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1037年出生在今四川省眉山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苏洵，胞弟苏辙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自幼受父母影响，喜爱读书。苏轼六岁进学堂，因为聪明伶俐，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有一次，母亲教苏轼《后汉书》中的文章《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时的一位青年文人。东汉由于治理不当，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以致全国贪污、贿赂、敛财和滥捕盛行；正直忠贞的学者们一再进谏，却招来杀身之祸，范滂就是其中之一。范滂临死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深明大义，范滂终于从容赴死。读完这篇文章，小苏轼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他母亲说：“你能够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母亲吗？”简短的对话中，苏轼的志向与苏轼母亲的正直可见一斑。
11岁时，苏轼开始大量阅读经史子集，为进京赶考作准备。苏洵按照传统的方法教育儿子，经常让苏轼兄弟二人背诵古文给他听。每次苏轼都背诵得非常流利，而且还对所背诵的古文有着深刻的体会与理解。这样苏轼兄弟二人学识日渐渊博。到了大考之时，苏轼父子便同去京城赶考。
仁宗元年（1056年）五月，苏轼父子抵达京城，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第二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考试。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后，十分惊喜，想把他录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欧阳修把他的文章放在了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得居第一，殿试中了乙科。第二年四月十四日，20岁的苏轼被点为进士，从此他就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
按照惯例，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应当设法退隐，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文人。据说欧阳修还曾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
不久，苏轼举家迁往京都，一家人沿长江顺流而下，于1060年二月抵达京都。
在京定居以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考“制策”，公开批评朝政。仁宗皇帝求贤若渴，下令举办这个特殊的考试，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一切文人都可以靠各部推荐或提出作品而报名。苏轼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苏轼还提出25篇史论，其中几篇至今仍是学校教材的范文。
苏轼在政治上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坚持德治仁政的理想，并表现出浓厚的忠君观念；但他又同时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人生态度上，表现出一种顺乎自然、随缘自造、安分守己、旷达恬淡的思想倾向。不向逆境屈服的斗争精神和乐观坚毅的人生信念便体现于他所有的诗、词、文作品中，这是我们阅读苏轼的文学作品时应注意的重要内容。苏轼对诗歌风格主张兼收并蓄，他在汲取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苏诗中的用典大多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对仗既工整又活泼流动，构思巧妙。他的哲理诗往往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的结果，固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柔美婉约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一定数量的作品表现了奔放豪迈的新风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立于苏轼的豪放词风。苏轼将传统中用来表现离愁别恨、男女之爱的词用来表现性情、豪情以及对人生的思考，从而广泛地扩展了词的功能。
苏轼父子名闻天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三苏”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