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8000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Ｗ·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塞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吗？“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个场景了”。
作为移民的作家
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一个土的巨匠，但他们最终凭借作品回到故乡人民的怀抱。
一开始，作家总是会和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角力：为难、作为谁、站在谁的立场上而写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他的视角、创作主题，甚至是文风。这三个问题中，“作为谁而写作”是最让人困扰的，因为这将直接涉及作者的身份与传统，这两者也许不能被人自主选择，却是最容易被改变的。
我的答案却相对简单。在第一本诗集《寂静之间》（BetweenSliences）的前言中，我曾写道：“作为一个幸运的人，我愿为那些不幸在生活的底层中受苦、隐忍并凋零的人，以及那些创造历史又同时被历史愚弄毁灭的人发声。”我视自己为一名中国作家，代表苦难的中国大众用英文写作。其实对于我这样的处境来说，这个身份是如此的复杂且不可行，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确实，过于诚挚是危险的，会让人头脑发热。
总的来说，非发达国家来的作家喜欢用社会地位来定义自己，也许是对自己移民去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感到愧疚，也许是因为在本土接受的教育，都是集体要大于个人。事情上，“个人主义”在中国至今仍是贬义词。我还是希望能回到中国，把美国视为旅居之地，写作时自然而然就会想要为中国穷苦大众讲话，而并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毫无根据。任何时候，国家都可以批判作家，甚至指责他背叛人民。连人民也会质问他：“谁给你权力为我们说话了？”甚至挑衅道：“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受过苦，你就只是拿我们的苦难牟利。你身上国外，出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
有些作家也许有留意到一个公理：就算荷马没有去过特洛伊，也能为希腊战士唱赞歌。但那时，荷马已是个伟大的诗人，而我们是谁？作为有抱负的作者，我们不禁会思考；光凭才华就足够能成为群体代言人吗？依照逻辑，才华就够了。无论他人的经验还是自己的故事，除非变成经典作品流传，否则都不会有很长的影响力。但世界有它自己的运作轨迹，好像故意要潮弄这所谓“才华”的脆弱。
拥有发言权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出国以前，先拥有了自己的本国听众。从这一点出发，尽管是在不同环境与不同的人说话，但他起码有资本重新写作。这是幸运的，但好事通常不长久。最好的例子是俄国小说作索尔仁尼琴和中国的林语堂，他们都远离国土，视自己为祖国的发言人，他们的笔下满是乡愁，并努力在客居美国很我年后，和他们的人民见面。
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1973年12月，由于巴黎出版人出版了第一卷《古拉格群岛》，在1974年2月他就被流放了。他并不是个懦弱的人，但还是被这次驱逐击垮了－－他无法想象自己住在国外为完全陌生的读者写作。他对一个西班牙访问者说：“我从不想成为一个西方作家……我来到西方世界是完全违背我的意愿的。我只为我的故乡写作。”对一个瑞士记者，他悲哀地说：“我并不住在瑞士……我住在俄国。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心的事，都是俄国。”在欧洲住了两年以后，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家人在1976年的夏天来到美国，住在卡文迪许偏僻的郊外，一个位于佛蒙特州黑河谷的小村。据说他喜欢那里寒冷的空气和原始森林，这些都令他想起俄国。
一年夏天，我碰巧去佛蒙特州旅行，在回麻省的路上，我开车去了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许的家。令我惊讶的是，这由钢篱笆围起来的50英亩的房产，仍然住首他的家族成员。铁门紧闭，有完备的紧迫系统，近处的树上巾着标志：“私家宅院，请勿进入”。去他家的路淹没在浓密的森林中，并未完全铺就。他的二层木屋在山上，遍历暴晒风雨，周围杂草丛生。一条湍急的小溪流过山下的深谷，有着很好的防御作用－－我们知道即使在卡文迪许，索尔仁尼琴也常常收到死亡威胁，钢铁栅栏里面的一切都暗示着住在里面的人并不想要永远住在里面，他们非常担忧自己的生存，尤其是人身安全，并故意将自己与公众和邻居隔开。当时，卡文迪许杂货店的中年女人给我指路，并亲切地唤他“亚历山大”。而我对他家的印象则符合他自己的描述：他时刻都在准备回故乡。
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在这里住了18年，直到他终于在1994年3月得以返回俄国－－他重新获得了俄国公民身份，判决取消，书籍终于得以在俄国出版。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曾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早8点到晚10点，一周7天的工作，写出他的巨著《红色手推车》系列。尽管他声称，“我只为我的故乡写作”，但索尔仁尼琴这么多年来并不能直接和俄国人民对话，只能通过翻译接触到西方读者，但他依旧坚持用母语写作。同时，他赋予自己一项任务，即揭露苏联的黑暗面、人性的湮灭，保存那些被迫沉默的俄国人的记忆。这一点令他后来的作品更倾向于历史写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佛蒙州写的东西比流放以前的作品要少了很多的文学性。对比之下，他的早期小说，尤其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楼》，都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一些人也许会认为现实主义的小说过时、沉闷并且数量过多，但起码都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
在1994年出发回到俄国之前，索尔仁尼琴去了他很少造访的卡文迪许村，与那里的200名村民道别。他感激地说：“流放总是艰难的，除了卡文迪许、佛蒙特州，我再也想不到更好的一个能够让我等待、等待、等待回到祖国的地方了。”很显然，对他来说，他在美国的18年只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他用笔和苏联政权搏斗。
不管怎样，他清醒地知道新俄国与他离开的那个国家不同了－－那个国家历经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接受了西方民主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冲击。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很受欢迎，但他的回归仍然是谨慎且犹豫的。从叶利钦邀请他“身在俄国来为俄国读者写作”，到他正式从佛蒙特州起程，花了两年的时间。他感觉他是回国去赴死的，一旦回去就活不了多久。这样说来，他的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文学史上几乎没有被禁的文学大家能重新回到自己国家立足的。他的回归是奥德赛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