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初，未竣工的维尼纶厂。
厂房之间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钢筋、木料，凛冽的寒风中，水泥袋的碎纸片漫天飞舞。维尼纶厂建厂指挥部的成员们正在陪同省轻工局几位领导视察工地。
“三千万，一个子儿也压缩不下去了？成了刚性的了？”说这话的是省轻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丁猛，他那扫视着众人的似乎是狡黠的目光里隐隐含着审视，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额上的皱纹很深，脸上的线条像岩石裂缝般粗犷刚劲。他以惯有的诙谐口气说着，明显流露着不满。
这位刚刚复职的丁局长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以果断执着在全省闻名，曾有许多美传。这次到维尼纶厂是审查追加预算的。维尼纶厂是个建设十年还未竣工的“胡子工程”了，今年总算提出了一年竣工的计划。但建厂联合指挥部——这是由维尼纶厂（通称甲方）和负责施工的省建公司九处（通称乙方）联合组成——却又同时提出了一个需要追加投资三千万元的申请报告。要知道，维尼纶厂从最初的总概算五千万元，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因为超支而追加投资，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了。一个总概算才五千万的项目要花三千万来扫尾竣工，无论如何是太不像话了！他知道，压缩投资是当今最难的事情，连计委、建委、国家都没办法，人人都说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状。但他就是要在这上头试一试，冲一冲这个谁也不敢碰的“现状”！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维尼纶厂的党委书记、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张安邦是他一九六五年在一个纺织厂培养和提拔的干部，他了解他，相信他会配合这次审查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十多年没接触，张安邦变得陌生、不可捉摸了。虽然表面上对老上级仍显出一种特有的亲热和坦然，但在客气尊敬中总好像隔着层什么。在张安邦的安排下，几天来对追加预算的审查也好像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云雾。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精确，丝毫看不出漫天要价的迹象。要账目，有一摞两尺高的“预算书”“计算书”送来，数以千页的表格里填满了用计算机算出来的数万个数字；要听意见，指挥部甲乙两方都做了详细汇报；好像三千万无可非议，只有拍板了。可是，敷衍的客套，官样的文章，却使丁猛愈来愈愤懑，他始终感到有人张开了一张网，罩住了一切，使他根本看不到实情。是谁张的网呢？张安邦？丁猛还不能断定。
“我们已经是一压再压，没有一点弹性了！”一摊双手答话的正是张安邦。这位厂党委书记有着一张长圆的胖脸，光润润的，没有皱褶，没有棱角，像揉光的面团，眉毛细淡，眼睛漂亮有神。他的嗓门即使是这样随便说话也十分洪亮。话语里带着对老上级才有的亲近和诉苦的口吻。他说完又笑了笑，很亲切地看了看左右，簇拥着他的部下们用迎合的点头和微笑呼应着。
“这是什么？”丁猛指着一座像是临时搭的烂仓库模样的建筑问。
“这是临时食堂。”张安邦从容地回答。他指着旁边被水泥、机器堆满大厅的原来的食堂说：“正式食堂做了临时仓库——因为仓库不够用——所以又盖了个临时食堂，职工吃饭总不能露天嘛。”说着，一行人走入了“临时食堂”的大厅，仰面是席片的棚顶，低头是烂砖的地面，墙上窗户没框，横七竖八的木条钉住的塑料薄膜被风刮得呼塌塌作响，确实是一副“临时”样。轻工局基建处的一位处长点头证实道：“盖临时食堂，他们有过申请报告。”
丁猛打量了一圈大厅，哼了一声说：“好一个临时食堂！……临时设施，为什么搞水泥砂浆砌墙？为什么还搞圈梁？怕以后拆起来太方便？”丁猛上上下下指划着，两眼冒火地说，“这样大的面积，大门大窗的设计，看这儿，连以后隔墙的基础都搞好了，这是临时食堂？……这是个大型俱乐部，变一下就成了。……搞假预算，搞计划外项目，犯法！”
人群一片寂静和窘怵，大家都被意外的质问震慑住了，谁也没想到丁局长这样内行。问题严重了。
张安邦略含不满地扫视了一下众人，转向丁猛坦然地笑了笑，颇有些感慨地说：“没办法啊，丁局长，这都是前几年极‘左’路线逼出来的。什么‘先生产，后生活’，谁敢公开搞俱乐部啊？哪儿也不会批。厂里尽是年轻人，总应该关心职工文化生活嘛。”张安邦委婉而理直气壮的解释顿时扭转了气氛，众人都舒了口气，暗暗佩服自己的总指挥。现在轮到丁猛进退两难，不好回答了。
“你还有功啰？”丁猛看着张安邦讽刺道，“现在是七九年了，知道吗？为什么还弄虚作假？”看到张安邦还要张嘴解释什么，他一伸手打断道，“你先写个检查——搞假临时食堂——准备接受处理。”
人们全怔住了。
“……然后，再打个报告——申请盖俱乐部，送局里批。”
这样的两条决定，像云烟中划过一道闪电，人们知晓了这位丁局长的分量。
“总指挥没有是非原则，其他同志呢？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揭发、反映问题？”丁猛质问的目光扫视着指挥部的成员们。没有一个人吭声。一堵沉默的墙。在伸手向国家多要钱上，在“为集体的利益”这面旗帜下，一个企业的干部往往是团结一致的。合情又合理，谁也犯不着触犯众利，谁在里面都多少有一份，谁也要在本单位站住脚。这是目前很普遍的现状。这个现状几天来嘲弄和激怒着丁猛。此刻，人们都在他的目光下垂着眼，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厂基建安装办公室主任白莎。这位中年女性只是掠了一下从蓝色围巾下露出的一绺额前短发，很快地睨了一眼丁猛，照旧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别处。
“白莎同志，你负责搞预算，怎么也不坚持原则呢？”丁猛的目光移向她，直率地批评道。白莎苍白清秀的脸上一下子泛起了愠怒的红晕，眼里透出冷冷的敌意。
“丁局长，这事情应该我负责。”张安邦站出来说话了，态度十分诚恳，“同志们都是辛辛苦苦做具体工作的，这几年都很不容易。错误完全在我，确实不能怪同志们。临时食堂这件事，和三千万也没关系。”
“没关系？你负责？等着吧，有你的责任负！”丁猛睨了一眼张安邦，心里说。张安邦在“临时食堂”上玩的花样，更使丁猛断定三千万有问题。他又看着白莎问，“白莎，你对三千万的最后意见呢？”
“三千万，这确实是维尼纶厂竣工最起码的数字了。——这意见我们都是一致的。”张安邦接过话头，以老下级的身份笑着说，他极力想缓和一下气氛。
“这个安邦真是怪了。”丁猛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怎么就一言堂了呢，白莎的脑袋不在她肩上？”
张安邦笑了笑，一副甘愿接受批评的表情。
“白莎，谈你的意见吧，可不能光当头头儿的附庸。”丁猛说。
“当附庸，我还没学过。”白莎带着刺冷冷答道。丁猛的话刺伤了她的自尊心。这位三十多岁还未结婚的女技术员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在她眼里，任何事情上的认真都是没必要的：只要不触及她，三千万就三千万吧。她参与了预算编制，但从来都觉得与己无关。她不过是在厂里顺潮流而动，干她的八小时而已。
“白莎，你冷静一些，”张安邦爱护地责备道，“丁局长是让你谈对三千万的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白莎依然冷着脸，“三千万大概够了吧。”她看也不看丁猛，甩了一下围巾扭过身去不说话了。
“大概？这是搞经济工作的人说的话？”丁猛火了，目光像剑一样在人群中扫动着，连腮帮子都搐动起来。人群仍然只有沉默。面对沉默的人群，丁猛发觉自己应该冷静，发火不过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要打破罩住实情的这张网。他顿时想到了那个难得的人物，他看了张安邦一眼，说道：“既然这样，我要请个专家来查你们。钱维丛——听说过吗？”
白莎不禁转过头，眼里闪过一瞬的惊讶。
张安邦没料到丁猛要来这么一下，他爽朗地点点头：“那当然好，那就更可靠了。”他脸上露出一丝不以为然。他不知道钱维丛是什么人。他相信，就是再内行的人几天内也难从浩如烟海的数字中看出问题来。
“你们最好自己先减码。……查住了，可要当心。”丁猛说。
二
当天下午，白莎来到张安邦家。
“预算该重做就重做做吧，钱维丛来，这些账可经不住他查。”她很淡然地说道。
“哪有那么严重。”张安邦毫不在乎地摇了摇头。中午他已摸清了，钱维丛是轻工局一个搞设计的普通工程师，他的儿子钱小博就在维尼纶厂当工人。
“信不信吧，他过去是全国有名的预算专家。”
张安邦既不知道钱维丛是预算专家，也不知道所谓预算专家有多大分量。为了掩饰自己的疑惑，他反而很有气派地哈哈一笑，用惯常对下属的玩笑口吻说：“害怕了？为工作，怕什么！”
“我怕什么。”白莎恼了，眼里射出尖刻的目光，“我只觉得犯不着出事，没必要。”说完一扭身走了。
看着白莎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张安邦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采取对策。然而，他却坐在沙发上恍惚了几秒钟，想起上午视察完工地后，丁猛在个别谈话时对自己的批评是那样的中肯和坦率，使张安邦真有些感动。当时在丁猛既严肃又和蔼的目光下，他也曾对“三千万”产生过犹豫。
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是物资局催问招工指标的。张安邦曾答应帮忙弄几个招工指标，把物资局几位局长的子女安排到省建公司——这又是和“三千万”有关的。物资局的人出的气都是粗的，张安邦一连答应了几个“行”，一个电话使他看清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看到了“三千万”后面隐现的许多局长、部长们的脸。电话一挂，他就恢复了毫不含糊的决心——
他必须弄到“三千万”！
虽然他绝不会把其中哪怕一分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他却必须把这“三千万”搞到手。否则在现实生活中会站不住脚的。就说在厂里，那些副书记、副厂长们要住一家一院的高标准平房；行政科长要盖一个由他支配的高级招待所；医院院长要让厂医院楼再加高一层，为的是要更宽敞舒适的院长办公室……这各种各样的人物在维尼纶厂领导权的巩固过程中都给他上下出过力，他们的要求都得得到满足。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他去争取“三千万”，而绝不能有失众望，造成众叛亲离。更广泛些说，一个钱多、物资多、汽车多、关系多的大厂书记，加上足够的权谋机智，在社会上就有许多无形的权力。而这无形的权力，对于爱财的，可以使家里沙发、电视机、电冰箱应有尽有；对于他这样爱权的，则有了向上进取的坚实基地。当然，他也并不是天生爱权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这个只当过一年副厂长的“当权派”也住过几天“牛棚”。那时，他最后悔的是当了副厂长。但是，经过一番表态、站队、反戈一击，他也投入了急风暴雨。很快他领悟了“政治”的奥妙，看到了“政治”的天地。在急流漩涡中几经沉浮，他埋葬了一个灵魂，又膨胀了另一个灵魂，他终于被造就了！他虽然在十几年的政治生活中饱尝了甜头和辛酸，不那么急于求成了，但还保持着锲而不舍的意志。目前这个“三千万”在厂内、厂外包含着他和多方面利益的结合。远的不说，在预算中不给省建公司算得宽些，就搞不到招工指标，那么，物资局头头们的子女就没法安排。而不这样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他又怎么能日益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系呢？他还想到了从物资上控制周围几个县，想到了把家属在厂里工作的地委领导们都请到厂里来住高标准平房。总之，他深知这些年来的当官“诀窍”：不把广泛的社会关系搞好是无法进取的。现在是关系错综复杂的年头，不一定是顶头上司，也许是哪一个不被注意的小人物，往某一条线上递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升降。在维尼纶厂，一切和上层有联系的干部、工人他都要摸底。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调看档案。哪怕你是个学徒工，只要你的父母或者三姑六舅九姨子中有一个硬牌人物，就一定要弄清、记住，在需要的时候，用适当的“照顾”，把你，因而也把你的“背景”织入他的网中。现在，他就要用这张网来争取“三千万”了。
下班前，他给钱维丛的儿子所在车间打了电话，让他们通知钱小博晚上来他家里；他告诉车间，最近不要分派钱小博在班上的工作了，厂党委另有任务。
三
丁猛已经感受到了张安邦活动的包围。厂里一些负责人和自己接触时无不从各个角度三言两语地讲讲“三千万”的必要。几个老乡、一个侄子——都是维尼纶厂的干部、工人——先后来厂临时招待所看他。他们的话语后面似乎都有张安邦的长圆脸在隐隐出现。这样的包围越多，丁猛越气愤；而越气愤，则越冷静。当在地委工作的几位老相识和省里的一两个老上级也用看望、捎话来表示对“三千万”的关心时，丁猛深深感到张安邦这个人物有些非同小可了。他远不是自己在十几年前所赏识的那个张安邦了。那时他三十多岁，敢坚持原则，有工作魄力，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真是“时势造英雄”！丁猛一点不客气，他警告张安邦：“不要搞小动作。抓住了当心吃家伙！”张安邦只是不加解释地一笑，那表情好像是说：我对你丁局长哪能搞小动作呢？丁猛也知道，这时的张安邦，对他进行任何言词的敲打都是无济于事的，他都可以一笑敷衍。要的是尽快查清“三千万”。丁猛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钱维丛。这是他上任第一天就发现的人才。当他在轻工局一个科室的晦暗角落找到这位正弓背俯身于绘图板上的老工程师时，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懑。钱维丛！丁猛十几年前就看过他的预算理论著作，这位预算专家竟然被从国家建委“下放”到这儿，默默无闻，丢开专业改行九年了。
终于，钱维丛来到维尼纶厂。
当钱维丛从吉普车里钻出来时，出现在指挥部成员面前的只是一个略显驼背、身材矮小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头。“这是钱工。”丁猛按轻工局对钱维丛的惯称介绍道。他的样子不仅毫不起眼，甚至有些衰颓，说话时客气得有些过分，握手时头也点得过多过低。这第一面就让张安邦小看：寒酸！钱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地下降了。不过，张安邦既善于用不卑不亢的亲敬坦然对待上级领导，也善于用平易近人的微笑表现对弱者的和蔼。他略挺起肚子，很有气派地伸出手和钱工相握，风趣地寒暄了几句，又转身一一介绍了指挥部成员们，显出一个有威信的领导者足够的风度。
丁猛自然把来人当成圣驾，他知道这位专家一眼就能估出一座楼房的造价。当天晚上，在厂招待所和钱工面对面坐着，丁猛开门见山地说：“钱维丛挂帅，‘三千万’的审查主要靠你啰！”“不，不，要靠领导。”钱工连忙说。“领导高明论？没有群众，左眼瞎；没有专家，右眼瞎。双眼瞎的领导，管屁用！”丁猛说。看到钱工还要申辩，他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从抽屉里端出一摞“预算书”往桌上一放：“阿拉伯数字都在里头。要听汇报，我给你组织；要看现场，让指挥部派人陪你。你拍板，我负责。这就是咱俩的双簧。……要几天时间够了？——吃饭，我给你从食堂打。”丁猛把审查“三千万”的全权交给了钱工，并在第二天指挥部会议上明确宣布：这次审查预算，钱工为主，他为辅，钱工说话是算数的。
钱工成了焦点。众目睽睽，人们都注视着预算专家，而这位预算专家却只是和大家客客气气地点头寒暄，对任何预算问题都含含糊糊地回避，仿佛他丝毫都不管事。
“怎么办？”和丁猛一起来审查“三千万”的轻工局基建处处长着急地问。丁猛皱着眉没说话，他在思索。
人们不知道，钱工正陷入剧烈的矛盾中。晚上，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着一桌子摊开的几十本“综合预算书”和计算尺、计算机，他紧锁着眉头一个劲地抽闷烟，把自己埋在腾腾烟雾中。他在“预算书”中一发现问题，就气得猛地举起拳头，然而每次又无力地落下，叹息地摇摇头。丁猛几次推门进来，发现钱工内心矛盾的举止，钱工都连忙掩饰地支吾：“噢，没什么。”他能对丁猛说什么呢？对于这个被十几年动荡生活弄得不知所措，灭了锐气磨了棱角的工程师，丁局长从一开始就给了他极大的温暖和信任——这是他曾经很熟悉，但十几年来又生疏了的感觉——使他心中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的冲击。当他看到丁猛，一个局长提着饭盒给他打饭回来，点点头给他放下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一个预算人员的重大职责。然而，他又想到妻子在自己临来前说的话：“到维尼纶厂少管事，让领导做主，要不更回不了北京了。”妻子的话包含了他们几年来的苦恼和艰辛。为了调回北京回到原单位，把大半辈子的专业经验贡献出来，老两口几年来历经奔波之苦。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弄得他们满腹牢骚。个别承办人员的违法乱纪更气得他们浑身发抖。前不久总算熬到国家建委来了调令，但到了省里、局里又几个月杳无音讯。现在，丁局长叫他来维尼纶厂审查预算，他刚开始还挺兴奋，他对本行工作有着抑制不住的热情。可妻子的一顿数落使他明白了：干开了更脱不了身！……他内心的矛盾由于张安邦的影响而更加激烈。他来厂里的第二天，儿子小博就来告诉他，张安邦的妻子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答应帮钱工解决调动问题。钱工一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真要感谢人家了！”没想到却遭到儿子的白眼：“谢什么？你只要把‘三千万’批了就行了！”为了解除他的疑虑，儿子又说，“人家当然不会这样直接说。张书记说，你想专业对口发挥专长，是人人应该帮忙的事情。还说这两天我不用上班了，专门照顾你，有时间多和你聊聊；说维尼纶厂要早日竣工，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还不都是那个意思？”张安邦的网又把钱工网住了。
整整三天过去了，钱工毫无动静。
张安邦在各种场合更加轻松坦然，谈笑风生。
指挥部的成员们纷纷说，“三千万”该批了吧。
轻工局基建处的处长、副处长一天比一天焦急，丁猛这边却悄无声息。
谁也不知道丁猛在等待什么。可是在丁猛眼里，情况正在发生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重要变化。在视察工地时，钱工的眉头开始紧锁，沉着脸不说话的表情代替了他那过分客气和过多的点头。张安邦也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当他和丁猛的目光在无意中相遇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
这天，巡视到几幢即将竣工的宿舍楼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几幢完工了，每平方米一百块钱。”省建九处的预算员汇报道。
“这不能叫完工吧？”钱工和一群人站在粉白的房间里四面看着，他明显克制着自己，尽量客气地说道，“门窗油漆呢？玻璃呢？楼梯扶手呢？还有楼下的散水、厕所的上下水，都没完嘛！……你们一平方米已经花了一百零九块四角九了！”
“噢，造价是高了点。”预算员解释道，“不过这几幢楼都是严格按照设计施工的，质量比较好。”
“质量也不能说理想。”钱工用力推着一面雪白的墙壁，墙壁弹性地晃动了。
“隔墙是板条墙，不是砖墙。图纸就是这样设计的，完全照图纸的。”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辩解使钱工终于愤怒了。他双手用力一下又一下推着，墙壁厉害地晃动起来，白灰斑驳脱落。“照图纸？有这样的板条墙设计？”他看到对方还想解释，眼里更冒火了，一手指着对方，一手拍打着墙壁。
“你把图纸拿来，去——，拿来！板条墙设计是有的，你这样的板条墙没人会设计。把这白灰粉去掉，看看木料够不够设计标准，你们至少减料三分之一！”他又推了推墙，估计了一下后纠正道，“可能有百分之四十……不要以为白灰抹住了，就把问题掩盖了，按规矩应该拆掉重做！”
辩解者满脸涨红，全场哑然。人们看到了一个与谦卑、客气截然相反的钱工。丁猛在心里愤愤地骂道：“瞎了眼了，这些年把这些专家打在一边，凭什么不倒退！”
当天晚上，丁猛来到钱工房间，他直截了当地问：“怎么样，查出问题没有？”
“嗯……”
“嗯什么？”丁猛在满桌的预算书中找出好几本来，用手拍着说，“就这几个方面，难道没有问题？”
钱工额头渗汗了，犹豫着又摸出一支烟来。丁猛坐下替他划着了火柴，老朋友一样知心地说：“你有什么顾虑尽管说，可不敢窝在肚里窝出病哟。”
钱工终于鼓起一点勇气说，希望局里能放他回北京，追加预算，他可以帮助审查。
“这是做买卖？要讲价钱？”丁猛一下子站起来，虽然他昨天还专门打过长途，要求局里尽快研究批准钱工的调动，但他没想到钱工现在会这样说。
“把工作当成你调动的条件？不答应你回北京，你就不干了？”
钱工顿时脸红了，疚愧不堪。
丁猛在屋里踱了个来回，走到桌前把全部预算书摞到一起，往钱工面前一撂：“‘三千万’，你签字吧，权早就交给你了。凭你预算专家的良心。”
第二天清晨，基建处长推开了丁猛的房门，只见他正披着灰色的棉大衣，手撑着额头，侧靠着桌子一动不动地凝神坐着。灰白的曙光透过结着冰花的玻璃窗溶进柔黄的台灯灯光里，照着丁猛皱纹深刻的额头。他紧紧皱着眉头，显然陷入沉思许久了。
“老丁，一夜没睡？”处长走了进来，“隔壁钱工好像也一夜没熄灯。”
丁猛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他早已知道。
“是愁人啊。到现在对压缩‘三千万’还毫无办法。”基建处长感叹地坐下，“老丁，你又为这苦思苦想了一夜？”
“我是在想，‘三千万’压缩下去以后，……对，就是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具体争取竣工！”
基建处长睁大了眼睛。
四
第二天，在联合指挥部为审查“三千万”召开的会议上发生了爆炸性事件。
当丁猛说“请钱工代表局里讲几句”时，大家都感到会议即将结束了，一张张被烟雾罩住的面孔开始活泼起来，人们轻松地听着钱工客气的开场白，相信“三千万”的通过到了最后阶段。然而，几十张面孔却因为震惊而一下子瞠目结舌了。连满屋的烟气都凝结住了。什么？“三千万”的追加预算与实际需要“出入很大”？……连张安邦也愕然了。人们面面相觑之后，又转而盯着“震源”。
那位瘦小的钱工正在客气地选择着字眼往下讲：“我只是代表个人发表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一人之见，难免谬误。根据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预算出入——嗯……较大。当然，我还没有做详细的计算。”
有些人开始激动了：你不过才用了几天时间瞭了瞭么，就把我们翻来覆去编制了一个多月的预算推翻了？既然是“初步印象”，又“没有详细计算”，就凭这？……真是太想当然了。
张安邦一瞬的愕然早已消逝。他精细地发现了钱工说“出入很大”与“出入较大”的变化，同时也想到了昨天“板条墙事件”中钱工怎样被辩解所激怒的情形。他仰靠在椅背上，抬起手腕往下压了压：“让钱工慢慢讲嘛！咱们哇啦哇啦汇报几天了，钱工既然来参加审查工作，总不能一点意见都不发表吧？钱工对维尼纶厂也是很关心的嘛！”说完，他依然微微含笑看着对面的钱工，目光表示出他的谦虚、坦然和对钱工的尊重与信任。
丁猛一伸手对大家说：“不服气的可以顶。有屁不要憋住。你一句我一句，很好嘛！是不是，钱工？”他知道一宿没睡和刚才说的“印象”意味着什么。他要让那些漫天要价的人再激一激钱工。
有些人并没有理解丁猛与张安邦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省建九处的预算员龚会计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三十多岁，身材瘦高，面孔黄黑，带副黄框眼镜，微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闪着灵活的光。他在发言中列举了一系列程序，证明“三千万”预算编制过程的郑重性；他以一连串计算对整个“追加”的必要性、精确性予以重申。最后，他指着对面的白莎说：“甲方同志也详细审查了。”按照甲乙两方在经费问题上总是对立的普遍规律，龚会计的这句话是最有力的论据了。人们开始附和龚会计的讲话了，唯有白莎垂着眼皮看着桌面，没有任何反应。
她没敢正视钱工。这个现在显得憔悴衰老，与十几年前判若两人的老工程师，正是白莎一生中最尊崇和感激的一位老师。一九六五年，二十二岁的白莎（那时叫李蓓）从大学建筑系毕业，首先参加了国家建委举办的预算培训班，钱工就是培训班的技术讲授负责人。几天来，白莎始终没有勇气与他相认。
钱工直到这时还未消除踌躇，说起话来左右寻找着字眼，像是在水洼中用脚探寻着一块块露头的砖一样。这更助长了申辩者们的气势。
正是申辩者引用的一个个“精确的计算”、一条条“条文的规定”，这些“过硬的”论据终于激怒了钱工。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张张客气相酬的面孔了，而是一条条规定，一个个数字。他脸上的谦卑消失了，眼里射出逼人的目光。
“你们乙方的管理费是怎么取的？”他开始提出第一个问题。
“按照国家规定，百分之十八。”龚会计在镜片后面翻动了一下眼球，干干脆脆地答道。
“没错吗？”
“当然没错！”龚会计有些激动地把一本厚厚的“文件条例汇编”哗哗哗地翻到某一页，摊开往桌上一撂，“省革委七七年文件规定：百分之十八。……七七年以前是百分之十七。七七年以后就改成了百分之十八。难道会有错吗？”
这时，有人在低声嘀咕：“改了行的预算专家，只记得百分之十七的老定额……”
张安邦立刻笑着给钱工圆场：“钱工由于工作需要，这几年没时间过问预算工作，有些条文变化可能不太清楚。至于管理费提高到百分之十八嘛，是新规定。当然了，如果能够争取以百分之十七取费的话，就更好了。”
“百分之十八就是百分之十八，怎么能随便取十七？这不是争取不争取的问题，国家规定就是法律，提高不行，降低也不行；这是硬碰硬的事情！”钱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继续讲，“不清楚国家规定，没有权力讨论预算。龚技术员刚才讲的省革委文件是七七年三十九号，对不对？新的取费标准从七七年五月一日开始执行，文件一共是五条，最后有两点说明，对不对？”
全场的目光从钱工转向龚会计。龚会计抚弄着桌上的文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是，那是指的土建取费标准，对吧？”钱工停顿了一下，把“三千万”的预算书翻开，指着其中的一页，“那为什么，这里边把化工管道的安装也按土建工程取费呢？……安装和土建难道是一种取费标准么？你们难道不知道安装取费是另外的标准么？”
“这样取费是有些出入……”龚会计往上推了推顺着汗水滑到鼻尖的眼镜，理亏地说。
“是出了，还是入了，要讲清楚。”
“当然是多了一点。”
“这一点是多少？搞预算的同志应该用阿拉伯数字说话！”
“这很难马上算出来，管道品种、价格有好几种，安装难度也不一样……”
“这是个几位数字？前面的数字是几？这你总应该知道吧？”
龚会计汗水淋漓，手足无措了。
“我这儿有个粗略的计算。”钱工尽量放平口气，“这次安装化工管道用的不锈钢管总共三百二十吨，根据不同规格的单价、吨数分别计算，再予以总和，是一千四百三十六万五千元。按土建取费要比安装取费多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元。这就是你说的一点——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元！”
“这样取费是指挥部同意的……”狼狈不堪的龚会计喃喃道。
钱工激烈地打着手势：“谁同意也不行！取费标准是经济法律，硬碰硬的事情！”
会议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丁猛的目光移到张安邦脸上，随便的口气里含着严厉：“指挥部同意的，是不是请张安邦同志解释一下啊？”
“我有责任。技术上我不懂——”张安邦感到了省建九处负责人投来的不满目光，立刻又调整了讲话的调子，“——但我一直是知道情况的，也是同意的。省建方面有实际困难……总之，我应该负责任。”
“又是你负责任？”丁猛问。
“我做检查吧。”
“轻巧！你知道情况，那就是有意违反财经纪律。这要受党纪国法制裁的。”
说到党纪国法，张安邦再也不能摆出独揽责任的风度了：“我对详细预算定额也不清楚。”
“那谁清楚呢？是乙方蒙骗了你们吗？乙方的，今天我不管，有建工局管你们。高估冒算骗来的钱早晚要扎手的。甲方的，我这个轻工局局长要好好问问，你们都不清楚吗？”丁猛锐利的目光转向白莎。
“白莎同志，你清楚吗？”
丁猛的发火使钱工倒有些不安起来，他在一旁劝解地说：“搞预算工作的不学习、不懂行可不行啊。”
白莎眼睫毛微微颤了颤。
“白莎，你是不是也准备说自己不懂、不清楚呢？那样也可以溜号。”丁猛说。
“我什么也没说！”白莎有些愠怒了，她扬了一下头毫不示弱地顶撞道。
气氛变得更紧张了，人们都捏着汗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白莎的性格脾气大家都是知道的。
丁猛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满不在乎，自以为是，谁也不能说你，是不是？但你是编制内的干部，吃国家饭，你就应该工作。没有创造性，起码也要有责任心。”丁猛极力放平口气，“你的事这儿不多说了，咱们下去谈。下面请钱工接着谈。”
钱工看了看白莎，又看看丁猛，摊开笔记本一页页说下去，指出的一项项错误，有省建九处的，也有很多是甲方维尼纶厂的。数额从二百三十三万元很快增加到五百万元。
就这样，一个上午三千万被否掉了五百万！
五
张安邦不得不把钱工放在眼里了，他已经意识到，钱工如果再这样查下去，查起最近几年的预、决算，查起库存物资，那麻烦就更大了。张安邦可不愿去冒这个险。
张安邦挂着一脸亲切的微笑到招待所看望钱工。关于“三千万”，他一个字也没提。他是专门来告诉有关员工调动的消息的。他说，刚刚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省委组织部很快就会批准。张安邦的态度使钱工非常意外，不由得对他十分感激。张安邦摆着手说：“不算什么。主要靠组织上决定。我不过是帮你联系联系。照理说用不着，也不该靠个人关系去联系。”他略有些感慨地说，“不过，现在的人事关系现状你也知道，没办法。”他一边起身告辞一边替钱工推想道，“以后，大概就是轻工局这一关需要考虑了。咱们再想办法吧。”见钱工又要表示感谢，他摆了摆手。
“不，不，我这算什么帮助。你来厂里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钱工，关于预算，可不用留情面，该怎么卡就怎么卡。顶多我们难一点。难就难吧，这几年搞基建的实际困难，钱工你是知道的。唉……”张安邦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只是担心竣不了工啊。一亿多资金，几千个工人，撂在这儿形不成生产能力，比什么浪费都严重啊。”
张安邦真正的心事则是对谁都不能讲的。当他回到家靠在沙发上皱眉思索时，女儿海燕走过来，轻轻坐到沙发扶手上问：“爸爸，厂里现在都说‘三千万’出问题是你的责任，还说你和丁伯伯闹翻了，是不是啊？”张安邦对女儿的问题很不耐烦，但他没发脾气——他对独生女一直十分宠爱，在他住“牛棚”时，只有七岁的海燕每天像片静静的柳叶穿过讥诮辱骂的人群提着饭盒给他送饭。她曾踮起脚为他擦去眼角的泪水。他拍了拍女儿的手说：“放心吧，我和你丁伯伯一样，也是一片好心，想尽量节约投资。”看到女儿不信的样子，他又说，“你还不信，爸爸还能骗你？唉，都是有些搞预算的同志不负责任！”女儿相信了父亲，张安邦却感到很不自在，他不愿意女儿知道真情，那是绝对不行的，他也不愿意骗女儿，他还有颗做父亲的心。
他站起来想踱一踱，驱除一下心中的烦闷。从窗户看到丁猛和钱小博并肩在楼下走过，他一愣，注意力又转到了“三千万”上。正是要紧三关的时候，可不能松劲啊。
丁猛来找钱工，见钱工正坐在桌前独自抽着闷烟。中午小博和他吵了一顿，说：“三千万就三千万吧，有几个人像你这样死脑筋的。”他不接受儿子的规劝，但和儿子的争吵却让他明白了，张安邦的目的还在于让他手下留情——特别是在清仓上。张安邦讲这几年基建的困难，钱工是清楚的。真要竣不了工呢？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会儿，他知道丁猛是来谈清仓问题的，“丁局长……”他想说说他的顾虑，丁猛却打断他，“我不是来做你工作的，不需要。清仓问题，你去全盘考虑。……噢，我刚才和小博聊了聊，教训了年轻人一顿。”他坐下了，“我是想和你商量两件事。一件事，咱们不应该光审查、压缩预算，还应该帮助制定一个确保竣工的方案。要有一系列措施。现在完全按定额编预算、搞基建，不是很容易的。”
“对啊。”钱工一下子掐灭了手中的烟。
“好，这件事就说到这儿。咱们边清仓边考虑。还有件更大的事情要和你商量。现在轻纺要大发展，往后新建扩建再建项目一大批，我想请你在局里办个预算培训班，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学期三个月，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好。要不，说加强经济管理，上下没人，还不是句空话。”钱工兴奋起来。这位丁局长除了不放他回北京以外，哪条都好。
“钱工，轻工局的培训班一办，省建工局肯定就眼热，它又会把你抓去，你可就留在省里更回不了北京啰！那可怎么办？”
“你不放我，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放你？好大的权力！”丁猛幽默地点着头，站起来踱了几步，停在钱工面前，“不要小看人，我没水平，可良心还是有的，每月领的国家饷。”他告诉钱工，关于他调动的事，局里已经批准，今天上报到省委组织部了。
钱工睁大眼睛，感到太突然了。
“积压人才，这个罪名我不担，要说本位主义，我也有一点，办培训班三个月，算是轻工局向北京借用你。”丁猛笑了，“至于省建工局以后想要你，我就管不着了。我先把关系给你办走。我就不信，这么大个省里就再没有人才了？”
丁猛和钱工谈完，又去找白莎。
白莎正坐在桌前，用手撑着脸颊，肘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国家建委六五年预算培训班全体师生的合影。这两天她不知为什么把它从箱底翻出来。照片上一百多人横成三排，穿着短袖衬衫的她蹲在第一排中间，就在钱工——他在第二排中间坐着——的膝前。她那时年轻、浪漫，眼睛闪亮，连嘴角都溢出热爱生活的喜悦。在照片背面写有一排漂亮的钢笔字：
李蓓：
祝你成为中国的女预算专家。
钱维丛
那正是她当年的志向……她不过是翻出来随便看看。她没有想到，那早已被自己嘲笑和遗忘了的“幼稚”生活，却透过冷漠的岁月有些陌生地闪现出一线光辉刺痛着她。它连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扰乱了她内心的平静……
丁猛的到来把白莎从恍惚中惊醒。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露出冷冰冰的敌意。厂里传说丁猛把她的档案从组干科调出来了，要整她。刚才张安邦来找她谈，对于她的问话只是模棱两可地说：“组织上的事情还是不要打听吧。……嗯，就是调档案，大概也是丁局长对你的关心嘛。”这就等于证实了厂里的传说。
“和你谈谈工作。”丁猛略略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素雅的布置，坐下了。
“说吧，你有这权力。”白莎淡淡地回答。
“今天来，首先要批评你。对工作不负责任是最大的错误。‘三千万’里有这么大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责任多大，以后再研究。”
“责任在我。要制裁，请便。”
“光制裁能解决问题，早就制裁你们了。”
白莎嘴角露出一丝冷蔑。
“你过去学过预算吗？”丁猛放平了口气问。
“你去看档案吧。”
“组织上会考虑的。”丁猛脑子里闪过一丝警觉：他是昨天才决定调中层以上干部档案的呀。“现在先和你谈谈。”他严肃的目光直视着白莎。“你可以看破红尘，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态度归根于社会啦，遭遇啦，再这样晃荡下去。可这样白活下去，你会后悔的。”
“我情愿。就是这样。”
丁猛呼地站了起来：“我不相信你过去是这样，也不愿意相信你今后还是这样。”
白莎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丁猛拽开椅子走到门口，拉开门又扭回头说：“这两天你的工作，第一，准备帮助钱工清查库存物资，先集中账目；第二，好好想想，‘三千万’里里外外还有些什么问题！”
白莎惯有的内心平静被打破了。“我不相信你过去是这样……”她过去是什么样呢？照片上的她正在朝自己微笑。是那噩梦般的十年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家庭的厄运，对于一个青年女子无疑具有更大的残酷性。她不仅被剥夺了政治前途，而且被虚伪的热恋和势利的抛弃摧毁了爱情和自尊，几乎灭掉了她生的欲望。……正是为了遗忘过去，她改了姓名。十几年来的磨炼使她变得蔑视一切，异乎寻常地冷漠。
但她为什么会在这几天突然失去了平静呢？如果能够冷静地想想就会发现，这种变化早就在孕育了。虽然理想的毁灭，爱情的蹂躏，是没有政策来落实的，然而，父亲沉冤的昭雪，整个社会气氛的暖化，毕竟在她心中透进了阳光。
第二天一早，白莎将库存物资的账目调齐了，默默地交给了钱工，却没有对清查工作提供任何情况。
清理仓库的结果是，维尼纶厂须减少积压物资一千万元周转资金。这样，三千万的追加又卡掉一千万，加上已经卡掉的五百万，只剩一千五百万了。
六
张安邦一拳打在桌上，震翻了茶杯。五百万没救回一分来，又失去了一千万！他承认对丁猛太估计不足了。部下的埋怨，反对派们的幸灾乐祸，各方关系户的不满，潮水般包围了他。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
他首先对钱工施加压力。他已经从总机电话员那里知道了轻工局和丁猛通话的内容。好啊，我也不客气。他一个长途打到省委组织部找到妻子。前几天他说帮助钱工联系调动，那都是假的，编的谎；今天则是真的了。妻子是个普通干事，但一个小小的承办人员有时也能影响一个重大的人事调动。这个“现状”张安邦是熟谙的。当然，他和妻子反复讲的只有一点：他想留下钱工，维尼纶厂实在需要这个人才，否则连竣工也成问题。
随后，他又和省建九处的谭处长谈了话，进行了必要的暗示。除此以外，张安邦还把许多社会关系都不露痕迹地动员起来。别的不说，轻工局的许多干部几天内都有了“钱工太过分”，其实也就是“丁猛太过分”的印象。
张安邦的全部活动最后都汇集成施向丁猛的压力。丁猛轻蔑地冷笑着，一肩扛住了它。这位抗日战争中扛过枪的局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并没有一眼看穿这是中国的一场灾难。他最初不服气的只是把自己也打成三反分子。因为气焰嚣张，他被斗得最厉害，全省出了名。唯一的儿子被打死了，几十年的患难妻子也被折磨致死。他暗自落了泪……现在，他顾不得回顾往事了，他不相信中国就不行，不相信自己就不行，也不相信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能横行下去。当然，他头脑更复杂了。要纠正时弊只能靠实际力量，唉声叹气毫无用处。你看，张安邦的神通广大，维尼纶厂不少干部的唯唯诺诺，钱工外表上的颓唐软弱，白莎作为“过来人”的玩世不恭，钱小博作为年轻人的精通势利，简直可以说是一片黑暗。然而，试了试就清楚了，改变这一切不过是需要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
轻工局办公室主任葛广生特意来到维尼纶厂。他告诉丁猛，局里的几位副局长都很担心。
“担心什么？”丁猛问。
“老丁，我说说个人意见吧，”这位葛广生是个精明的广东人，矮小黑瘦，高额头，深眼窝，眼睛很有神，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现在不是十几年前了，很多事要有一定的灵活松动，留有余地。不这样，维尼纶厂的竣工会搞不下去的。”
“这是你个人意见？”
“是的。”
“他们呢？”
“也是个人意见。”
“那好，”丁猛说，“我是受党委委托全权审查‘三千万’的，请不要用个人意见来干涉。”葛广生被碰得很尴尬。丁猛接着说，“回去以后，请大家到党委会上谈。对于你，我倒有点个人意见，你不像过去了。”
维尼纶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长聂润德来告诉丁猛，省建九处准备把主要施工力量转到其他新工程去，在这儿就留些零星人马。
“什么，半截撂下？”丁猛两眼圆瞪，看着聂润德。
这个面貌慈善、双眼眯成线的老头稳稳扎扎地说：“他们倒没说撤走。”丁猛说：“算了，不干，请便。中国又不是他们一个施工单位。”聂润德不急不慢地说：“这种扫尾工程费工多，挣钱少，光骨头，其他单位恐怕也不愿承揽。……再说，他们也早和省建其他几个处串通好了，为着要高价。”
丁猛在屋里急踱了几步，猛然站住：“是张安邦让你来告诉的？”
“是。……我自己也想来。”
丁猛瞥了他一眼，气愤地说：“这还能搞现代化？”
“像你这样，一个人认真，不行，丁局长！”聂润德发自内心地规劝道。
“为什么不把你加上呢？人人认真不就行了。怎么，‘文化大革命’把你整怕了？”
“没有，我是被现状难怕了。”
“那你为什么不辞职呢？”丁猛锥子般的目光直逼聂润德，直到他低下头。最后，丁猛说，“通知，召开厂党委会。”
在党委会上，丁猛开门见山地说：“围绕‘三千万’我看有两种思想、两种做法的争论。一是提高工效，精打细算，少花钱，快竣工。另一种就是损着国家的利益，幌着工厂的利益，而谋着的却是个人的利益。用国家的钱扩大个人的政治资本。你们的书记张安邦同志就是个典型！”
全场震动，肃静。张安邦看着大家苦笑着摇了摇头。
丁猛把围绕“三千万”发生的事情全部抖搂出来，对厂党委没能坚持原则提出了尖锐批评。最后他说：“谁不准备蹲在位子上做工作，就请提出辞职。”
会后，他留下张安邦个别谈话。
“摊你的牌吧。”他不客气地说。
“我能有什么牌？”张安邦苦笑着一摊双手。他极力想缓和气氛，打破丁猛严峻的气势。
“现状就是这样。施工单位，你不给他算宽点他就不干，他也没法干。完全按定额，他们都要亏损，发不了奖金，有的还发不出工资。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征购土地，说是三年青苗，几百块一亩，实际上连钱带送设备，没有七八千块钱下不来，这都是实际。缺设备，没车皮，要是手头仓库里没有几样硬牌货去换，靠计划、申请，一百年也不行。‘三千万’又不是我一个人闹出来的，换个书记，没这‘三千万’也竣不了工。”张安邦心平气和地说着，心里暗暗得意自己亮出的牌过硬。至于九处的“撂”，那是不提自明。
“哼，话还怪绝。我问你，就你说的这个现状，我丁猛准备在这儿替你当一年总指挥，两千九百万能竣工吗？”
张安邦看了一眼丁猛认真的表情，想了想说：“能吧。”
“两千八百万呢？”
张安邦觉得话头不对，下面肯定还有两千七百万、两千六百万。他思忖着没有回答。
“好，就先说到两千九百万吧。那你为什么非要三千万不可？那一百万不是你加上的？”丁猛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状是不美妙，我也没有把你看成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可是，你在这个‘现状’中又添了自己的一份私货。……你一份，我一份，中国才有这样一种‘现状’！”
张安邦暗暗嘲笑这位老上级的认真，嘴上却说：“我不过是想把维尼纶厂搞得好点，也不是为自己。”
“你不为自己？”丁猛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等我聋了耳朵，你再说吧。”
“好吧，我也不解释什么了。不管批多少钱，只要施工力量能保证，我就负责下去。不过施工队伍这个问题，希望局里尽快帮助解决，九处看来是不想干了。”张安邦知道九处一撂，起码半年内全省找不出单位接手。
“你自己解决。”丁猛看也没看他，毫不当回事地说。
“我？”张安邦一愣，“我……解决不了。”
“那你靠边。谁能解决，谁挂帅当总指挥。”丁猛站了起来，看了看窗外，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张安邦感到自己被丁猛拿住了，他不敢以撂挑子相要挟，他知道那会有什么结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这样狼狈。此时，他心中被恼恨填满了。他看着丁猛花白短发的后脑勺，不禁恨得咬牙切齿。当他看到丁猛一动，将要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立刻浮现出温和的微笑。“好，我想办法吧，总不能白吃饭，辜负了您。”
“我？”丁猛脸上掠过一丝不屑，“我现在是挂着局党委书记的名。要是代表我丁猛个人，要骂你一声混蛋呢。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丁猛最后的这句训斥里多少带点老上级和长辈的关切。现在却比任何严厉的训斥更激起了张安邦的恼恨：他不甘居这种小辈地位。他脸上讪笑着，心里却说：“等着瞧吧，不要得意得太早了。”
七
晚上，张安邦回到家，斜在沙发上做了周密的思考。他一定要打败丁猛。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三千万”的范围。他恨丁猛这样的人，他要报复，他要较量，他要证明张安邦才是维尼纶厂的主人。
桌上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拿起话筒，发出应酬的笑声。电话是物资局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催问那几个招工指标的事情，口气很不耐烦：“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算了，不麻烦你了。我们另想办法。”
张安邦压住自己的苦衷，对“三千万”的搁浅只字没敢提，他硬撑住门面，爽快地笑道：“没问题，耽误不了，放心吧，我包了。”张安邦还想风趣地说上两句，给局长们捎个问候，对方早已“哐”地把电话挂上了。张安邦气得脸色陡然发青，嘴角抽搐着，也把电话“哐”地挂上了。想起这两天四面八方围上来的不满面孔，不耐烦的催问，想起身边出现的叛离——白莎竟把库存物资账目全部交了出去，他非常恼怒：都是势利眼！好一会儿，他才冷静下来。
白莎来了。她解开围巾在沙发上坐下，把一份新的预算书递给张安邦。然后说：“追加预算重新编制了，钱工已经全部审核，是一千五百万。”
“他？……专家嘛。”张安邦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嘲讽，“他这样帮我忙，我也会帮他忙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张安邦虽然还有隐隐的理智提醒他别过火，但还是不能克制地发泄了：“我要不成‘三千万’，他也别想回北京。让丁猛去安慰他吧。”
白莎不禁战栗了一下，她从来没见过张安邦这样发狠。她尖刻地说：“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我用不着过分！丁猛、轻工局、国家建委都帮不了他！”白莎对钱工的偏袒更刺激了张安邦。联想到白莎的“叛变”，他更加恼恨发作：“别人操心更是扯淡！”
白莎一下子站了起来，冷冷地盯着张安邦。张安邦被白莎的愤怒刺醒了，很快克制了自己，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沙发扶手：“算了，我不过是说气话。工作不顺心，有点窝火，太不冷静了。”
“你不觉得这样太可耻吗？”白莎说。
张安邦刚想说什么，里屋的门突然开了，女儿海燕出现在门口。她的脸涨得通红，痛苦、耻辱、憎恶的目光透过晶莹的泪花射过来。她无疑听到他们的谈话了。
“海燕，你……”张安邦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
海燕站在那儿，嘴唇翕动着，一言不发，一扭头冲出了房间。
女儿走了。
白莎也走了。
张安邦颓唐地坐在沙发上。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刚听到一个“喂”，就以为是哪个部下又来问有关“三千万”的事情，他烦躁地说：“行了行了，三千万，三千万，你们不要烦了，我管不了那么多！……”
对方的声音冷静、沉着，威严。他听出来了，是丁猛。他拿着电话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电话接完了，屋里异常地寂静冷清。张安邦感到寂寞、孤独。他觉得疲乏了，厌倦了。丢开野心，不谈“政治”，好好做个人，清清静静吧，清静比什么都强……
然而，现实利欲的诱惑总是更强有力些。他的目光无意落在写字台上，那里“抬头”给“张书记”的几份请示报告在等着他批示。象征着权力的一支粗粗的红蓝铅笔放在文件的一旁。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他从沙发上起来，披上大衣，拖着疲倦无力的脚步出去了。
在宿舍楼的楼梯口，张安邦看见了丁猛。他正迎面站在楼梯上，静静地注视着自己。那目光并不只是严峻，还流露着长辈的慈祥、痛心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惜。张安邦心中猛然一动：十几年前他被提升为副厂长的头一个月，因为自己的失职造成生产的重大损失。上下一致的呼声是把他撤职。当时他站在丁猛面前遇到的就是这样的目光。丁猛承担了责任，力排众议，让他边检查边工作，“戴罪立功”。他含着泪拼命工作，终于把生产搞上去了，还补救了损失。现在，丁猛仍然这样注视着自己，不过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张安邦的良心发现了，这唤醒了他对另一种实际生活的记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信仰。但这种思绪在张安邦心中只是淡弱地闪了一下，就被他对自己客观处境的“现实感”吞没了。感动、惭愧在他眼里瞬间即逝，而嘲笑、冷酷、永不服输的神情依然留在脸上。张安邦这一切情绪的变化，丁猛看到了。“唉，毁了，完全毁了！”丁猛不得不痛心地承认。
张安邦和丁猛擦肩而过时，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便来到三楼白莎的房间。白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在椅子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新预算书放在桌上：“一千五百万，我看了，就这样吧，挺好。”他的声音疲倦、无力，和缓，“我明天去省医院看看病，检查检查身体。家里预算方面的事你来处理吧。实在有什么大事，找老聂商量就行了。”他很负责任地交代着，口气颇像要永远离开维尼纶厂一样充满惆怅和无奈。停了一会儿，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感叹道：“自以为搞事业不容易，有权利说气话，结果伤害了自己的同志，这是不能原谅的。”他慢慢站起来，准备走了，“好在同志们都了解我，该批评就批评吧。不管怎么样，大家对维尼纶厂还是有感情的，相互之间……也是有感情的。”
白莎冷漠地看着他。
他希望把含蓄的伤感留给白莎，很有分寸地停止说话，走了。
八
第二天，白莎把写满计算和说明的几张纸放在丁猛面前。这是她经过一夜不眠的思索对张安邦做出的“回答”。
“这是什么？”丁猛抬眼问。
白莎以平淡的口气说明：“这是张安邦让巧借名目搞的假预算情况。”
丁猛点了点头：“噢，搞出来了，就给钱工吧。”
白莎微微一怔，丁猛的平淡反应让她出乎意料。
“还有……”她稍微停了停，打算继续往下说。
“都给钱工就行了。”丁猛和蔼地打断了她，意思是不必再往下说了。
丁猛的态度使内心郑重其事的白莎感到受了轻视，她眉毛微微一动，轻轻“哼”了一声准备走了。
“怎么，嫌我不重视？”丁猛看出了白莎的心思，他用手轻轻拍打着桌上的那几页纸，语重心长地说，“我重视的是白莎同志为什么现在才把它拿出来。”他停顿了一下，“我倒有件事想和你谈谈。局里想办个预算员培训班，准备让你参加。你算学员，也是钱工的助手。等钱工调北京以后，我想让你到局里来搞预算审查工作。有意见吗？”
“胜任不了。”白莎说。
“你没学过预算？”
“……没有。”
“人应该敢说真话。”丁猛脸上含着微笑，“你没学过，那李蓓学过吧？改了名字就改了历史了？”
白莎微微一震，脸颊顿时泛红了，她一脸恼怒地站了起来。
“应该正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嘛。”丁猛看着白莎说。
“我不需要听这些。”白莎说着就往外走。
“你以为这就是个性坚强？”丁猛在她背后也站了起来，“不敢正视事实，正是你最大的软弱——你比谁都软弱。”
白莎的脚步停住了。
“你吃过许多苦，所以，你更应该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否则，你连自己吃的这点苦也对不起。懂吗？”
一阵沉默。
丁猛把一份《预算培训班计划》轻轻掂着放在白莎身边的茶几上：“拿去看看。有决心，就找钱工谈谈；没决心，就还给我。”
九
张安邦去省城搞了一天旋风式的上层外交。第二天一回厂就打出了一张牌：省里通知他去参加一个为期半个月的会议。他正好趁此机会到省城看看病。
张安邦当天就走了，把难题留下了。老厂长聂润德耷拉着眼皮有些发愁地坐在丁猛面前：怎么办？这分明是张安邦的策略嘛。他几个月一躲，单单缺乏施工力量这一条就能把维尼纶厂的工程冻在这儿。到时候他张安邦就会卷土重来。
丁猛当机立断，立刻去省城找建工局。
“老丁，你还挺火？”建工局党委书记马斌，一个消瘦而健谈的人，听完丁猛的话笑了。他和丁猛是老战友，他吞云吐雾地说，“好吧，要我做什么，说。”
“要你解决问题。”
“施工队伍？刚才不是打电话问了省建公司，现在只有九处。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嘛，”马斌又仰脸笑了，“你是对的。他们也有困难。这样吧，我告诉公司，让九处集中力量接着干好不好？……我看这事上下研究一下，顶多两三个星期就能定下来。”他看到丁猛不满，又说，“干脆我叫公司和处里都来一下，和你当面一块儿定，怎么样？这可是为你老丁才破的例哟！”
“好大的面子！”
马斌又哈哈笑了：“你不满？你这是才恢复工作，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现状就是这样。”
又是“现状”。丁猛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下午九处的谭处长来了。这位脸色红润、身材矮壮的处长看出了丁猛和自己的上司有特殊关系。他没争什么，只是为难地摆了些难处。“好了，苦不用诉了。”马斌伸出树枝一样干瘦的手打断他的话：“你们还是接着干。丁局长是坚持原则，你们应该支持嘛。……就这样吧，公司里也没意见吧？”他又指了指丁猛说，“具体事，你们和老丁，和维尼纶厂再商量吧。”谭处长点点头服从了。
然而，当回到维尼纶厂“细商量”时，谭处长却依然不接受一千五百万的追加预算。再找马斌，马斌也不过是点点头再打个电话而已。丁猛终于明白了，马斌作为领导，不能“过于严格地要求下边”，否则下级不吃他那一套，他也就没有号令之“威”了。这，又是一个“现状”。
丁猛坦率地批评老战友了。马斌任凭丁猛说，一边听一边点着头，还不时哈哈哈地仰脸笑着，好像在听年轻人讲什么天真见解。丁猛火了：“你是神经麻木，混饭吃！”
马斌收起笑容，心情沉重地说：“我不光是麻木了，还是悲观主义。”他停了一下，忧虑地感叹道，“老丁，像你这样，我也干过，问题是……唉！”他一下子抬起了头，激动地说，“不是一个九处，也不是一个建工局，是整个——都这样！”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老丁，事情不好办哪！”
“所以就更得添把劲了。不然还有啥希望？”丁猛体谅着老战友的心情，安慰地说，“你先休息休息，我找谭处长再谈谈。”
聂润德很为丁猛担心，怕事情闹僵了不好办。他找到谭处长闲聊，有意透露：丁猛已经和几个地、市的建筑公司联系了，准备近期就确定一家签订合同。他还讲到，轻工局几年内有一大批新工程，占全省基建很大比例，并且煞有介事地说：“丁猛对你们九处的火气不小，他说以后轻工局的工程一个也不交给九处。这个丁局长真是，也太过分了！……”他好像是对丁猛不满的话，却给了谭处长以极大的刺激。他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几个轻工项目都将集中在这个地区，这对于基地就在本区的九处是最理想的工程了。不用远距离搬迁，又可以交叉施工，职工家属就尤其愿意了。
聂润德把谈话情况告诉了丁猛。丁猛皱了一下眉头：“这是哪国的外交？”聂润德说：“这也是不得已呀。”于是，丁猛把谭处长请来了。
谭处长对丁猛找建工局压他很是恼火。但他却不露声色，准备和丁猛进行一场讨价还价的谈判。
他的表演叫丁猛直截了当戳穿了：“老谭，你是和我搞谈判，这不和外国人谈生意差不多了么？”他指了指一旁的聂润德说，“老聂的话使你软了，你现在是非接维尼纶厂不可了。嘴上不说，不过是想讨个高价嘛。”
谭处长涨红了脸不说话。
“咱们最好别闹这一套。”丁猛说，“都是国家干部，总不能连一点原则都没有吧？我告诉你，老聂的话是在诈唬你，我没有和任何一家施工单位挂上钩，我们以后的新项目也不一定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谭处长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丁猛继续说：“现在，我找你们建工局也没用，建工局也指挥不动你们。这我都跟你亮明了。要谈判，你的地位好像很优越，可以抬高价。可是，我要提醒你，二十多年前你是全省第一个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是吧？你也是这样混算账、弄虚作假混上的劳模吗？现在这样搞，你自己就不觉得脸红？”
谭处长低下了头，只顾把烟头往另一支烟上接，几次没有接上。聂润德在旁垂着头一声不吭。
“你也混算账，我也混算账，全国都混算账，怎么得了啊！”丁猛敲点着桌子，心情沉重地感叹道。
谭处长回到九处办公室，抽了整整半天的闷烟。
正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钱工来到九处。他竟然是奉丁猛之命来帮助九处按一千五百万安排施工的。谭处长愕然了。自己什么时候表示接受一千五百万了呢？丁猛这样不是太专断了么？然而，不知为什么，他还是带上人和图纸随钱工去了工地。
在工地上，钱工拿出一个《关于组织施工的方案》，其中一系列具体细致、内行到家的建议使相随在后的施工人员非常佩服。这个充满省钱之道的方案也打动了谭处长。当他听说丁猛已决定在轻工局的预算培训班上，按培训专家的办法帮助培训乙方的预算骨干时，谭处长的心不能平静了。
晚上，谭处长去找丁猛。他没有直接表示接受一千五百万，却坦率地讲了一些困难：劳动效率上不去。他也曾想按经济规律办事，搞一套新的管理方法；但报告送上去了，从公司到建工局，几个月也不见回音。没办法，又不能天天给他们打报告……
“应该让他们天天来听报告。”丁猛欣赏谭处长的想法，轻轻拍了拍谭处长的手，说，“大胆搞吧，建工局会支持你的。”他停了一下，“不过，除了发钱——噢，我把经济规律说得太简单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好的老作风也不能丢啊。”
十
维尼纶厂“追加预算”被砍掉一半的事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省城对丁猛的议论已经超出了轻工局、建工局系统。人们知道了这位赫赫有名的“猛局长”在维尼纶厂“硬碰硬”的作为，也知道了省建工局书记马斌最后被他拉到了维尼纶厂蹲点，摸索组织高效率施工的经验。这在疲疲沓沓、马马虎虎的时尚中树起了一面耀眼的旗帜，激起了感奋，也哗动了众议。
丁猛又主持召开维尼纶厂党委扩大会，开始整顿领导班子。
这一切变化使在省城的张安邦颇有些不安。当厂党委通知他参加扩大会时，更使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他不得不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
果然，问题接连不断出现在丁猛面前：已经征购的土地，生产队又不同意了，因为张安邦曾许诺的一辆卡车没有兑现；几个急需调进的技术干部在地区组织部卡住了，那里的一位承办人是张安邦的密友：车间竣工急需的钢窗因为车皮的突然落空在天津搁浅了，这车皮也是张安邦的关系搞来的；为锅炉房运煤修筑的铁路专用线施工也发生了问题，因为“三千万”里曾经包含着张安邦和铁路局方面的“协议”；最后，连下水管道的铸铁盖也成了问题——发货单位通知：“委实困难，不能交货”了。……
丁猛皱着眉听完这些“紧急情况”——这里的每一条都足以影响一年竣工的计划——并没有感到意外。他对聂润德说：“先分派一批干部分头去应付一下，咱们抓紧时间整顿领导班子，然后再逐个想办法去解决。”
这时，葛广生从省城带来的省委组织部不批准钱工调动的消息倒使丁猛有些意外了。当他来到钱工房间时，葛广生、老厂长聂润德、钱工都被愁闷的烟云笼罩着。
“愁可没用。”丁猛进屋说。
几个人都没吭气，只抬头看了看他。
其实他们更是在为另一条“小道消息”气愤和愁闷：省委组织部已经决定免去丁猛轻工局的领导职务。丁猛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不批准钱工的调动呢？”丁猛问。
“大概是钱工得罪了张安邦吧，人家的夫人在组织部嘛。”葛广生没好气地说。
“违法乱纪。”丁猛从心头直冒火。
“抓不住人家的证据，咱们有什么办法？人家以组织部名义说，本省需要，名正言顺的理由。”葛广生接着说。
“岂有此理！”
“丁局长，你……别管了。”钱工说话了，“老葛说得对，现在谁认真工作谁不行。”
“那你就不坚持原则了？”丁猛责问道。
“我？不是说我。我不管他们，他们愿卡就卡，愿拉就拉，我就是一分钱也不松口。”钱工激愤起来，打着手势，“只要让我管，就是这样。……我也看清了，就是回了北京，不硬碰硬，也搞不成真正的预算。”
丁猛心中一阵发热。但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的高兴，只是把不满的目光投向葛广生：“散布什么观点，悲观消极。”
“我悲观？”葛广生今天的情绪很大，“现状就是这样。”
现状！一听这两个字，丁猛就冒了火：“一件事情就让你有这么大牢骚？”停了一会儿，他又放平口气说，“人尽其才，会做到的。好了，钱工的事过两天回局里再研究，我会亲自去找组织部。”
“找组织部？”葛广生更没好气了，“组织部会先找到你的。马上要‘提升’你当省工会副主席了，据说是第十一副主席。”
“什么？”
“有‘好心人’汇报你受迫害大，身体不好，不宜在第一线做繁重的工作……”
葛广生还想往下发泄，丁猛一下站起来，挥斥道：“不要谈了，小道消息。”
“那些人的小道消息比大道消息还有来头呢。”葛广生愤然了。
丁猛片刻没说话。他眼中露出一丝淡淡的疲惫来，宽宥地看了看葛广生，“不要谈了，小道消息。”他重复着刚才的话，态度温和，但不可违抗。
葛广生沉默了。
丁猛凝视着窗外伫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聂润德说：“明天早晨继续召开党委扩大会。”
十一
就在同时，丁猛要调离轻工局的消息在全厂传开了——这是张安邦的遥控线路传来的——它首先在干部中引起了震动。整个下午人心浮动，有些人兴奋地交头接耳，酝酿着猛烈的“反击”，准备在明天召开的最后一次党委扩大会上“扭转局势”。更多的人则以担忧的目光观察着局势。傍晚时又传开了一条消息：今天，铁路局对维尼纶厂去联系铁路专用线铺设的人说：“请你们的丁猛来吧！”……
晚上，聂润德来找丁猛。他推开虚掩的门，见丁猛正立在窗前凝视着灯光稀疏的黑夜，脸上的表情有些忧虑，人也好像苍老了些。聂润德心中袭来一阵惭愧和自疚，他在门口踌躇着站住了。
“有事？”丁猛已经发现了他，转过身来和蔼地问。
聂润德迟疑了一下，说：“厂里情况不正常，明天的会是不是暂时不开了？”
“不——”丁猛明确地说，“还是要开，情况很正常嘛。还有什么事？”他又问。
聂润德本来还想汇报铁路专用线的问题，这时却只是说：“还有事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好，谢谢同志们。”丁猛略点点头。他已经知道铁路专用线的铺设遇到了麻烦。
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丁猛今晚想安静一下似的，没有人来打扰他。往常说笑热闹的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夜是深的，也是静的。屋里被炉火烘得灼热，他把窗户打开一线，让清冷的空气流了进来。他在屋里来回踱着，踱了一会儿，在镜子前不自觉地站住了。他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发现头发已经落满了白霜，老了，时间不多了，可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值得忧虑的事情也太多了。当然，他不会忧虑自己还当不当局长，也不仅仅是忧虑“三千万”这场斗争的前途如何。他所忧虑的是这个国家。他不相信国家的未来会落到张安邦那种人手里，然而，现实中的种种情况也不能不增加他的忧虑。凝视着窗外灯光更加寥落的夜晚，他想了很多，很多……
门开了，是马斌半夜来访。
“老丁，”他诚恳地说，“我应该向你学习啊。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丧失信心，保持乐观。”
“我其实很愁啊。”
“怕按一千五百万竣工，搞不下去？”
“不，”丁猛若有所思地拿起桌上的闹钟，拧了拧发条又放下，“拧紧发条的钟总是要走到时候的。维尼纶厂的事情我并不用太担心了，各方面都调动起来了，困难再多也不那么容易挡住了。我愁的……你是知道的。”他不由自主地抬手理了理花白的头发。
马斌立刻理解了老战友的心思，他的表情也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过，老丁，你的忧虑和我的忧虑不一样。你忧虑，可你还乐观，有信心；我忧虑，是悲观，失望，没有信心。”
“我就怕你的那种忧虑是真理。”
马斌愣了一下，立刻激烈地表示反对：“不，不不，我不同意！我那种悲观失望绝不会是真理。老丁你看，你在‘三千万’上一认真，唤醒了多少人？钱工，搞预算的白莎，聂厂长，九处的谭处长，还有我——你的这个挺落后的老战友也醒了一半。我同意你的话，要改变现状，只差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
“这么说，我们还有希望啰？那当然好！”丁猛那沉思忧虑的眼睛里闪出一丝惯有的诙谐笑意……
（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11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