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萍荪[4]
萍荪先生：
我是只能写点小说，写小说很不会写短篇。近来更写得少了，只替《北斗》写一点，还是像莫奈何写出的《驼铃》肯要我的小说，我当然欢喜为《驼铃》写，不过手边没有，写又难。所以还请别人能原谅我的苦衷，不要给我限制。几时有就几时寄吧！
丁玲 二月十二日
致《大陆新闻》[5]编者
编辑先生：
承你们的好意，辗转的写了信来，叫我为你们的日报写一篇小说。我当时答是答应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都没有动笔，而且你们的报纸出版了半个月了，自己才觉得失了信，很对你们不起。这是要请你们原谅的。实际上写点小说，看看是容易的，却也有许多困难。以小说取罪而影响杂志、刊物、书店的，屡见不鲜。所以现在好些小说中会常见一些××，××。这个不讲它，倒也不一定要尽写这些，然而就只材料也成问题。并不是缺乏，却在有些地方，还是不准你用。譬如《工场夜景》[6]我们觉得很平常，但是听说西安的学生，假若有了这么一本书，也就有罪。所以，我为你们日报着想，就觉得不能不有点审慎。我又不会拍将军的马屁，写一点上海战争中的骗人的英雄，又不能鼓吹杀人喝血，发挥民族主义精神，同时也不能写些上海男女关系的黑幕，像现在流行于好些日报上的小说一样。不过虽说好像有这末些难题，我倒也并不愿意不写，或者就取了对你们的敷衍的态度，因此，反决定了写这部《母亲》[7]给你们。这部书我预备要写三十万字左右，我对你们的希望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间断，十个月登完。
下面我要讲的，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和怎样写：
开始想写这部书，是在去年从湖南又回到上海来的时候，因为虽说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却听了许多家里和亲属间的动人的故事，完全是一些农村经济的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穷途的一些骇人的奇闻。这里面也间杂得有贫农抗租的斗争，也还有其他的斗争消息。
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些关于小城市中有了机器纺纱机，机器织布机，机器碾米厂和小火轮，长途公共汽车的，更有一些洋商新贵的轶事新闻（在那小城市中的确成为不平凡的新闻），和内地军阀官僚的横暴欺诈。
这些故事，我是非常有趣的听到了。然而同我小时候在母亲身边听母亲讲的那些故事，便完全两样，而且每次回家，都有很大的不同。逐渐的变成了现在，就是在一个家里，甚或一个人身上，都有曾几何时，而有如许剧变的感想。但这并不是一个所谓感慨的事，是包含了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所以我就开始有觉得写这部小说的必要。但总因为时间的不充分，我又不习惯一想到就动笔（如《韦护》[8]的设想，是在写时前二年，人物背景都是五卅前的），当中只取了一点，写成一篇《田家冲》[9]。后来虽说几次因几个朋友的鼓励督促，因为我同他们讨论这部书的内容，而预备动笔，但一计算时间，就又放下了。现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开始，预备每天用两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想，而半个钟头写。
这书所包括的时代，是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几个小村镇。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几家豪绅地主做中心，也带便的写到各种其他的人。但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书叫着《母亲》呢？因为她是贯穿这部书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更因为这个“母亲”，虽然是受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千磨万难，却终究是跑过来了。在一切苦斗的陈迹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记的事。虽说很可惜，如她自己所引以为憾的，就是白发已经满鬓，不能做什么事，然而那过去的精神，和现在属于大众的向往，却是不可卑视的。所以叫《母亲》，来纪念这个做“母亲”的。
再，是关于写的形式，我想也还是只能带点所谓欧化的形式，不过在文字上，我是力求着朴实和浅明一点的。像我过去所常常有的，很吃力的大段大段的描写，我不想在这部书中出现。
最后，我应该向编者和读者声明的，在这日报上所发表的这部小说，只是《母亲》的草稿。到出单行本，恐怕还要经过很大的修改，或甚至于重作。
此致敬礼，并祝编安！
丁玲 六月十一日夜
致阿涛[10]
阿涛先生：
曾经复过你一封信，但信却退了回来，我想是因为你没有把姓名写清楚，信封上光写阿涛两个字的原故吧。所以我又借《北斗》[11]的篇幅来给你几个字，希望你能赶快回我一信。
你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毛病，句子的不干净，支配材料也不十分适当，不过大体是很好的，而且在现在的作品中，能够抓住反帝的工人罢工斗争做题材，是极少见的，何况有些地方你都能够写的很好，我想这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在经验的原故。我预备将你这部稿子编在胡风的创作丛书里，而且详细的替你作篇序。你自己的那篇《写在前面》我以为不好，不想放进去。你的意见怎么样？
再者，我要同你说的，就是你以为大家都看不起工人，认定工人都不配创作，都写不好文章，而且就不要看工人写的东西。我想这个也是偏见。有些作家们是有这种脾气的。可是我们却绝对没有，并且非常重视这些作品，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这个在好些刊物书籍中，你可以明了的。不过我想你或者很难得到机会和时间，所以我在这里告你一声。我很希望你更努力下去，如若你有其它稿子，都可以寄来，我一定为你看，或许还要为你修改一点的。
还有许多话，我想放在序文里去说吧。此致敬礼，并祝努力！
丁玲
致《文学月报》编者[12]
编者先生：
这里奉上一封陈衡哲[13]女士写给我的信。希望能把它全部在《文学月报》上发表。因为这是陈女士自己的意见。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只希望编者站在编者的立场，尤其是在常做理论批评文章的编者，能够趁这机会，为田汉先生的作品[14]作一公正的估价。再者，也可以站在编者的立场，对陈女士的信，作一简单的回答。因为这不能只看作一个个人的申明而已。
即颂
编安。
丁玲
附录一 陈衡哲致丁玲的信
丁玲女士：
好久不曾通信，一切好吗？近从朋友处看见《文学月报》，方知道你近来的工作。《北斗》还办着没有？
我又拜读了田汉君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觉得他对于我实在是太恭维了，尤其是以为我能“研究中国革命是不是于资产阶级有利益”。这样的伟大事业，除非是青年革命家，或是资产阶级自身，方有研究的资格，我是一样也不配的。这决不是负气的话，我从前是一个苦学生，现在也不过是一个薪水阶级，所谓“自手到口，没有明日”的人。资本家的威权与供奉，我们也不希冀，也没有福分来享受。我们所过的不过是一个尽力为人，内心无愧的，简朴恬淡的生活而已。
年来对于我们误解的，并不止《文学月报》一处，本亦可以不必费辞更正。不过一则我忝与你有过一面之缘，似乎有与你一言的理由。二则你们和我虽然因环境与信仰的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不一样，但我们的目标——救垂亡的中国，拯堕落的民族——却不能说不相同。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对于一个不相识的人，强为她作人格上的解剖，把一个她自己还不十分认识的信仰与行为，强加在她的口中与身上。田汉君的作品是能得到一般青年的相当的注意的，所以我希望，假如他还要给我以这样的殊荣——把一个无名小卒抬上舞台，不能不说是殊荣——我很愿意先与他认识，好让他多有机会来研究我的人格与信仰，言论与行为。虽然他将发现一个比他想象中更为不堪的腐朽材料，但至少他可以说“我不曾凭空创造了一个可笑的人物，我不曾在青年的心目中，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
你与田君当然是熟识，你能不能把此信代我转达？我自信此信是十分诚恳率直的，一毫也没有气忿之心。希望你们也能用同样的精神来读它。
让我借此来问候你个人的平安与幸福。
陈衡哲谨上 八月卅一日
附笔 此信若能在《文学月报》第二期或第三期上发表，那就更好了。不过有两个条件，（一）请将全文发表，不要断章取义。（二）如田君对此有答复，那还请先将答复寄我一看，再与此信一同发表。这两个小小的要求想你能俯允。
附录二 《文学月报》编者按
在这一期稿子刚刚编好付排的时候，承丁玲女士转来陈衡哲女士的信。虽然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据陈女士信中的话看来，似乎怪田汉先生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在青年的心目中，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而这剧本是在本刊发表的，所以也就牵涉到本刊了。
田汉先生的作品虽能得到一般青年的注意；然而其中有很多可以而且必须批判的地方，那是不待说的。
至于《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也许有些地方是根据事实，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陈女士既然否认剧中人物和自己的“人格与信仰，言论与行为”相同，那也就不必追究了，反正社会上有这样一种女性就得了，陈女士读的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自己的传记啊。
至于陈女士是资产阶级，或是“薪水阶级”，我想有陈女士自己的“人格与信仰，言论与行为”作证，更不必怕人家来“扭成异形怪状”。所以我希望陈女士宽心一点，如果有得罪陈女士的地方，也请陈女士原谅！
致杜衡[15]
杜衡：
稿子我现在答应为你写一篇，自己限定十号交稿，可是却请求你不必为我留一地盘。因为怕临时又拆烂污。
已转信与老冯，要他到你家里去一次。近日我颇忙，但是很想有机会大家在一块玩一次。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并讨论批评《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也谈到其他的作品，其他的作家，也谈到创作的方法，创作的经验，创作轶事……你以为好不好？或者过几天我来你那里一次，我们商量出一个具体办法，纸不够了，余不赘。
丁玲 二十一日
致××
××先生：
读了蛰存[16]先生的来信，非常喜悦。我如果有稿子的话，给贵刊当无意见。不过我先得声明，本月底决赶不出，因为有几项拖得太久了，很难为情，现在已在开始，预备一项项依序还清。以后若有新的，一定寄上，并请指教。此祝
编安！
丁玲 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