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能行动的人重新可以行动，使不能工作的人重新能够工作，为丧失谋生能力的人提供生存保障，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若仅此而已便只能算作修理和饲养，不能算作康复。（就像把一辆破汽车、一台坏机床修理好，就像在笼中养肥一只鸟儿。）康复的意思是指：使那些不幸残疾了的人失而复得做人的全部权利、价值、意义和欢乐，不单是为了他们能够生存能够生产。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不是为了当一部好机器，而是为了创造幸福也享有幸福，倘有人说他不渴望幸福，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点儿教训，为了他竟敢说谎竟敢亵渎全人类的方向。（至于对幸福的不同理解，至于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必然散布着痛苦，那是另外的问题。）
正因为行动、工作和生存保障，可能提供给我们创造幸福并享有幸福的机会，它才是重要的，才可算作康复的步骤之一。但是，是不是一个能够行动、工作和生存的人，就一定能够如醉如痴地成为一个幸福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记起一件事就够了：一个身体健全且衣食住行都不愁的人，也可能自杀。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自杀，我以为那是人类的一种光荣品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分界。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才不满足于单纯的生物性和机器性，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因而只有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和壮丽的生活，于是人幸运地没有沦落到去街头随了锣声钻火圈。我不知道这值不值得人类骄傲，但我相信我们要以一个人的资格活下去就必得保持这种骄傲，所以我们的康复工作万万不能轻视了这种骄傲。
如果我们终于承认了残疾人也是人，如果我们终于相信了人不是为活着而活着的动物，也不是为了生产而配置的机器——如果这样的前提已经确立，而我们要是还说：“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尚且没有完全解决，哪还顾得上其他（譬如说残疾人的爱情问题）呢？”那么，要想证明我们的思维能力还是健全的，就只好把上述前提光明磊落地推翻。
上述前提当然不容推翻。应该推翻的，是对康复工作的某些简陋的理解，是无意之中仍然轻蔑了残疾人的人权的某些逻辑。譬如说，没有爱情的生活对于健全人来说是不人道的，那么同样的生活对于残疾人来说就应该是可以将就的吗？“平等”二字忽然到哪儿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先来认真想想什么是人道主义了，虽然这四个字现在已经不太陌生。我们对它习惯的理解大约来源于这样一句话：“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是我们现在更想知道的是：我们从濒死中活了过来，我们的伤病已然治愈或已然固定为一种残疾，在这之后，人道主义对我们还有什么见教或效用？如果再没有了，便难免会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没病没伤且衣食饱暖的活人，是无需人道主义的。也许现在倒是轮到我们来拯救人道主义了：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却听凭它的灵魂被捆缚被冷冻被晾干，这能算是人道吗？一面称赞着他们的身残志不残，一面漠视着他们爱的权利，这能算是人道吗？当一切健全人都赞美着爱的神圣，讴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之时，我们却偏偏对残疾人说：“你们的就业等等问题尚且艰难，怎么有时间来考虑你们的爱情问题呢？”这应该算是人道还是应该算作歧视？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不能活着又怎么去爱呢？所以他们主张爱情问题当然要放在就业等等问题之后。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不能去爱又怎么能活呢？看来，这绝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议，这乃是对于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限于篇幅先不去论谁是谁非，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懂得爱并且可以爱的人，自会不屈不挠地活着并且满怀激情地创造更美的生活；一个懂得爱却不能去爱的人，多半是活不下去的；而一个既不懂得爱也得不到爱的人，即便可以活下去，但是活得像个什么却不一定。
人道主义指引下的康复事业，是要使残疾人活成人而不是活成其他，是要使他们热爱生命迷恋生活，而不是在盼死的心境下去苦熬岁月。所以我以为爱情问题至少是与就业问题同等重要的。生与爱原本是一码事。如果偏要问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的话，回答是：没了这条腿你休想迈动那条腿——你残疾了你就知道了。况且渴望前行的不是腿，而是人，人之不存，腿之焉附？
我有时候担心，我们费力救活的人，会不会是（或者将会不会是）一个不愿活下去的人？我们隆而重之送去的轮椅，会不会倒为一个孤苦难耐的人提供了寻死的方便？如果爱情对于残疾人来说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总是望而生羡生畏生惭生叹的事，如果他们总是被告知：爱情不是你们生活之必需，而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那么上述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自杀并不一定就是软弱，常常倒是一种坚定的抗议，是鲜活可爱的心向生命要求意义的无可奈何的惨烈方式。要是我们说“不自由毋宁死”，大概谁都会赞同，但是不能爱者恰似奴隶的身份。要是我们说“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大概没有谁会反对，可是爱情正是理想之一种，甚或是一切美好理想之动因。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想死，一个为得不到爱情权利而死的人，至少不比无缘无故地活着更值得嘲笑。照理说上帝是公正的，他应该在给每一个人生命的同时也给每一个人爱情的权利，要是上帝也有错误也有疏忽，让我们原谅他并以康复工作来帮他纠正和弥补吧。
所幸，使一个人愿意活着比使一个人活着，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是不断地给一个人输血呢？还是设法恢复他自身的造血功能？）美好的爱情可以使人愿意活、渴望活，并焕发出千百倍创造生活的力量。还能说这是不如就业重要的事么？
生命的意义当然不只是爱情，但爱情无疑是生命的最美好的意义之一。倘此言不错的话，现在该说说具体事了：为了一切残疾人都可能享有美好的爱情，康复工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注意：“健全人也未必都能享有美好的爱情。”但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求一切人都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来。大概又会有人说了：“这太容易了，没人不让残疾人站到爱情的起跑线上来。”这让我想起一位康复工作者的话，他说：“让残疾人与健全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本身就不平等。为了平等，残疾人必须要得到一些特殊的帮助。”这话对极了。
譬如说，为性功能有缺憾的残疾人，提供性科学咨询和性工具，这事使得使不得？
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等于爱情，但是世所公认：美好的爱情必须要有美满的性生活，而美满的性生活，当然必得是出于爱情。至少，在我们梦寐以求着美好爱情的时候，我们得有机会商量商量这个不可低估的性问题。
一对真诚相爱的男女，如果因为性方面的缺憾而难成眷属或终至离异，实在是太大的悲剧。其悲尤其在于，我们不见得没有办法使其得到弥补，只因为我们一直没来得及想想办法，或者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有着一张薄脸皮。幸亏多少人多少代的痛苦终于在今天化作清醒，确认此事与脸皮无关，悲剧多半还是出于毫无道理的旧观念，还是因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太浮浅。
性生活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是丑恶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放弃？是美好的，为什么一谈及便把一些人羞杀、把另一些人气死？为什么残疾人的婚姻问题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性康复工作却羞羞答答地迟迟不能开展？（出了一些有关书籍，也总是吞吞吐吐像在撒谎，躲躲闪闪像在造着一个谣言。）莫非残疾人结婚单是为了找一个帮工的和壮胆的，并无获得婚姻的全面幸福的必要？为什么可以为肢残者提供拐杖和轮椅，却不能为性功能缺憾者提供性工具、性咨询，以及其他有助于性生活美满的方法？
如果认为这些事是淫秽的、是低级的、是流氓，那可真是天大的误会。淫秽和低级不是因为涉及了性器官，而是因为这种涉及既非为着科学也不是出于爱情。流氓的特征也不在于发生了性行为，而在于他们以强迫和欺骗侮辱了别人并且也亵渎了性。倘一谈及性便想到淫秽和流氓，我们的出处可真惨到头了。流氓不是性知识造就的，倒常常是因为缺乏性知识，缺乏对爱与性的理解，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不够人道的境遇中。（譬如得不到异性的爱，以至于过度的性饥渴使他们忽然不能自制。）
总之，在爱情的引导下，无论多么丰富多彩的性行为都是正当的、美妙的、高尚的。为挚爱的夫妻提供任何利于性生活美满的指导和器具，都应该是必要的、人道的和理直气壮的。
有性功能缺憾的残疾人，仍然有性要求和享受性欢乐的能力，这已为医学专家们所证明。如果性咨询和性器具有利于他们弥补缺憾，从而使其爱情更全面地实现，我们不赶紧做起来还等什么？
在我们做着上述呼吁的同时，我们当然应该懂得，性生活的美满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差不多是个艺术问题，就是说，那不能单是肉体的接洽，必须是精神的结合，是心灵的贴近与奉献。没有真诚的爱，温暖的肉体也可变成冰冷的机器。而在倾心的爱慕之下，满怀的激情便会驱动起美妙的想象力，使残损的肉体也变得丰盈，使人造的器具也有了生命，一个平素拘谨的人也可能忽然有了艺术灵感，创造出无穷的令人销魂的形式。那时，就连上帝也要惭愧，也要感谢我们原谅了他的过错和弥补了他的疏忽。
最后我想我们还应该冷静。在我们热烈追求爱情的幸福之时，在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应有的权利之时，残疾的朋友们，我们还得冷静。如果我们的残疾导致我们爱情的破裂（这是可能的，不仅仅因为性，还因为许多其他缘故），我们这些从死神近旁溜达过来的人，想必应该有了不太小气的准备：我们何苦不再全力地做些事，以期后世残疾者以及全人类不要像我们这样活得艰难？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