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回归故土拿回王位，索尔仁尼琴回乡后却过得艰难。他的爱国主义融合东正教，就像一记哑炮。他的政治书籍－－《坍塌的俄国》（1998），《总共200年》（2001）－－都无甚反响。他被认为是一个过去式，一个并不了解俄国现实的人。他的电台节目由于收听率过低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在西方为被迫的苏联人民发声，极具影响力，归来后却失去了话语权，无法在俄国社会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就像一名退休的外交家，工作生涯都不在故土。但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正如天才就是天才。2006年1月，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个改编自《第一圈》的十集连续剧，成为俄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索尔仁尼琴，此时已经87岁，写出了这部剧本。据说他在观看这部剧时热泪盈眶。
在索尔仁尼琴回到故乡的二十年后，他才算真正回到了俄国，终于被他的人民重新接受－－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次回归主要是通过文学。显然，是当今俄国的政治形势允许他的作品参与国家文化的重新塑造，但是，如果他没有写过重要的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就赢不回俄国的心。除《第一卷》之外，也有很多其他苏联时期的文学著作被搬上电视，例如《大师与玛格丽特》《金牛犊》《日瓦戈医生》等等。这证明，要想重新获得俄国人民的喜爱，作家本身在不在俄国并不重要。甚至，索尔仁尼琴并不需要亲自回来，他的文学作品也能找到途径回到他的人民手中。
索尔仁尼琴英雄般的胜利回归，不会令我们，忘记他流放时期经受的艰苦与折磨。1985年6月24日，在佛蒙特州拉特兰郡的小法庭，法官和三排记者、摄影师都在等待索尔仁尼琴出现并接受美国公民身份。他的妻子塔莉亚解释说丈夫“身体不舒服”，但是他的一位朋友披露说，索尔仁尼琴身体很好。一个月前，这个家庭申请美国公民资格，入籍仪式就安排在6月24日。
那天，他的妻子独自入了美国国籍，她告诉记者说，她已经美国公民，她的三个儿子会自然拿到美国身份。
很显然，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没有去参加仪式。那他一开始为什么又要申请呢？熟知索尔仁尼琴的约瑟夫·皮尔斯，给出了如下解释：
多年后，他那天消失的谜团终于被纳塔莉亚揭开，在多年的流放里，她的丈夫“从未想要成为美国公民，只因他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任何一国公民，除了俄国。（不是苏联！）”在1980年代初期，苏联陷于阿富汗战争，短期内进行变革的希望破灭，索尔仁尼琴确实有过一段短暂的彷徨，但最终他决定“维持无国籍状态－－直到俄国从极权统治中”。
这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也不能解释索尔仁尼琴差点就变成了美国人这个事实，并曾短暂地丧失他曾引以为傲的“作家的自信”。他一定厌恶过这漫长的等待，厌恶成为一名没有国籍的难民，厌恶为一个根本就不关心他在说什么的国家发声。而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为他的家庭找一条活路。
和很多人一样，他被认为过“怀疑自我”，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自己的祖国。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作家来说，索尔仁尼琴无法承担更改国籍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变成美国人，他回归俄国的道路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痛苦，因为他的反对者，甚至一些普通俄国人都会把他当做美国人来看待，质疑他的忠贞。当他不断重申故土对他的重要性，故土是他的思想中心时，这些话听起来会很不可信。幸运的是，他还算头脑冷静，拒绝了那场入籍的仪式。
这段索尔仁尼琴的插曲显示出，就算作家仔细地维持与他的人民的关系，他的身份仍然容易改变－－任何偶然的、甚至必要的举动都会令关系破裂，迫使其做出改变。我写这段未完成的入籍仪式，并不仅仅是想讲趣闻轶事，我是想证明给你看，为人民发声的身份，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事实上，我常常为索尔仁尼琴的勇敢、甘于寂寞而感动。“我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工作。”他曾这样说。而据为他写传记的Ｄ.Ｍ.托马期说，卡文迪许那时候连一个医生都没有，患有坐骨神经痛的索尔仁尼琴，不得不站着写作。让他如此坚强的，我想，不仅是他对工作的热忱，也是由于基督教信仰令他相信死后有来生，令其在今年无所畏惧。在回到俄国以前，索尔仁尼琴被问到他是否害怕死亡，他很开心地回答：“当然不！死亡只是一个平静的过渡期罢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灵魂可以延续。死亡只是一个舞台，或说是一种解放。我一点也不怕它。”他还曾说，“人类生存的目的不是快乐，而是灵魂的历练。”这也许是其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令他在流放中完成写作。
他的话让我想起自己2001年与一群中国诗人的聚会，在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他们中的一个曾是我校友。他非常喜欢美国的中西部小镇，因为那些景色令他想起中国的东北，我们的家乡。我问他：“如果可能，你会愿意一个人住在这个小镇，专心写诗吗？”他回答：“我起码需要一个朋友吧。”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中国思维并不会爷赖什么精神上的支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鲜有流放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能够孤独地生活，而大部分都成了城市居民。中国人的合群性只是表面的特征，深层来看则是对信仰的缺乏，使得生命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讨论过中国式的理想生活。他认为中国式理想生活的精髓是活在当下。由于不相信来生，中国人总是非常珍惜现世的生活，要让自己生活得最好。结果就是，多数中国人都怕死、怕孤独。他们的理想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关注现世的快乐”。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孔子，曾这样回答一个关于死亡的问题，“未知生，何知死”，这是典型的关注现世。中国人害怕错过这一世的享乐，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中心主题。
不像索尔仁尼这样幸运，林语堂没有回到他的祖国。尽管他的美国住了快60年，但也同样拒绝成为美国公民。他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文化大使。在获得哈佛的本科学位和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以前，他已经是一句中国词典编纂学者，并在清华大学教书。他的一生刚好诠释了，作家的角色无论是人民的代言人还是“变节者”，都能被政治重新塑造。他第一本英文作品，《吾国与吾民》，写于他仍在中国的时候。那时他的好朋友赛珍珠鼓励他，并帮助他出版了这本书。该书在美国极其畅销。一年之后，1936年，林语堂41岁，他去美国投入英文写作。当地写作《生活的艺术》时，马可波罗桥事件发生了，中日战争也打响。为了支持他的祖国，林语堂开始在《纽约时报》、《新共和杂志》、《国家杂志》、《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入侵中国，并试图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一方。他甚至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次印刷之前，大幅修改了最后一章，令其更能让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那时候，鲜有中国官方可以进入美国的公共媒体系统，林语堂在文学上确实成为了中国的发言人。他的公共角色为众人所知，在他1944年回到中国的那半年时间，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不下六次，国民政府不仅欣赏他的写作，也喜欢他坚定的反共产党立场。
也许像林语堂这样，自己的国家深陷灾难，本人却坚持在国外，是自私的。但是他将自己视作文化大使的身份或多或少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他承认：“我的优势就是我能够向外国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并向中国人讲述外国文化。”在他一生中，他出版了超过60本书，其中用英文写作的有40本，其中有7部小说，其余都是非小说文学，包括长短篇杂文；古代中国人物传记；对中国古文的翻译，如老子和孔子；中国艺术理论；中国出版史；《红楼梦》的参考书目；政治论文；公共演讲。很显然，他是个多面作家，只是到了1940年代，他已年逾50，渴望回到中国，他的精力分散了，写作也在衰退。但他的回归梦在1949年后破灭了。
林语堂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明白文学的品行。在他第一本英文书的序言中，他写道：看中国的方式，看任何外国国家的方式，都不是寻找异域风情，而是去探寻那些最寻常的生活价值，通过深入貌似奇怪的生活习惯，找寻真正的礼。通过女人奇怪的服饰，找寻真正的女人气质和母性色彩，通过观察男孩的恶作剧、女孩的白日梦、孩子的笑声、脚步声、女人的哭泣、男人的悲伤－－发现他们都是相似的，而且只有通过男人的悲伤和女人的哭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描写一个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