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山怀抱，景色秀美的湖南江永县，流传着一种只有妇女认识的文字女书。这是一种不同于汉字的文字。在江永，有文化的男人不多，却有不少妇女认识女书，有的还能用它写作，因而它被称为继发现甲骨文后的又一文字发现。
关于女书最早的史志记载，见于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其中有一则关于永明县（即今江永县）“花山庙会”的记载每岁5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唱歌，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书，有反映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林大人禁烟》，有叙述太平天国运动的《长毛过永明》，也有对民俗民情的描写，如《秀鸾歌》，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巾帕纸扇上似蒙古文的蝇头细字，就是女书。
迄今收集到的女书作品有几百篇，其中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如有记载帝王察访的《永历皇帝过永歌卢八女传记田广洞女子歌》等。
由于女书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汉字的文字，因此，在破译女书的过程中，引出了女书产生于何时，女书是借源文字还是自源文字，女书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等诸多悬案。
关于女书与汉字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的陈其光，从四百多篇，十几万字的女书原作中摘出二千多字与汉字比较，认为女书是一种变汉表音字，是利用方言差异将汉字变形创造的一种文字。它和汉字的关系有三种类别：一是从常用独体汉字变形来的基字；二是在基字上加区别符号，变成派生字；三是从合体汉字变形的双体字。陈其光认为，女书虽已形成独立系统，但因造字者众多，又无规范整理，以致异文变体很多，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文字。
清华大学的赵丽明认为，女书是一种异形汉字和表音文字，是妇女在织布绣花图案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女性文字。观察从四百多篇近十二万字的女书原始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一千二百多个单字，发现借源于方块汉字而改造的女书字占8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仅占2赵丽明认为，女书作为表音的音符字音节文字，介于汉字和日本假名的中间阶段，填补了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块空白。
上述研究尽管各执一词，但都承认女书是源于汉字的借源文字，而中南民族学院的谢志民则认为，女书是一种独立的自源文字。他指出，在女书词汇和女书语法结构中，有着古越语底蕴。早在7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就显示出古越文化的特征，如女书中的鸟图腾文化、稻作文化、纹身习俗等，显然反映了女书字符创始者是古越人。从女书文字结构反映的地域特点分析，它的创始者生活在南方。例如，甲骨文以屋内起火为“灾”，而女书则以水淹没脚为灾，足见其创始者生活在多水的南方。
关于女书产生的年代，同样众说纷纭。武汉大学宫哲兵考证了史志记载、女书内容、女书传承等，提出女书的产生不会早于明末清初，近代女权运动的兴起是这种女性文字产生与兴盛的社会基础。
谢志民认为，女书是与甲骨文同时代并行使用的文字。女书受到甲骨文的影响，借用了甲骨文字符。
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提出，女书甚至比甲骨文还古老。湖南的李荆林在把女书同史前陶文刻划符号进行比较后提出：女书起源于史前刻划符号，可追溯至距今约为6862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甚至更远。李荆林将女书和刻划符号以及甲骨文、金文进行比较，发现甲骨文中有与女书相同的字，但为数不多，而女书中的字，甲骨文和刻划符号中都有，且刻划符号中的比甲骨文中的更多。据此，李荆林认为，女书比甲骨文更古老，是刻划符号的继承和保留。
株洲工学院的刘志一更进一步认为女书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刘志一认为，女书采用了原始古夷文的许多基本词汇的符形或语音、语义以及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画和造字法，创造了一些新字符，形成了源于原始古夷文而又不同于现存古夷文的东夷舜帝官方文字，但并未脱离刻划形式的表音文字系统。女书的有些字符与半坡（626800年前）、姜寨（6年前）、柳湾（4年前）、杨家湾（6年前）刻划符号相近或相同，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女书早于甲骨文。
尽管女书的破译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上述研究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诸如汉语方言文字不分男女，为何江永有自造形体、自成风格的女书？江永女书与日本假名文字同属音节文字，且都在妇女中或首先在妇女中流传，这仅仅是偶然巧合，还是有着更深层的人类心理底蕴等问题也都悬而未决，留待研究者继续探索、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