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女性被“溺毙”在死水一潭的社会生活之中,遭受种种薄待和恶待,人格和尊严卑屈难伸,鲜有例外。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和名节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犹如隐形的精神桎梏,她们在教育上惨遭废弃,在经济上仰人鼻息,更别说参政、议政的权利,竟连身心自由和人格完整都无从谈起。
东汉才女班昭作《女诫》七篇,力主女性卑弱、敬顺、曲从、好学、贤淑、勤劳、温和。她引用《女宪》的成文,“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说明夫为妻天,得到夫君的欢心就能一好百好,失去夫君的欢心就会彻底完蛋。班昭还引用当时的民谚,“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来说明女性善良柔弱乃是天经地义的,它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共识。
时隔一千八百多年,张幼仪在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向侄孙女张邦梅揭破了冷酷无情的事实真相:“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由于“女生外向”,出生后,女孩子的脐带被埋在屋子外头,男孩子的脐带则被收留在母亲床底下的坛子里。这种区别对待看似小事一桩,却极具象征意义,男女的贵贱重轻,判若云泥。毛彦文在自传《往事》中写到自己无援无助的母亲,悲剧即源于她连生六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丈夫事业失败,却将满腔怨恨发泄在她身上,另找女人同居,恶婆婆则将媳妇“肚皮不争气”视为头号重罪,横加侮辱和虐待,那种日子岂不是“地狱中的一季”吗?她曾声泪俱下,央求女儿为她做一件事情,将她的苦难史如实记录下来,给别人看看,为她出口怨气。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媳妇,在当时的中国,何止万千?
专制王朝和宗族社会比拼的是谁比谁更冷血,谁比谁更恶心,君王变着法子修理群臣,群臣变着法子修理百姓,强梁践踏弱者,弱者欺侮更弱者,“食物链”的末端即为女性。她们的生活圈子太狭窄,交际范围受局限,必须做到“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谨言慎行”,“宜室宜家”。但也有九种女人成为例外,例外者的命运很可能更为悲催:
其一,妹喜、妲己、褒姒、杨玉环之类的深宫美人,国难当头之时,或亡国之后,她们被天下人指斥为红颜祸水,只有死路一条;
其二,王昭君、文成公主充当“和亲”、“和戎”的牺牲品,远嫁苦寒之地,去博取中土大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胜利”;
其三,武则天伺机突破男权社会的重重机关,破天荒地做成女皇帝,贵为九五之尊,公然玩弄面首,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看去是为女性争了一口爽气,出了一口恶气,实则无法持续发展,男权的力量终将反戈一击;
其四,吕后、孝庄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挟持着幼冲之龄的儿皇帝或孙皇帝,将雌威发挥得酣畅淋漓,但她们死后,不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就是被掘墓辱尸;
其五,秦始皇的母亲、山阳公主和杨氏姐妹秽乱宫闱,弄得声名狼藉,最终也是伤的伤心,殒的殒命;
其六,班昭、蔡文姬、谢道韫、左芬、鲍令晖、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和顾太清具有“咏絮之才”,留下千古传诵的诗篇和词章,但她们的人生极难用“幸福”二字去概括;
其七,西施、貂蝉跻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班次,被强梁当作政治筹码,她们往往是不知所终的失踪者;
其八,名妓苏小小、李师师、关盼盼和秦淮八艳与一大班风流薄幸的浪荡才子纠缠不清,能在他们的诗歌中找准自己的班次,却无法在他们的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九,三贞九烈,或终身守寡,或以死抗暴,或学曹娥孝亲,或效贞女断臂(被好色之徒非礼了一下,就将自己的一条好端端的胳膊卸掉),换取一块贞节牌坊,在悲剧之上加镀一层虚幻的成功色彩。
不用说,这九条路径并非坦途,比过独木桥更难,比走高空钢索更险,唯有极少数女性能够幸运地抵达“彼岸”,但她们的角色被极度扭曲,“光荣”背后沾染了太多的暧昧色彩。难怪当代的女权主义者执意认定:从上古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一直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纯粹的泄欲用品。
在男权社会的沉重镣铐下,东方女性甚至连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定义的“第二性”都挨不上边,因为丈夫随时都可以“七出”(旧时休弃妻子的七条理由:无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中的任何一个罪名休弃自己的妻子,其难度略高于小孩子用橡皮擦去一行铅笔字。身遭不幸的弃妇投诉无门,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倘若她们胆敢红杏出墙,在婚姻之外追求爱情,就会死得更惨。在许多地方,以沉潭的极端方式惩处“荡妇淫娃”,族长即可主持,官府并不过问。
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行走在独木桥和高空钢索上,这就是东方女性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二十世纪初,《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将中国社会中身处于男奴之下的女子称为“世界第二重奴隶”,女子的凄惨境遇甚至可以穷尽许多人的词汇和想象力。
再坚固再厚实的铁幕也终有一日会被猛火烈焰烧穿,被激流狂潮荡平。随着二十世纪初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声浪日益高涨,中国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从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惊醒,她们逃离闺闼,冲破牢笼,清算旧礼教的千罪万恶,吁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
女性乃国民之母,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男女平权”无疑是衡量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指标。完全可以这么说,当中国女性长途跋涉到二十世纪的隘口时,放眼望去,前途尽是沼泽和荆棘,但她们没有迟疑,也不曾泄气,她们深知任何来历不明的恩赐和怜惜都不足为据。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时至今日,诗人、学者金一(1874—1947)的这条论断仍然振聋发聩。
远古母系氏族时期华夏先民精心炮制了一个“女娲补天”的终极神话,善则善矣,美则美矣,可是它距离当今世界已有若干光年。在中国近代,更准确地说,在二十世纪初,东方神话又有了全新的版本。谁能取代女娲的角色?谁能用纤纤素手炼成五彩石?这样的人选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必然产生的?我们倒要看个仔细。无疑,她必须是一位革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危险的地方,如同法国历史上的女英雄贞德那样挺身而出,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秋瑾的闪亮登场,甚至令女娲都自愧不如,她是才女、美女、革命家和烈士,履历完美无瑕,英名彪炳史册就洵在情理之中。
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既是秋瑾的好友,也是近代有名有数的女杰,她们的真挚情谊金坚而玉润,乃是天地间的一大佳话。
1、秋瑾
秋瑾(1875—1907)是革命家中的优秀诗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豪迈之作丝毫也不逊色于“亘古男儿一放翁”。如果说陆游是健儿,那么她就是飞侠。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的这首《对酒》堪称中国近代诗歌宝库中最为豪迈的七言绝句。许多七尺男儿萦怀鸡虫得失,甘心蝇营狗苟,对此能不汗颜?她另一首七律代表作——《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地图》——字字句句同样发出热血的沸响: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生于卧薪尝胆之地,长于报仇雪耻之乡,一身越东女子的豪迈之气。她的诗作激情丰沛,劲气充盈,仿佛布下了横扫千军的笔阵,简直锐不可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原名闺瑾,留学日本后,她剔掉了那个柔弱的“闺”字,单名为“瑾”,号“竞雄”,又别署“鉴湖女侠”。在金瓯告缺的乱世,她有足够的血性,敢与天下英雄男儿笑谈生死。
十九世纪末,“女权”尚未在中国萌芽,女性面对无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运,除了逆来顺受,别无解脱之方。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揭露当年订婚一节的真实情形:“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在同一篇文章中,秋瑾还描写了更加不堪的结婚的情形:“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
1896年5月,秋瑾出嫁,丈夫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王廷钧(字子芳)。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是曾国藩的表弟,在曾府当过多年账房先生。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其弟曾国荃征用十余只大船,运送金银珠宝奇器珍玩回湘乡老家。王黻臣将账目管得泉水样清明,既是亲戚,又属功臣,自然得到丰厚的打赏。一夜之间,王黻臣发了横财,于是求田问舍,安居乐业,先后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了数家当铺与钱庄。
“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秋瑾的诗句不幸而言中。王廷钧蒲柳弱质,身子骨纤瘦,全无男子汉的雄风和阳刚之气。嫖赌逍遥,他无所不能;诗词歌赋,却一窍不通。他性格怯懦软弱,胆小如鼠。平日,秋瑾口无遮拦,喜欢纵谈历史,横议现实,就算在家中密室,他听了,也会赶紧关窗,生怕奴婢举报,招惹杀身之祸。两人的志趣和性情犹如圆枘方凿,根本合不上卯榫。
徐自华女士撰写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称道秋瑾“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若不可绳以礼法。平生亢爽明快,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这样的奇女子,志气之大,眼界之高,一世无几,又怎肯唯唯诺诺长守闺闼,米盐琐屑以终其身?秋瑾自叹命运不济,嫁给了庸懦的王廷钧,连《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和妻子陈芸那般琴瑟和谐的闺中乐趣也杳不可寻。她的诗词中不乏自伤自怜的句子:“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强烈的恨憾梗塞于胸,秋瑾不吐不快。
秋瑾在湘乡和湘潭苦度时日,生下一儿(王沅德)一女(王灿芝)。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王廷钧同床异梦,内心苦闷之极,毫无乐趣可言。王廷钧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秋瑾视之行若狗彘,夫妻关系降至冰点。
秋瑾身上的唯美气质和狂飙性格,足以令凡夫俗子自惭形秽。若在壮士项羽的帐中,她何尝不能作挥剑刎颈的虞姬;若在猛将韩世忠的麾下,她也尽可以作援桴击鼓的梁红玉。可是幸运星从未照临她的顶空。王廷钧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她对丈夫的失望情绪常常会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家书中有所流露:“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唯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俗子,非但无所受益,反以终日之气恼徒伤脑筋。”对于王廷钧混迹章台,拈花惹草,秋瑾更是怒不可遏:“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曾有人认为,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犹如天鹅与乌鸦联姻,自始就注定为一场悲剧。秋瑾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又极具反叛意识,在那个禁锢森严的年代,她的心灵创痛肯定百倍于常人。后来,她奋力冲破重重阻碍,毅然东渡扶桑,又奋不顾身地参加种族革命(徐自华曾戏称秋瑾是明末崇祯皇帝的长公主转世),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秋瑾的诗词中,壮句触目皆是,比如“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比如“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切身的痛苦不断地提醒她,在纲常名教之内,闺阁女子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若不奋力冲决天罗地网,幸福人生所必备的各项权利就注定会被剥夺殆尽。这就不奇怪了,秋瑾目空一世,傲岸不羁,绝然不肯置身庸脂俗粉的队列。徐自华称赞她“英爽倜傥”,其“意气自雄”既是积健而成,亦属天性所致。尽管秋瑾有数帧照片流传于后世,二十世纪初她给人的印象究竟如何?却仍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所幸秋瑾的东瀛好友服部繁子写过一篇《回忆秋瑾女士》,她笔端的素描比吴芝瑛和徐氏姐妹的速写更为细致:“……事情很令人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都很难断定: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浓的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颈口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里泛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秋瑾有易装癖,这一点在其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屡屡被提及,服部繁子的文章即是可信的写照。
1903年春,王廷钧狂抛大堆白银,终于如愿以偿,捐得户部主事一职,秋瑾也随之来到北京。据徐蕴华《炉边琐忆》记叙,某天,王廷钧欲在家中宴客,已嘱咐秋瑾治炊。临到傍晚,他却改变主意,与人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备齐酒菜,久等不见王廷钧带客人回家,闷得无趣,便身着男装,偕小厮前往戏园看戏。此事被王廷钧知道后,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了秋瑾。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落脚。事情越闹越僵,王廷钧原本是三招就软的懦夫,又或许后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总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的信中说:“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所谓“甘辞”就是甜言蜜语,估计说了几马车,秋瑾才回心转意。不过,要说王廷钧斗胆动手,这多少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为人又胆小如鼠,一时气急败坏,骂上几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胆吗?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秋瑾从小跟表兄单老四学武,身手矫健敏捷,在徐自华笔下,秋瑾手持倭刀(东洋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何况她性烈如火,又岂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学日本。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很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他们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秋瑾“得万金,所托非人,尽耗其资”,然后她才变卖首饰,东渡日本)。
当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内心素所钦慕的对象(吴芝瑛嫁给德才兼备的廉泉即是范例),两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她又何尝不能举案齐眉。她还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吗?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似“光汉子”徐锡麟那样“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沸血男儿的确层出不穷,但为民族革命喋血刑场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由此可以断定,了无情趣的婚姻生活成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剂,促使鉴湖女侠秋瑾奋力挣脱家庭的羁绊,去选择剑与火的革命生涯。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一变而为“诗家不幸国家幸”,真令人感慨万端。
1907年6月,秋瑾为光复军策划浙江起义,急需军饷,于是她化装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华姐妹相商。徐自华与徐蕴华均是同盟会员(由秋瑾介绍加入),深感责无旁贷,当即倾尽奁中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相助。为了报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赠了一双翠钏,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临行之际,秋瑾又嘱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她若遇害,请好友将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王金发送来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避走他乡,但她选择了留在大通学堂。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挥写了“痛同胞之酣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的联句,现在,她更是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临刑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李钟岳准其后两条,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处最情痴。
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诗二首,这是其中之一。时隔一个多世纪,我们读这首诗,读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无疑问,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张园安垲第,由女界领袖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等人牵头,举行秋瑾烈士追悼大会。林宗素介绍了秋瑾的生平事迹,特别指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与会者都觉得恰如其分。
2、吴芝瑛和徐自华
秋瑾生前有三位志趣相投的盟姊妹,吴芝瑛(1868—1933)、徐自华(1872—1935)和徐蕴华(1884—1962),她们结下的是道义之交,不同于狭义的闺中密友。“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文字之交管鲍谊,愿今相爱莫相乖。”气味和襟怀,这些曾被男人反复强调了几千年的东西,总算也轮到秋瑾与她的盟姊妹来讲求一番。当年,她们互换兰谱,表白过“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同心之言”,从嗣后的表现来看,也确实够得上“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高水准。
吴芝瑛,字紫英,人称万柳夫人。她出身于安徽桐城的诗礼之家,其父吴鞠隐,工书法,善吟咏,历任山东宁阳、禹城等县知县,其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家学渊源有自,十三四岁即负“才女”的美誉,名噪一方。
1885年,吴芝瑛与无锡名士廉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相惜相敬。婚后四年,她移居北京,受到慈禧太后召见。及至庚子之乱平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须向英、美、俄、法、日等国赔偿巨额款项,由于国库空虚而横征暴敛,造成民怨沸腾的政治危局。吴芝瑛一介弱女子,不肯置身事外,她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这一合理化建议令达官贵人如芒在背,怀恨在心。
1903年,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在京城结拜为盟姊妹,两人时相过往,常有诗词唱和,不仅政见相合,而且心气相投。
1904年,吴芝瑛敦劝丈夫廉泉退出官场,回到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隐居。正是这一年,她自号“万柳夫人”。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题赠给秋瑾:“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绍兴秋瑾故居中还收藏了另一副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同样出自吴芝瑛的手笔。秋瑾曾患重病,得到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的精心照料,其感激之情在诗句“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中有所流露。嗣后,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自任主笔,徐自华为她筹措办刊经费,各任其劳,配合默契。此刊在沪上一纸风行,短期内刊登了不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文章。
1907年2月4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览杭州凤凰山,“吊南宋故宫,望西湖而陨涕,且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以备日后之用。自华见瑾过于愤激,微以时机未至为讽,瑾默然。复谒岳鄂王坟,徘徊瞻眺,几忘日夕。”(郑逸梅《南社丛谈·徐自华》)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徐自华开玩笑说:“难道你要死葬在这儿吗?”秋瑾叹息道:“倘得埋骨于此,我愿足矣!”徐自华慨然允诺:“他日你若死,我定为你卜葬此地,可是我先死,你能为我营葬吗?”秋瑾笑道:“那就看我们谁抢得先机吧。”同年5月,秋瑾赴上海与徐锡麟相约起事,回程时,夜半叩访徐自华,告诉盟姊,皖浙行将起事,无奈资用竭蹶,短期难以筹措。于是徐自华慷慨解囊,倾其所有,秋瑾大为感激,取下翡翠手镯赠给徐自华作为纪念,重申岳墓前的旧日约定,徐自华惨然应答:“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吴芝瑛和徐自华至感悲恸。秋瑾牺牲后十天,吴芝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写就《秋女士传》,撰成《记秋女士遗事》,并发誓“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在廉泉的全力协助下,吴芝瑛和徐自华遵守前约,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湖之滨西泠桥畔。
有一个插曲来得不早不迟,正当吴芝瑛和徐自华决定分任购地和营葬事宜的紧迫关头,有一位本不相干的侠义女子参与进来,她就是大悲庵主慧珠。慧珠自称是甘肃武威人,父亲是镖师,她从小随父亲走南闯北,素有侠义肝肠。在北京行艺时,她被某王爷相中,纳为妾侍,深获怜爱,嗣后改习文史,“中年始识之无”。庚子年间,义和团横行京都,王爷受惊而死,慧珠流落民间,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一个偶然的机缘,她来到杭州天竺寺进香,顺便游览西湖,驻足西泠,此地山水幽绝,令她流连忘返,于是买下一座庵堂,从此晨钟暮鼓,诵经礼佛。虽是出家人,慧珠的侠义肝肠并未冷却,她听说吴芝瑛冒着生命危险欲为秋瑾营葬,深受感动,她主动致函吴芝瑛,称赞道:“我佛慈悲,侠士肝胆,唯夫人兼而有之!”慧珠提议由她奉献大悲庵旁的地块做秋瑾的墓园,她在信中说:“敝庵虽僻,尚近官道,春秋佳日,游人多过之者。旁有余地三亩,足营兆域。夫人倘有意乎?衲愿赠之秋氏,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吴芝瑛对慧珠的提议欣然采纳。她致函徐自华,告知墓地已得,她打算营造生圹于一侧,将来到九泉之下陪伴秋瑾。
1907年11月28日,《时报》刊出吴芝瑛的一首七绝,见情见性:“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由于身怀六甲,缠绵病榻,吴芝瑛无法成行,于是她嘱托徐自华前往山阴(绍兴)与秋家商议迁葬事宜。此时,徐自华痛失爱女没多久,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她自觉责无旁贷,强抑悲伤,在妹妹徐蕴华的陪同下,不惧地冻天寒,冒雪横渡钱塘江。
1907年12月29日,徐自华写下七绝四首,第三首是:“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可堪今日山阴道,访戴无人为葬秋。”秋瑾能有吴芝瑛和徐自华这样生死不渝的知交,自是极大的幸运。徐自华雪日过江为秋瑾卜葬而至,较之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逵及门而归,论情论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总归是一波三折。秋家未能理解吴芝瑛的用意,他们反对合葬,徐自华的信写得既委婉又明白:“秋女士在日,独立性质,不肯附丽于人;此其一生最末之结果,若竟附葬,不独有违其生平之志,吾辈同人,亦有憾焉。”这就是说,反对合葬之议的人不限于秋家。吴芝瑛的本意是要对官方打个马虎眼,避免清廷干涉,既然大家不能理解她的初衷,她也就不再坚持。
徐自华和秋瑾的长兄秋誉章在西湖边、孤山上并未找到慧珠的踪迹,连大悲庵也是子虚乌有,这个玩笑着实开得莫名其妙。吴芝瑛弄不明白,那位“慧珠老尼”为何要专挑如此严肃的事情来大摆乌龙。据徐自华笔下所记,他们相中的阴宅佳地在“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还与岳飞墓、于谦墓遥相呼应。吴芝瑛对秋瑾墓的选址相当满意。
秋瑾墓由徐自华撰表,吴芝瑛书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还题写了楹联“一身不自保,千载有英名”,均勒之于石。嗣后,徐自华还召集五百余人在杭州凤林寺会祭秋瑾,由南社诗人陈去病提议,大家公推徐自华为秋社社长。吴芝瑛和徐自华还筹资在秋瑾就义处绍兴古轩亭口建造风雨亭,在杭州南湖别墅内建造悲秋阁,以志纪念和追悼。
当年,吴芝瑛、徐自华冒险义葬秋瑾的壮举令海内外革命志士极为感奋,深受鼓舞,却触怒了清廷的鹰犬爪牙,御史常徽奏请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缉拿营造墓庐者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被平毁时,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冒死搬运墓碑,遭清兵击伤。尽管风声越来越紧,生命受到威胁,徐自华仍优游沪市,毫不介意。吴芝瑛一腔正气,全无惧色,她本来病重咯血,住在德国医院,听说清廷要严惩她和徐自华,立刻搬出病室,回到小万柳堂,“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吴芝瑛致书两江总督端方,郑重声明:“是非纵有公论,处置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一时间,二位女士的命运受到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吴芝瑛的大幅照片,发表她的美国女友麦美德撰写的专文,声援吴芝瑛和徐自华的义举。迫于外界强大的舆论压力,清王朝未敢贸然加害于她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闻风易帜。吴芝瑛仗义疏财,向上海女子北伐队输送军饷,她还请缨赴敌,吟就《从军乐》六章,唱响“大哉中国岂无人,一怒能叫四海惊”的女高音。及至袁世凯窃取国柄,戕残志士,吴芝瑛不惧黑枪冷弹,撰成公开信《上袁氏万言书》,揭露袁世凯假借民主共和之名,妄行独裁专制之实,行径太过丑恶。她历数袁氏的斑斑劣迹,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意思,“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寥寥数语足以戳痛袁氏脊梁。
吴芝瑛家境富裕,广有田园庐舍,一生仗义疏财,她在家乡桐城捐地捐钱,创办了一所纪念其父亲的鞠隐学堂,她还变卖了家中珍藏的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全部,得数千金,替误落风尘的才女李苹香赎身,她为救济妇孺而捐献的善款更是不计其数。吴芝瑛散尽家财,晚年为沉疴所困,万不得已,变卖沪上曹家渡小万柳堂,但其意气之雄、胆魄之壮丝毫不减当年。
辛亥革命后,徐自华排除重重阻力,向民国政府呼吁,为秋瑾营建墓、亭于西泠。1913年,徐自华前往上海,接办纪念秋瑾的竞雄女校,在经费奇绌的情况下,四处筹措资金,惨淡经营,将小学扩充为师范和中学,初具规模。1928年,徐自华将竞雄女校交由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此前,她已将秋瑾的翡翠手镯交给王灿芝收藏,为此撰写《还钏记》一文,道明缘由和心迹。秋侠的遗物均留置在竞雄女校的展览室中,使晚辈睹物思人,不忘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和尚”苏曼殊有幸埋骨于西湖孤山,这块离秋瑾墓不远的风水宝地就是由徐自华出资购赠的。大才子泉下有知,定当感激涕零。
徐自华青年寡居,晚岁多病,在杭州主持秋社,备尝辛劳,秋祠得以保存,她居功至伟。如此情深义重,举世能有几人?
柳亚子夸赞徐自华“娥眉绝世”,称道她的词可与李清照的词相媲美。文学的虚誉尚在其次,徐自华的高风大义才是人间奇珍。
秋瑾、吴芝瑛、徐自华姐妹能够成为知交和至交,并不是偶然的,她们都具有相当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明大义,识大体,在巾帼队伍中矫矫不群,就算是与须眉队列中的英雄好汉相比,她们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