），应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较研究法之类），根据解剖学，组织学，形态学，生理学，心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确切不移的自然科学，从最下等的摩内拉，到最高等的人类，从身体以至精神，从个体发生以至系统发生，寻出来一个一贯的系统，然后才敢倡进化论。他这进化论，也才有价值。若是仅仅看得出生物进化的现象，在古时固很可贵，在今日算得什么呢！所以我们只能把庄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亚拿克西曼德尔一般高，因他们两位的话，晓得生物进化这个现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罢了！要是想把庄子的话来和近世进化论沟通，这岂不是一场喜剧么！
仅仅说一句话，纵然说得十分对劲，也只能说这句话不错，不能说有学术上的价值。我去年夏天游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树下歇凉，听见两个驴夫在谈轮回，说：“什么样的人死后就投胎做驴。”傍边有个卖甜瓜的人，说道：“那有这些话，世间万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游的朋友说道：“好一位生物哲学家！不料我在这里遇见一位主张‘自然发生说’（Autogonoy Hypothesis）的！”我这句话，不过是一时的戏言。卖甜瓜人所说的“自然”，也未必就是Autogonoy的意义。他这一句话，如何能和赫凯尔的学说比！不料“沟通家”却正色庄语的道这种的戏言！只要看见中国古书上有人说过科学上那个现象，提出过科学上那个问题，就想把这部古书来和近世的那科学问沟通。全不晓得看见现象，提出问题，是一件事；解决问题，建立系统，又是一件事。现象，是聪明人都看得见的；问题，是有点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难的就是下正确的解决，组织成系统。近世科学，也是经了极长的发达阶级，受了别科学问的补助，才得成立的。中国古人生在这发达阶级之前，又没有别科学问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学所得的结果呢！他的话，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学沟通呢！至于“社会的科学”，更是要等社会组织，到了某点，才会发生某种学说。例如中古的经济组织之下，亚丹斯密的学说不会发生。机器还未通行，怎能会有马克斯的学说呢！然而今日的“沟通家”，却会把封建时代，经济组织之下发生的孔氏学说，和现在这样时世的经济学沟通，说他的学说，很适于二十世纪的经济组织。
此外还有那当然相合的。例如《管子·水地篇》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希腊的塔里斯所说的和他大致不差。这是由于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当然都先把水看做“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国古人讲五行。西洋古人也讲四行。这是因为思想家把这统一的宇宙，要分析为几种相异的构成原质，当然就都会想到那些形质最特异的土水火风木金等类了。这种的相合处，只能互相参证，无所用其沟通的。至于那偶然的巧合，像《庄子·养生篇》有庖丁解牛的话，卜拉图的Phaedrus上也有这样的话。那就更算不了什么！绝没有希罕处，不过是一样的比喻罢了。
要是中国古人有一两条说头，经了西洋近世科学的确实证明，果然是很可喜的，然而其价值也毕竟有限度的，也不该就自夸自豪，甚至于把他来电光放大！像墨子的经里说：“圆一中同长也。”这是说圆心只有一个，圆周上无论那一点，和圆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墨子这一条，和近世几何学无丝毫差异。又说：“辨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这明明是近世罗辑里五大根本原理里的“拒中原理”（或译不容间位原理，或译排中律。）。其他光学罗辑，几何学的定理，很是不少的。我们读了，只能据以推定当时科学的程度已经很高，对他表相当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说中国古代的科学，高过西洋的今日，这就和那些妄人看见有书上说“墨子造过飞鸢”，说他会造飞艇飞机，都是一般的说梦话！
照这样说，中西的学术，就绝对的不可沟通吗？这也不然。要有那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把中西学术作个比较的研究，求两系文明的化合，这到是学界一种绝大的胜业。要照这样的沟通，中国的玄学，心理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可以和西洋学术沟通的处所很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