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都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观察这些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你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而如今被风沙、岁月败落，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可比安大厦》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地喊道：“时尚先于巴黎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有礼貌……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的，但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在衰落时代。”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尽一个旅行者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Elephantine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老酒店在对岸，阿嘉莎·克莉丝蒂就是在那里写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
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小时，是阿布辛贝。
自从1813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近自己惊叹。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素，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素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馆？--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卢克素，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七千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1849年的最后一天，28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
廉价的好奇心，战胜了宏伟的神庙。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在45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用英文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1969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也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和《亚可比安大厦》，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伦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又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
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素在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一路上我听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倘若你给予的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要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还给我卷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块钱，因为“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
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金钱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
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地保持尊严。在开罗地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睡，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周五休息，餐厅是周日，这两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个孩子需要供养，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