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这些年，的确像你说的，很多香港导演都到内地来找项目，拍电影，两边的文化非常不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关锦鹏：刚才已经说过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是香港电影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时间。整个氛围很宽松，拍电影的人很幸福，王晶可以拍通俗主流的电影，许鞍华可以拍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真正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会排斥用大明星，因为香港工业基本上还是商业取向，那是包装，不过在包装的里面，我们有机会讲自己想讲的。
这几年在内地，不断有电影界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电影时代来了。每一年的数据显示，电影院的屏幕或者票房数字按多少百分比递增，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可能到香港电影当时的那种创作氛围。题材的选择上没那个自由。
可是香港电影也不可能回去了。大家都在缅怀198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批评近几年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了香港电影的特色，可是那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客观、主观环境。今天香港已经变了，哪怕我们死守在香港拍电影，也不见得能拍得出1980年代那种电影。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还没面对大陆的市场，今天哪怕你在香港拍戏，老板或者导演都有意识说，这个电影能到大陆去吗？到大陆去，肯定就有规限了。所以我个人反而用一个比较从容的态度去对待。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复兴香港电影，你就复兴得来。可能真的有机会，但不可能复兴到1980年代那种状态。
《单向街》：它可能有新的面貌。
关锦鹏：对，应该有新的面貌。另外你看1980年代的香港电影，大投资有、小投资有、中型投资有。不一样的类型同期放映，各有各的观众，喜剧，鬼片，动作片，也可以是文艺片。但我觉得在内地这种氛围不见得会有，一下子几个都是武侠电影，《黄金甲》，《十面埋伏》，《无极》，《夜宴》，观众很快会疲惫。香港电影为什么后来会衰退，就是它那种创意无尽的阶段过了。一部《英雄本色》出来，或者《笑傲江湖》出来，马上就会有十部这样子的电影，比较浮躁。我觉得中国电影将会很跳到那个阶段，那是大制作，让观众疲惫。
《单向街》：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吗？
关锦鹏：说实在话，现在内地有哪一样东西不商业化？相比起来，文化创作出来的声音，或者让人看到的力度，跟大家已经富裕、很充足，手上的钱不知道往哪里药的经济状况，没办法相提并论。
《单向街》：在内地你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是管制吗？
关锦鹏：我觉得管制还好，浮躁是让人很多时候很疲惫的。
《单向街》：这种浮躁是？
关锦鹏：体现在各个方面。你会很明显觉得已经有钱的人，很多时候在炫耀自己有钱，还没有钱的人哪怕不说，其实心有点急--为什么人家可以这么有钱，我还那么穷？有一些搞创作的人，比如说会要求说这个花一定要什么样，多贵我都要，假花我要不了。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浮躁。我记得，张叔平有时候知道我不会拍花的特写，他就把两瓶假花放在后面，形状颜色很像真的，而且你那场戏拍三天，它就是那儿，更容易接戏。这是点点滴滴感觉到的。
《单向街》：你之前说明朝末年和现在很像，是指？
关锦鹏：就是在太平盛世，明朝的时候，连朝鲜、日本都是它的附属国。在一个大的制度底下，一票文人都辞官，回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诉之于他们的创作，以情说理。肯定意味着，这种繁华鼎盛的背后有很多被扭曲的东西。
《单向街》：被扭曲的东西指的是？
关锦鹏：可能在大的环境底下有很多敢怒不敢言，或者就把所有心思放在怎么赚钱上面。
同志仍需努力
幸亏自己生得晚，不必经历同性恋的苦难年代，可是恐惧真的过去了吗？
去年中通长途电话的时候，陆离说要送我一本小书，电脑鼻祖图灵（Alan Turing）的小传。她大概听出对科学向来没兴趣的受惠人不大热衷，于是卖了个小关子：“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以她缜密的心思，一定不是希望成功人物传记发挥鼓舞作用，令孺子临老入花丛，但再好奇也不敢劳烦她邮寄，反正秋季打算回港，请她到时再想个法子交递。
如是者拖了几个月，待得我奔走于尖沙咀铜锣湾，深居简出的她自然不可能为礼物抛头露面，本来想趁她丈夫星期天远足之便交给一位共同朋友，结果也不成事。眼看亚洲之旅将近尾声，接收图灵仍然遥遥无期，她终地忍不住透过电话揭露谜底：“书里写他15岁那年爱上密码，同时爱上同学Christopher！”我虽然有点头绪，就是作不出适当反应，支支吾吾发出“？？”的空洞回音。她实在想不到有人会蠢钝若此，只好提高声线：“Christopher呀！男同学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蛮力，居然立刻答：“可是陆离，15岁爱上男同学比你想象中普遍得多哩，尤其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什么叫狗咬吕洞宾，这是最佳示范。你以为谁都会自小奔驰于同志绿茵场的老马，撞口撞面无一不是龙阳君，坦荡荡身穿背心以示有断袖之癖？前辈的一番好意我怎可以那么鲁莽，不假思索以“何必大惊小怪”的语气顶撞？
两星期前书辗转到手上，翻开来更教人羞惭交加：她唯恐收书人无心向学，亲手列了索引注明景点页数，由“15岁爱上密码和Christopher”至“1954年6月7日山埃苹果”，井井有条、一清二楚。1921年出生的图灵，成长于同性恋仍属犯法的时代，浑浑噩噩的初恋，因对象夭折而画上句号，传记指“不能正视自己情感”的他终生有性无爱，最后还因为误交混混而身败名裂，直到2008年9月才正式获得平反。
读着这种历史悲剧，我总暗暗捏一把冷汗，庆幸自己生得晚，身心都不必暗渡陈仓。蕉风椰雨的环境，出乎意料善待夹缝中的边缘人，因同性相吸而锒铛入狱的风化案虽然偶有所闻，对活在小圈子自给自足的少年完全不构成威胁--念中学时，我就有谈得来的同志同学，既勤奋修炼嗜好与品位，也努力实习性和爱。20岁一头栽进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三藩市，简直菩萨保佑放虎归山，开正戏路也文也武。说出来你不会相信，那时我非常天真，以为美国人一向都那么开放，不晓得解开枷锁的石墙起义只是四五年前的事，而Harvey Milk正处于现在进行式。
长期逸乐不知民间疾苦，尽管并非天天搂着昏君奸妃酒池肉林，毕竟脱离一般群众摸黑慰藉欲望的现实--当然瞒天过海香窃玉也是一种乐趣。近年接触的人品流比较混杂，多少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事物，然而还是很难洗涤玛丽安东妮特情结--法国大革命掉美人头的皇后，名句是“没面包吃为什么不吃糕饼？”譬如读到南洋政客一而再被控鸡奸的新闻，绘形绘声报道当事人肛门验出有被告之精液，我就禁不住尖叫：这位先生与陌生人发生肉体关系怎么不戴安全套？太没有卫生意识了！接下来又质疑：担任零号角色的，事后为什么没有即时进行清洁工作，忙着观看树林而忽略了森林。
又譬如，最近翻译电影《单身男人》（A Single Man）字幕，执导的Tom Ford虽然是美艺潮流教主，但对白本几乎令人误会是古装片。男主角在加州大学教文学，课堂上借赫胥黎的《夏去夏来鹅逝》为弱势社群伸张正义，说来说去，还是一派王尔德的遗风，“同性恋”卡在喉咙，不折不扣“不敢报上名字的爱”。声东击西的招式，媲美奥斯汀笔下的闺秀，又如张爱玲《花凋》那位留学维也纳的章云藩医生，措辞也过分留神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既然有意为自己人抱不平，表明身份也是一种姿态呀，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何必远兜转由纳粹主义说起？
回心一想，我这可不是强人所难么？剧本根据克利斯朵弗伊殊坞德一九六四年的小说改编，当时二战结束尚不满二十年，美国社会依然吹着冷战寒风，断袖分桃和“XX党”一样是见光死的罪状，怎可能要求孩子王脱下保护性取向的盔甲，赤条条晒不存在的太阳？恃着拥有引以为傲的古铜色皮肤，讪笑别人无可奈何的苍白，犯的正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毛病。
不过，最教人伤感的是，译着译着，我渐渐发觉戏中人的担忧、顾忌、避讳和恐惧，其实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即使天生缺乏被逼害焦虑，周围的气候也不算太坏，我很难欺骗自己“美丽新世界”十全十美--赫胥黎名著的原题，那个形容词不是“美丽”而是“勇敢”，更适宜借来暂用。同志仍需要努力啊，山埃（一级剧毒氰化物，俗称山埃，英文名称potassium cyaninde）苹果已经让图灵捷足先登抢去吃了，我们不稀罕当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我们要当穿本季最威风时装的恶毒皇后！
黄丹：艺术是一场科学的实验
用国画来表达都市内容、现代情感。
北京的四月仍然寒冷，黄丹刚刚从广西老家过冬归来。这个时候的北京，水墨落到纸上，很快就风干了，少了南方湿气下久久不散的莹润。
黄丹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水墨画－－只画画，而不去转行，或者尝试所谓“以商养画”。当年同她一起就读央美国画系的很多同学，都已经“离开”了，从水墨转而去做装置、摄影或者新媒体。
水墨画被叫做“国画”，它对中国文人的重要性，就像玛利亚之于天主教徒。根基深厚，难以颠覆。在央美读书时，黄丹看到了央美一位老师的画，画里是一个萝卜，“那萝卜很水润，如果是油画的话，那种感觉是很容易表现的，但是那位老师画的是水墨画，廖廖几笔，淡淡的水墨，就画出一只神奇的萝卜。”人手对毛笔的掌握能力，跟对电脑、相机的掌握，最大的差异仍然体现在经验和阅历上。在国画界，1979年出生的黄丹，要等到二三十年后，才可能积累出“水润萝卜”的功力。
同学们都想多多快快地赚到钱－－这甚至是很多中学生考美院的第一目的。这或许是国画艺术家们不愿意承认的、使他们得以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逻辑：他们的同龄人都自觉地退出了这场角逐，剩下少数的他们，等待着很久以后的将来的胜利。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逻辑，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的坚持，并不是为了某些功利的目的－－假若仅仅只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则有很多“成功学”的捷径可以搭乘。
黄丹现在每年参加三四个展览－－这种频率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来讲并不算多，而她的理想是每年只参加一个。她说很多展览对创作者本身而言意义不大－－创作者之外的角色或许收益更多。她对艺术观念的坚持很是理性，此种理性超乎人们对一般艺术家的认识，也超乎人们对一般女孩子的认识。似乎是她将所有的感性、情绪，都物化为线条和墨色，积在了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