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名学的地位
中国古代有所谓“名家”，无所谓“名学”，名学这个名词，不过近人用以译西洋的Logic之后，才通用于学术界。初学者流，以为Logic是西洋的特产品，中国实绝无其学。稍进者则谓东洋也有，即如印度的“因明”，虽不能与西洋近代的Logic相比，至少也可以敌西洋古代的Logic。于是有些名学家，插入因明，与西洋论理学相提并论。见解比从前自高一筹了！却于此外很少论及中国名学的，未免是一个大缺陷！
今欲说明中国古代名学的重要，当先研究中国古代名学的地位如何？
1.中国古代名学在世界名学上的地位——世界名学，可照世界学术的分野，划为三大派：
A西洋名学——即Logic，又译为“逻辑”或论理学，始于Aristotle，著有Organon一书，多讲形式论（Formal logic）为西洋古代逻辑的经典。到Bacon，乃反对Aristotle的说法，著Novamorganon一书，提倡归纳法（Induction）。更经Mill的发挥光大，而西洋近代逻辑乃完全成功。他的A System of Logic，可算个代表的著作。到现在杜威（Deway）极力推尊试验（Experiment），因有试验论理学（Experimental logic）的徽号。他的How We Think一书，就是这派代表的著作。——这是西洋名学的小史，也就是世界名学的一部。
B印度名学——印度名学，叫做因明。始于足目，号古因明；到陈那，著《正理门论》，大为改革前说，号新因明。自此至今，在印度无大改进。——这又是世界名学小史的三分之一。
C中国名学——中国名学的变迁，可分三大时期：a固有名学时期——断自秦汉以前。不但古代所谓名家有一种名学，即儒家，道家，法家也各有一种名学，尤以墨家为较完备关于名学的理论，多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书。如《论语》，《中庸》，《大学》，《庄子》的《齐物论》、《天下篇》，《尹文子》，《公孙龙子》，《荀子》的《正名》和《解蔽》两篇以及《墨子》等，尤以《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较详细而有西洋科学方法的色彩。b印度名学输入时期——自汉唐到明，因佛学输入日广，而因明也次第输入，为治佛学者所必知。其较有系统的著作，只有唐玄奘法师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复经窥基注疏，乃更为完备。印度名学得有光明于今日的缘故，赖此而已！c西洋名学输入时期——从明末到今，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为西洋名学输入中国之始。自后译者渐多，其最著名而又可代表西洋名学精华的要算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二书，次为王星拱编的《科学方法论》，和刘伯明译的《思维术》，科学社的《科学通论》，虽为杂集，也可窥见西洋近代论理学的一斑。至于从日文中重译过来的，多不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二书的范围，而且多属形式论理，不足指数。必欲举一二部充数，以我所见，就要算胡茂如所译日人大西祝的《论理学》，和张子和杂辑日籍所成的《新论理学》二书而已！其它坊间关于名学的教科书，更简陋不足道了！——这是中国名学的小史。除印度因明，在中国稍有光大，而且在一部分思想界，稍生影响外，西洋逻辑，还完全只有翻译，无所发明！在学术思想上的实际影响也甚微弱！质而言之，尚未成中国的名学，可以在我们脑筋中发生极大的化学作用。所以论到中国名学的精华，还在古代。我们欲完成世界名学的大观，合西洋名学，印度名学，中国名学于一炉而冶之，就要知中国古代名学的概要，和在世界名学上的地位。
2.中国古代名学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世界名学有三大派别，而学术也因此产生三大派别：即中国学术，西洋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名学，是中国学术的工具，有中国的名学，才产生中国的学术。西洋名学，是西洋学术的工具，有西洋的名学，才产生西洋的学术。印度名学，是印度学术的工具，有印度的名学，才产生印度的学术。中国系的学术，不发源于西洋和印度；西洋系的学术，不发源于中国和印度；印度系的学术，不发源于中国和西洋，他们的最大最要的原因，就在各系都各有一种特别的名学和方法。所以我们要研究西洋学术的精神，不可不先知西洋学术的方法，要研究西洋学术的进化，不可不先知西洋名学的进化。要研究印度学术的精神，不可不先知印度学术的方法，要研究印度学术的变迁，不可不先知印度名学的变迁。要研究中国学术的精神，何以不能如西洋学术的正确进取，印度学术的精深度大？也不可不先知中国学术的特别方法和名学的变迁了！
不但欲明世界学术的异同，须明各派的名学和特殊方法，就是欲明中国学术中的各派异同，也非明各派的名学和特殊方法不可。儒家何以不同于道家？墨家何以不同于儒家？所谓“孔老之争”，“儒墨之辩”，其最大的原因，又在何处呢？简单说来，多由各家的方法不同，名学殊异。所以欲知中国学术的支分派别，也不可不知支分派别的方法。老子和杨子的“无名”，孔子和荀子以及法家的“正名”，墨子的“实用”，庄子的“齐论”，（庄子的齐物论有二义。一为齐物，二为齐论。）皆各家名学的根本观念。不明这种根本观念，也就无由知他们的真正异同了。
中国学术，多发源于古代。古代学术，又以古代名学占重要的地位。一来是古代学术的一部分。二来是中国学术的根本方法，即Bacon所谓“诸学之学”。所以我们真欲整理国故，使古代学术复明于今日，则研究古代名学，实为先务之急。
二中国古代名学的派别
我国分别学派的标准：有用“家”的，如所谓道家，法家，名家；有用“人”做单位的，如孟子，荀子同家而分别叙述，老子，庄子同家而各别讨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多用后法。我今说到中国自古代名学的派别，如用“家”做标准，则学说不免有所出入。法家的名学，多同于儒家，庄子的名学，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就是实例。如用人做单位？又不免支离，不易得中国名学的要旨，而且也太词费。所以我今以学说的异同，做分派的标准，不袭“九流”之说，也不必人各一篇，只要学说大体相同，就合成一派研究，如不相同，虽昔人叫做一家，也必分别讨论。综其大略，约有五流如下：
一无名学派——老子发其端，杨朱继倡其说，以时代论，无名学说发生最先。故为古代名学第一派。他的要旨，可分二端，略述于下：
A无名主义——老子最先主张无名，他的理由大概有二：他说：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他既说常名无名，而有名之后，又常同出异名，自必至于失“道”，所以不如复归“无名”之始，而可入于“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开宗明义的第一义，也就是他主张无名主义的第一个理由。且有名了，最易引起人去争名好名。老子曾为周室柱史。历观前代争名和好名的事实自多。又见当日周室衰微，名守俱乱，他是一个学术的大革命家，富有反抗的精神，更不得不主张无名，使世俗无所借口，两相争执，与孔子的正名同一用意。不过孔子是用的积极方法，老子是用的消极方法罢了！所以他说：
“名与身孰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大辩若讷，……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这是他主张无名的第二个理由，到了杨子，更说得显明。他说：
“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他以“名”为人造的东西，与“实”不相干，所以他又说：“不矜贵，何羡名？”“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名焉。”“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照这样说来，所谓名者，已由名物的名，变为名位的名了。他恶名位，而主张无名，与孔子欲赖正名以定分的适相反对。或者杨子即以孔子主张正名过度，而毫不顾实际，遂有此反动，与老子默合了。
B观物法——老子虽然一面主张无名，却一面又指出观物法。其意或者即在名可无而物不可不观。西洋论理学原有二大派别：一为注重正名的，即为Aristotle的形式论理学；二为注重观物的，即为Bacon的归纳的论理学。老子的名学，即偏重观物学。他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所谓“物”，“象”，“精”，“真”，“信”，即事物，现象，真理。“阅众甫”，即观察万物。与西洋逻辑注重事实与观察的有些相同。他还指出两种观物法，很有研究的价值。他说：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无欲以观物，是一种客观法。有欲以观物，是一种主观法。前法要人除去个人的利害观念，以观察物的变化，那么就可知物的妙。妙，就是物的真相。后法任人挟着主观的利害观念，观物的结局对于人怎样，所以不免于“徼”。“徼”，有偏蔽的意思。比如看见一老虎，我们就说他是个孽畜，这全是从老虎对于人的利害关系上着想，所以不免把老虎的真相变了！其实老虎与耕牛同生宇宙间，离开个人主观的欲心，完全平等，无所谓孰善孰恶。不过人类容易以有欲观物，不易以无欲观物。所以所谓是非善恶，有许多是人的，不是物的；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老子即欲人由主观法，到客观法的。所以他说：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无名主义，应用于哲学，就成老子所描写的无名扑之道而任其自化。应用于人事，就成了杨子的逸乐主义，恐易于流于放纵，不顾社会了！晋世清谈之士，多不讲行检的，就由受了无名主义的流毒。
无欲观物法的应用，就成了老子所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质而言之，不得以私心害事就是了。
B正名学派——正名主义，发端于孔子，荀子更专论其说，而法家则窃取这种主义，应用于政法，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大多数人的主要观念。其起源大概有两种理由：一对于老子无名学说的反动；二对于纷乱的时局，藉正名以救济。我们考察孔子与子路为出公辄不认其父蒯聩，而称祖父灵公为父的问答，就可见孔子主张“正名”的作用。他们的问答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