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做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要面临很多问题。
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ＩＴ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及时反应。
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到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ＩＴ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兴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共访谈了124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25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印度海阔天空
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前往海德拉巴－－猎身体系的起点之一。在那里，我和一群单身ＩＴ技术人员住在一起。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又根据在网上发现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详细访谈了43个ＩＴ人士。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我的访谈对象中男性占大多数。他们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国发展，有的在当地事业蒸蒸日上，也有的长期失业、专业逛街。我也走访了不少他们所就职的ＩＴ咨询公司（劳力行）、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达瓦里（West Godavari）地区的两上镇、三个乡村之间穿梭调查。这一地区是大量ＩＴ专业人士的家乡。我去那里当然不是要找他们－－他们很少留在小城镇或者农村－－而是要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社会背景。
我在印度的这段时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兴奋、效率最高的部分。简直如有神力相助，我所感兴趣的、关心的事情几乎都在海德拉巴等着我去发现。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国的ＩＴ专业人士都非常乐于陪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中国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乐（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认为不够国际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带我去走访各个劳力行以打听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务市场状况。
在悉尼，猎身过程中有很多敏感问题，劳力行的老板和工人们始终压力重重，人们互相提防，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适互动；而海德拉巴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空间，各种希望与失望交替呈现，年轻的ＩＴ人视之为正常，彼此开着玩笑、也毫无保留地自潮。更为重要的是，当完全浸泡在基层的生活中，我随处遇见原先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现象。
比如大量失业的ＩＴ工人、嫁妆的增涨、农民对女子接受ＩＴ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等等，它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们对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径庭。
它们向我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矛盾的讽刺，也让我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强化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我在澳大利亚观察的猎身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则让我看到这股暗流的源头，认我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暗流会对我们平常所见的显流如此重要。
原来以为要到牛津大学取经，最后才发现真和孙猴子一样，是去印度取了真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去印度的路上，通过种种艰难，看到了什么是真经。
察彼以察已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印度，我是否得出了什么独特的见解？完全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必然的优势。比如，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固然会思考很多局内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也会过度敏感，容易对现象作过度解释。很多次，我为一些意外的“发现”而欣喜若狂，但在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之后才明白这些现象纯粹是巧合。我不能很快对所研究的社会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印度学者花了相同的时间和经历，很可能会经我做得好。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关于我自己：这次研究教会我更深刻的反思，以及变得对我自己的社会（中国）更加敏感。当我在重读自己在1998年关于“浙江村”的书稿，我对自己忽略了那么多的不平待现象而感到震惊。那么如今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看的看法？我想首先是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研究动机。
除此之外，我必须承认，我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我的视角。这个身份认同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如果猎身体系是一个中国案例，我的研究也许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也许会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劳力行的经营策略上，以及劳力输出在经济发展能力，而在印度案例中则更多的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我对于中国的观察更倾向于进行操作层面上的批判，思考事情可以怎样提高改善（因此是“建设性的”）；而关于印度的视角则更多的是规范层面上的批判（指出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强调事情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是什么样的）。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我到印度去探索，其实是寻找我在研究中国时所失去的东西。我自觉不自觉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和印度，我并不因此感到骄傲，也并不因此而羞耻，我对自己能够通过这次研究认识到这一点感到欣慰。
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印度？这不能只靠学者个人的反复自省。关键要塑造新一代的学人，塑造新的学术生产体系。因此，如果这项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以引导人类学方面更多的“南－南对话”，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邀请我的印度同行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来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调查，不仅对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对根深蒂固藏在我们心中、而却没有被我们察觉的成见提出疑问。
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前往海德拉巴－－猎身体系的起点之一。在那里，我和一群单身ＩＴ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