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奈保尔的《大河湾》，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那是1992年的12月末。三个月我在我第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要为不幸的中国人发声。那时我在纽约参加现代语言协会的会议，看能不能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此以前，我已找了两年的工作，都没有成功。去见那些面试者时，我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段落；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队蚂蚁，你会发现其有中些蚂蚁是迷失了方向的。队伍没有时间等它们，只有兀自前进。那些落伍的蚂蚁会死掉，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队伍。尸体周围不会有任何慌乱，它他会被抬走－－它看看起来真轻。伟大的忙碌仍在继续，那些显而易见的行为，比如两个去往不同方向的蚂蚁见面打招呼的仪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作者在哀悼惠斯曼教士的死亡，一个收集非洲面具和雕刻的比利时传教士。这行为既可以被解释成保护士著文明，也可以说是掠夺土著文明。他的死亡就像河中的一快鹅卵石，出现了又消失，而河水依然流动，就像蚂蚁不会因族群中一只的死亡而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因为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地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奈保尔的小说感动了我，我为此写了两首诗。一首是《过去》，另一首如下：
在纽约，
在金色的雨中，
我在麦迪逊大街上步伐沉重，
背负着字句。
它们来自于一页纸，
写着一个人之于其族群，
是渺小的，
就像当一只蜜蜂死去，
蜂巢依旧轰鸣。
我背上的字句，
侵蚀着我，
直到它们渗入我的骨缝－－
我成了另一个人，
孤独地游荡，
不再相信幸运，
或遇见朋友。
没有智慧能够像
霓虹灯和红绿灯那般闪亮，
但确实有字句能像
金钱，像黄色出租车，
像窗台上的肥鸽子一般真实。
当我在曼哈顿城中游荡时，这些字句就在我脑中回响。我对自己是“祖国代言人”这个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渐渐地，我发现这个雄心壮志的愚蠢。
奈保尔在他的散文《两个世界》（TwoWorld）中提到：区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和写作者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他引用普鲁斯特早期作品《驳圣伯夫》（Against Sainte-Beuve）的段落说，写作的人已经和平常人不同了。第一眼看来，这种反对作家社会职责的说法看起来不是疯话就是假话。有多少重要作家用他们的笔推动了社会正义？又有多少被认为是人民的良心？有些甚至还要拯救一个国家的灵魂。假定的前提是，做一个好作家，你要首先是一个好人，这样作家和公民身份才能合二为一。
但若仔细想想，普鲁斯特和奈保尔的确是对的。就像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这样本着良心的作家，都只能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而被自己的国民接受。他们一生的社会职责都被人忘却了；书中的东西都与他们写作的自身相分离。他的社会角色是第二位的，与他是不是作家无关。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我并不是说作家就该住在象牙塔里，只做艺术。我崇拜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她散文《终极姿态》（The Essential Gesture）中写到的那些作家，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者，他们的艺术能够反映当下的动态。在我32岁，开始严肃地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在我大学教书的头8年，我从未在教室中用过“艺术”这个词，尽管我一直在写诗歌和小说，但我怀疑写作是不是艺术，更不用说它的价值、它的政治性、它的独立性、它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我全心同意戈迪默的说法，“作家应不仅仅是作家”，更要对他的人民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飞翔号“纵帆船”》（The Schllner Flight）的句子深深打动：“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国家。”但是，当我继续写作，作家的终极姿态应是社会人这个说法使我迷惑。今天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影响甚微。作家能为为奋斗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作家为谁说话？当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一个群体？为那些不肯听进去的人？毫无疑问，作家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与压迫、歧视、不公正相抗争，但这样的姿态只是第二位的，他要意识到自己的艺术，那么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纵观当代历史，东方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没有被文学标记的空白地方：种族灭绝，战争，政治剧变，人为的灾难。中国19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数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在那里死去。但从这个灾难里没有衍生出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受害者是中国社会上最有文化的人，幸存者也由于年纪太老，无法写出好的作品。
很多被迫害的“右派”都同时是作家和社会活动者，一些人仍然在写诉状、文章、组织会议。但没有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留存，他们的痛苦会逐渐在集体回忆中淡去。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能够顺应当下的社会需要，创造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把记忆保存下来。是的，保存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它能与历史的遗忘症搏斗。在马金尼（Andrei Makine）的《我的俄国夏天之梦》（Dreams of My Russian Summers）中，作家思考着如何才能够保存记忆：“那些人（忙着写他们个人回忆的俄国人）不懂，历史并不需要那些数不清的小古拉格（集中营）。只要有一个被公认为经典的独立纪念碑，就足够了。”这是在说，作家不应仅仅是一句记录者，同时也要是历史经验的锻造者。
作家应通过他的艺术之路进入历史。如果他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服务，这服务本身应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强加于他的义务。他要用自己的原则，在他自愿选择在时间和空间里做这件事。不论他是何种角色，都要时刻牢记，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都只是在纸上决定的。这才是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深险
从北京的“浙江村”，到印度ＩＴ人士的全球流动，年轻的人类学者在寻找自身体验与世界的联系
牛津乌云
到牛津大学，而没有到北美学习，我对此感到幸运。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首先要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ＧＲＥ，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调查时，看到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ＮＩＩＴ的广告：“如果不加入ＮＩＩＴ，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后来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