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时髦把很多东西都往文化上靠，有人把出租汽车“面的”的兴起，也联系成文化现象来谈。我说不出它是文化的哪一种，但对“面的”还是很有些感情的。尽管“面的”有拒载、宰客、安全系数低和速度慢等缺憾，但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便宜，堵车不跳字，载人多，具有平民普及意义。与任何事物都分档次一样，车也是分档次的。车的等级，会引发出坐车人的不同感觉，我觉得打“面的”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如果说，生活是一种回声，“面的”是生命的载体，在“面的”世界里，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种回声？我想也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坐“面的”也会十分欢愉，心里十分兴奋；对于厌倦生活的人，即使整日坐“奔驰”，恐怕也看不到窗外美景，心灰意懒的。人活一种感觉，有一次我的“面的”感觉就十分难忘。1994年10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小说奖。午饭后，获奖作家张宇、刘醒龙、石钟山、徐坤等朋友鼓动该刊大编辑李敬泽到哪儿玩玩。李敬泽说去我那里玩。当时我正在亚运村一家公司里混。我们就出去打车，我先迎来一辆“夏利”，心里想，这么多人，打两辆“夏利”也装不下，先走一辆“夏利”，后边只能坐“面的”了。我就让敬泽带女士们先坐“夏利”走了，我和张宇、刘醒龙、石钟山等人坐“面的”，上车就嘻嘻哈哈地侃开了。人多话茬儿也丰富，天南地北说一通，一路上非常开心。当时我就想，“面的”挺好的。到奥体中心东门，汇合了李敬泽他们，李敬泽还说了句，还是坐“面的”好，多热闹。我猜出他跟女士们坐着拘束了。谁也不能禁止人说笑，但说笑也是分环境的，是“面的”给了我们一个环境。这环境包容着文学与友谊，激励和快乐。这样的聚团儿，人生有几何？
我认识一位大款，手提大哥大，腰里有硬货。他为人豪爽，请吃饭也大方，自己也有一辆宝马牌豪华轿车。有一次，我们共同办事，他的专车被人借走了，只好到公路旁打的。“夏利”和“皇冠”一辆接一辆闪过去，我以为他该坐好些的车，可他专打了“面的”。我可以推算这位大款打“面的”的心理。如意的生活便是平凡的生活，“面的”载动着人们的平凡生活。这里也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面。
透视“面的”，我有这样一种思考。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面的”也是这道理。如果一辆车不知道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向对于它都是逆风。“面的”虽慢一些，但它有自己的方向。而相比较而言，它比公共汽车要快吧？去年在北京，我见到过一位拾破烂打“面的”的老头。老人胡子拉碴，穿着脏乱，手拎几个装杂物的蛇皮袋子，很神气地拦截“面的”。我问他拾破烂为啥打的？老头说要到几个宾馆划拉垃圾找他需要的东西。我看见袋里装着易拉罐和茅台酒瓶子之类的东西。他从这个宾馆装完，又到另一个宾馆去，这其间有时间限制，因为宾馆过筛子清理垃圾不可能等他。他算准了时间。虽然他打“面的”一趟要花十元钱，但所赚的却是高出车费几十倍的效益。我问他，为啥不打“夏利”？他笑着说，“面的”宽绰，一上午可装个满车杂货。他说话时，一直把破烂说成杂货。我终于明白了，尽管“面的”是慢的，而对于拾破烂的老人却是快的，因为他的目标极为明确，他打车进宾馆直奔垃圾箱而去。我感到新奇好笑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这不仅仅是打“面的”的问题，而是说明普通人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渗透每个环节，时间便是金钱了。拾破烂的老人还跟我说，他喜欢喝二锅头酒，喜欢桑拿浴。他每星期都去蒋宅口桑拿中心桑拿一回，享受享受。我从这个小窗口，看见了拾破烂老人的另一面。别担心劳苦会使人萎顿，别担心享受生活会使人堕落，相反，享受生活会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日子将人们浮荡起来，催得人们忙忙碌碌。“面的”不歇息地奔跑在都市，几乎成为都市的一景了。让每位普通人都能感受到“面的”方便，还能看到与“面的”相关连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景观。我们只知道坐“面的”独行，却不知道“面的”在明天将展开一个怎样的故事。也许有一天，“面的”随着社会发展从生活里消失。这是欣慰的告别，还是要产生难以言说的追忆？
“面的”，你发出生活韵律的脚步声，应该以怎样的节奏、怎样的形象才能载动生命的喜讯？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最关注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