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说：“撇开生计缘故，一个人之所以写作，不外乎四个动机：一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二是审美激情；三是历史冲动；四是政治目的。”
我写《民国女人香》，一半基于“历史冲动”，另一半则源于“审美激情”。
一
唐代文人李冗的笔记小说《独异志》中有一个“爱妾换马”的桥段。
曹操的儿子曹彰偶遇千里马，心痒难挠，偏偏主人惜售，对高价无动于衷。曹彰只好收起钱袋，将年轻貌美的侍姬一字排开，他让对方任意挑选一名。“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若按照明代诗人屈复开列的“市价”，用美人换取骏马，这样的赔本买卖只有十足的傻瓜才肯去做，偏偏曹彰就是这样的傻瓜。至于那位美人对瞬间易主的人生变故作何感想，作何打算，竟被小说作者忽略不计。在乱世中，马匹是四条腿的牲口，女人是两条腿的牲口，二者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独有偶，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情史类略》，在“情憾类”《朝云》条下，转录了一则苏东坡用婢女春娘换白马的逸闻。春娘性格刚烈，对成命抵死不从，为此她口占绝命诗一首：“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众人尚未反应过来，春娘已疾步跨下台阶，头撞院中槐树而死。
这个故事未必可信，但中国古代的世相如此，女性的命运如此，则断无可疑。鲁迅曾转述夏穗卿的话说：“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这句话若放在历史中去考量，未必完全正确，但譬喻相当到位，也相当靠谱。奴隶毕竟还算是人，物品则连人的资格都被取消了，岂不悲催？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黑暗时空中，无数儒生肃立于铁幕之后，将仁义高调唱得停云裂帛，却对春娘们的悲歌置若罔闻。倘若女性真去苦等彼辈天良发现，就得要有俟河之清的绝佳耐心才行。
二
天才作家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她还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这既是她个人的感触，也是民国女性共同的悲哀。抗日英雄赵一曼在《滨江述怀》一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这既是她个人的质疑，也是民国女性群体的诘问。
民国女性被官方史书习惯性忽略，这种情形至今仍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中华书局从1978年开始组织专业人员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国人物传》，迄至2005年，历时二十七载，陆续出版十二册，共收入人物近千名，其中却只有寥寥七位女性传主（秋瑾、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陈璧君、阮玲玉）。由此可见一般。
如果现代文明一如既往地漠视女性的处境，怠慢女性的要求，轻忽女性的权利，这样的文明就只能算是男权社会的“镜像”，残缺破损，经不起考量。较之西方女性，东方女性曾经跋涉过的获救之路更为坎坷，更为崎岖，更为艰辛，更为漫长，她们所遭受的漠视、损害、摧残和践踏也更为怵目惊心。对此现象，一位坚持平等理念的知识分子又怎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三
民国女性用数以吨计的血泪谱写她们的命运交响曲，她们冲决网罗，探寻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追求平等的地位和完整的人格，其业绩有目共睹。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长达数千年，中华女性的屈辱史与之等长。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民国女性捕捉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倾尽心力，作出牺牲，终于拯救了沉沦已久的精魂。
她们活出了百分之八十的真，活出了百分之九十的善，活出了百分之一百的美。
四
民国女性生命如歌，有欢歌，也有悲歌。民国女性生活如梦，有美梦，也有噩梦。
无论是欢歌，还是悲歌，也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她们照单全收，不曾有半点迟疑，她们以弱肩纤手承担责任和道义，令许多骄狂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大丈夫”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五
民国女人香，是她们的侠骨馨香，是她们的勇气馨香，是她们的智慧馨香，是她们的爱情馨香，是她们的艺术馨香，是她们的梦想馨香……这馨香经久而不绝，远比麝香、檀香、乳香、广藿香、迷迭香、龙涎香更为馥郁，弥漫于天地之间，至今仍未消散。
闻香识女人，你要用五官，更要用内心。
六
在二十一世纪，女性除了一如既往地以母亲的爱、妻子的情、姐妹的谊、女儿的心抚慰男人，照应男人，还将启用“理解优于隔绝”、“建设优于破坏”、“媾和优于交战”的理念，促使这个愈益喧嚣、濒临疯狂的世界最终从仇视和敌对的泥潭中拔足，促使那些受制于“丛林法则”的男人消除心头的悚惧，摆脱掉双重身份（“猎人”和“猎物”）的绞杀，回返到和平、安全的轨道上来。
在“她世纪”的紧要关口，我们反顾来路，民国女性践冰履霜，披荆斩棘，其勇毅和智慧令人感佩！
2013年4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