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极力倡导文学革命，热烈响应者，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都成为了文学大家。这时节，有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女士并未落后于男士，紧接鲁迅而拿起笔来创作白话小说的第二人就是湖南才女陈衡哲，胡适借给《小雨点》作序的机会亲切地称她为“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与陈衡哲同时期或稍后，还有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白薇、丁玲、袁昌英、黄庐隐、苏雪林、罗淑、沉樱、石评梅、陆晶清、陈学昭、赵清阁、谢冰莹等多位女作家在文坛崭露风姿，给中国现代新文学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柯灵先生曾称赞她们：“大都出身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这些女作家最可贵之处在于她们的思想契合时代的节拍，反抗吃人不吐骨头渣的旧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和恋爱婚姻自由。她们对于母辈和自身所受的切肤伤心之痛印象鲜明，记忆深刻，一旦化为沥血带泪的文字，对旧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批判就比手术刀更锋利，比男作家的作品更具穿透力，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男作家用倚天剑斫伤了中国旧礼教的手足肢体，那么女作家则将屠龙刀深深地插入了它的胸腔深处。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星光璀璨，辉耀九州，可惜的是，她们中间长期保持创作活力的人并不多。陈衡哲只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小雨点》《陈衡哲散文集》（上、下卷）和英文作品《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她大半生潜心研究西方文化史，著述颇丰，《文艺复兴史》等专著为她赢得的赞誉要远远高于她的文学创作。凌叔华是闺秀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她多才多艺，画名甚至盖过了文名，也许是一心二用的缘故，尽管她高寿（九十岁），文学作品的产量却与之并不相称，只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和散文集《爱山庐梦影》，另有十二部独幕剧和英文自传《古韵》。冯沅君也只留下三个短篇小说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她长期分心于绘画，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夫君陆侃如合著了《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白薇比凌叔华更高寿（九十四岁），她早年创作了《打出幽灵塔》《北宁路某站》等优秀剧本和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由于长期遭病魔困扰，她的创作时断时续，四十年代后即陷入沉寂。庐隐的笔头最勤，作品质量也较高，可惜光华尚未吐尽，她就英年早逝了。庐隐的好友石评梅同样未尽其才，二十七岁上即患急性脑炎，溘然弃世。在五四女作家群中，真正寿高期颐而又著作等身的，通共只有四位——冰心、丁玲、谢冰莹和苏雪林。冰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谢冰莹刚柔并济，孜孜不倦；苏雪林则慷慨激昂，锋芒毕露，有古剑侠之风，鲁迅以好动肝火而折寿，她以痛批鲁迅而长寿，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丁玲则完全属于另类，她一生陷入政治漩涡中难以自拔，由早期的玫瑰色作家转变为赤色作家，其间吃尽了苦头，后来也未必讨到了一个好，她受过整治，蹲过监狱，九死一生，其文学才华多半为政治理念所误，尤其令人惋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难方殷，生存处境迅速恶化，文学已成为人们并不急求的奢侈品，因此新进的女作家比五四时期要少得多，只有萧红、张爱玲、苏青、杨绛等寥寥数位。不过，少而精倒也特色鲜明，令人欣慰的是，她们的文学才华丝毫也不逊色于前辈女作家，甚至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
至于绘画，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女性亦与有荣焉。何香凝、方君璧、潘玉良、关紫兰、蔡威廉、丘堤、孙多慈、梁白波等女画家都在画坛留下了自己的杰作，潘玉良、孙多慈二人更是以传奇浪漫的人生经历为后世津津乐道。
民国时期的文艺女性多半是从传统教育中破茧而出，受到欧风美雨淋漓畅快的洗礼，她们既崇尚个性解放，心灵自由，精神超迈，又将对民族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生的忧患意识融合为笔墨、油彩。她们极力摆脱因袭的重负，拆除礼教的藩篱，在作品中亮出新面目、新姿态、新思想、新观念，兴兴头头地展示她们的才华和本色。
民国时期，开明的人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已乐见女孩子识文断字。
起初，他们邀请先生到家里来教几门旧学和新学的课程，打个像样的底子，然后再送她们去入读洋学堂。张武龄就这样培养了自己的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他请来三位家庭教师，甘臣雨教古文，王孟鸾教历史、地理和白话文，吴天然教算术、常识、体育、舞蹈，还帮助他们编选教材。四个女孩子各自都有单独的保姆，保姆虽能照顾她们的生活起居，在提高学问的关键环节上却丝毫插不上手。
1921年，张武龄创办乐益女中，这所私学完全由他独资经营，十六年间，培养了二百多名毕业生，经费共计二十五万银元，不可谓不昂贵。但张武龄觉得很值当，校名“乐益”二字原本就有“乐观向上”和“益人益己”之义，何况他的宝贝女儿元和、允和、兆和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乐益的女生剪短发，兼读古文和白话文，参加集会，爱好文学，关注时事，每天都有体育锻炼的时间。1937年，日军将乐益女中改造成医院和监狱，这才终结了它的教育使命。
当年，除了私学，还有洋学堂。试想，那些平日只能在家中乖巧安静地待着的小女孩突然之间有了求学的机会，可以读书习字，与小姐妹谈笑风生，交几个知心可意的好朋友，她们该是多么高兴。尽管教会学校的条件算不上顶好，洋文之外，也要读线装书，但这些满脸稚气的女孩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天地当中有我”，初学这个句子，似乎很简单，可它如同打开了天眼，小女孩的自我意识憬然觉醒：“我是一个女孩，我也是上帝的子民，我活着也有人格和尊严，更要紧的是，我的人格和尊严并不比谁更卑贱。”
上了学，女孩子的变化往往会由表及里，最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她们从日日手眼接触的读物中了解到，中国女性一直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欧美女性则可以按照她们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活方式，不但不要缠足，而且可以与男人一道外出散步和游玩，恋爱和择偶也可以自作主张，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
入了学，绝大多数女孩子仿佛从梦中惊醒，她们的心灵很快就像脱缰的马儿一样撒野了，像放飞的风筝一样撒欢了。当年，如果说女孩子向父母提出放足的要求已算过分，那么她们暗地里拿定主意将来只嫁给自己中意的郎君则形同叛逆。但正是这样的“过分”和“叛逆”使她们的内心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想象力，使她们的翅膀拥有了远比以往更广阔的天空。
在教会学校里，女生既要学习外语、《圣经》、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还要学习缝纫、编织等多项实用技能，至于琴、棋、书、画也被纳入学习的范畴之内，演剧和体育锻炼同样受到鼓励。可以说，当时教会学校的课目丰富多彩，女孩子在那里绝对不会感到沉闷和无聊。一些前辈女作家的作品常有关于学校生活的传神描写，冰心的《我入了贝满中斋》即是一篇生动的记录。
冰心就读的贝满中斋是美国人Bridgeman捐建的，因此取其译音“贝满”为校名。中斋相当于中学，校长是一位修女，寄宿生一学期的学费为十六块银元，不算昂贵，也不算便宜，贫寒人家的女孩子读不起。校服是蓝衣青裙，庄重，素雅。除了学好主要课目，冰心还积极参与课余活动，比如演讲和演剧，她都感到兴趣盎然：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座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在教会女中读书，冰心并没有变成埋首故纸堆的书蠹，一有机会她就与同学结伴出游，有一次，她与一些同学参加北京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营，骑着小毛驴走了远远一程，沿途风景旖旎如画，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彼此谈笑晏晏，玩得十分开心。
1918年夏天，冰心以优异成绩从贝满中斋毕业，按照学校传统，她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典礼上作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惜别之后，更为精彩的大学生活就紧锣密鼓地开幕了。
起初，冰心上的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由于她一心想学医的缘故，数、理、化成绩很不错，五四运动期间，她不仅积极参加学潮，还创作了《斯人独憔悴》等多篇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就这样，她决定转到文科。
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潞河大学、北京协和大学三校合并为燕京大学，这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校长是美国人司徒雷登。男女同校是新生事物，男生与女生打消了瓜田李下的嫌疑，破除了授受不亲的关防，一时间还不是很适应。冰心在《我的大学生涯》一文中对此有一番妙趣横生的描写：
……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等。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的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冰心不怕男生，她从小与表哥、堂兄打成一片，吵架时经常是法定的胜利者，因此许地山、瞿世英、熊佛西等人都夸她“厉害”。像冰心这样活跃的女生自然是学生自治会中的骨干分子，她最上劲的是做社会福利工作，演戏可以卖票筹款，无疑是最方便容易的事情。她们排练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
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教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也演得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么“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
演莎剧，听名教授演讲，样样都惬意。有一次，冰心主管分配角色的任务，可是女同学谁都不肯扮演剧中的新娘，她一急之下便自告奋勇：“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一群闺秀不再是日日与针线刀尺为伍的可怜虫，她们的手脚早已获得解放，精神自由，人格完整，她们是那个时代幸运而又快乐的新女性。
如果说冰心性格温婉，在学校里怡然自得，女才子游寿（1906—1994）极具个性，她在学生时代就堪称洒脱不羁了。游寿就读中央大学中文系时，王易（字晓湘）教授博学而讷于言词，很多学生以听他的课为苦事。游寿善谑，戏拟《敕勒歌》嘲之：“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闻者无不大笑。由此可见，当年的女学生已经不只是解放了手脚，还解放了精神。
与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齐名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实际上，清华大学既有大师，又有大楼，四大名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固然是镇校之宝，清华大学图书馆也是大楼中的典范，这可以从钱钟书先生的夫人、三十年代清华大学高材生杨绛女士的文章《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窥见一斑：
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住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有多沉呀，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大学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是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
如此精美雅丽、豪华舒适的图书馆，换在以往，只可能是做学问的男性师生专用，闺阁女子哪敢问津？到了男女合校后，爱好文艺的女生也可以尽兴享用这样的硬件设施，也可以读书破万卷，把文章写得顶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