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其发韧之作《天才梦》中写道：“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锦袍之华美与虱子之可恶合而为一，则美者不复美，可恶者更其可恶。她的感受，十多岁时的感受，就已经如此到位，难怪后来她对世事人情能够明察秋毫。张爱玲，还有苏青，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孤岛，上海能给她们提供的表演舞台十分有限，这两个不可多得的女人却在灯光惨淡的狭小舞台上表演得元气淋漓，光彩四溢。文学在她们手中，无须政治的高钙而自成骨骼，无须哲学的微量元素而自成筋脉，无须历史的蛋白质而自成血肉，她们要表现的只是暗面的人性和灰调的人生，这份特长，可说别无第三人能出其右。
1、张爱玲
张爱玲（1920—1995），上海人，她的曾外公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金钱单缺情感的家庭，父亲是纨绔子弟，母亲黄逸梵则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颇有造谐。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偏低，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缘》《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悲欢离合，宝玉与黛玉分手，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对璧人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苦痛。由于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有幻想和郁积，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饱尝铁窗滋味。当飞机掠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无义的家庭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地讲价，花去一盏茶的工夫，她到了母亲那儿，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早年留法，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理由，但她的积蓄已被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只好向女儿摊牌：你要是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奖的第一名，最终被定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哪像是源自一位十八岁少女的笔端？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列。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似张爱玲这样的年轻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唯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文学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全在情理之中。
性格孤僻的天才总喜欢离群索居，对政治的溷秽气息缺乏必要的嗅觉。在沦陷区上海，她只是埋头写写小说，抬头看看天空，小说的基调是悲观的，天空也总是一成不变的死灰煞白。二十一岁时，张爱玲越是精心茧结自己的情感空间，越是故意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说明她心如古井，她比常人更渴望爱情，渴望浪漫。她想象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着大簇鲜艳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欢悦，从门前的碎石甬道上兴冲冲地走过来。
那个人果然来了，他就是胡兰成，官居《中华日报》主编、汪精卫伪政府文化宣传部次长。他在自传《今生今世》中不打自招：“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你骂他是汉奸，没错；你称他是才子，也对；你夸他是情圣，更好，这是他一生最洋洋得意的冠名。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
张爱玲以为如此，就该是如此了。她与胡兰成晤言一室之间。两人谈些什么？谈音乐、戏剧、美术，当然少不了文学的凑趣，居然达成默契，政治的话题丝毫也不涉及，他不说，她也不问。胡兰成不难看清张爱玲于文学艺术之外的弱智，这正是他感到莫名欢喜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女人一旦爱上谁——用她的话说，即“心居落成”——谁就铁定是她的主人。她的傻更胜过普通女子的傻，她的痴更胜过普通女子的痴。
“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
张爱玲会反反复复问胡兰成，为同一个答案问上一千遍，不厌其烦，这才是恋爱中的女子，这才是醺醺然的浓醉。他要一张玉照，她就去照相馆用心拍来，在相片的背面她用谦卑之极的语气写道：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唯高傲者能如此谦卑才是神奇，她崇拜他，“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乐得谦卑，使这个男人百倍地高大，高大到云霄里去，放出金灿灿的光辉。
缘分是怎么回事？张爱玲给出的答案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喜欢《诗经·邶风·击鼓》中那四句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三千年前某位痴情人留下的痴情语，流传太广，直传到孔圣人的耳朵里去，老夫子尊重人性，可不像他的徒子徒孙们那样假正经，他觉得这痴情语应该收入《诗经》。
上海的沦陷注定要毁灭一些人，成全一些人，炸断许多故事的尾巴，也必然续合许多故事的头颈。倾城之恋才好呢，她认定自己一生有托，托给这个叫胡兰成的男人，正如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将终身托付给浪子范柳原，从此清偿积欠了十辈子的情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啊！
1944年8月，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嫁给了三十八岁的胡兰成，怀着新娘子所有的美梦，她想飞，直飞往伊甸园的东篱。胡兰成刚刚解脱了旧婚姻的羁绊，就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迎娶上海顶尖才女张爱玲，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未有过的满足，他向来自命风流，这是最得意的一次。他神魂颠倒，欲死欲仙，也没忘记对自己的如花美眷恭维有加：“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这样的谎言脱口，世间尽有痴情女子爱听。
许多人肯定会嘀咕，胡兰成是汉奸，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张爱玲哪能嫁他？这岂不是将自己的名节往粪坑里扔吗？应该说，持疑者并不真正懂得女人。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一个女人的爱情观》中有这样一段话揭看了底牌：
“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
张爱玲就是这样疼了胡兰成。她拿起笔来，铺开白纸，仿佛铺开整整一生，比任何时候都更笔欢墨舞地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多么平实的一句话，换了谁也不可能写得比这更平实，幸福原是不必多加华彩描绘金边的。她把笔递给胡兰成，仿佛递过一支袖珍的接力棒，他略一沉吟，“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句子就跳下笔端，他很得意，张爱玲也觉得这十个字浑然天成，仿佛得于神意。行了，就用这样一篇短短的婚书，作成一生一世的契约，彼此能始终信守不渝吗？炎樱，这位张爱玲一生的知己，此时此刻作为证婚人，也在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不愿满城去跑，不想多方交际，两人只是那么痴痴傻傻地守着，一个是欢郎，一个是梦姑，待在屋子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居然别成一个净土生花的欢乐世界。张爱玲文思极畅，比山间的飞瀑还畅，一篇篇散文、小说像一尾尾活泼泼的鱼儿直游到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去。“桃红的颜色里闻得见香气”，香气氤氲，只可惜不能绵绵持久。自古多情伤离别，当胡兰成回返南京本部时，她就在窗前苦苦地守望黄昏，“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情绪大抵也是有的。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这样深情的话，是张爱玲在胡兰成前途日趋黯淡时说的，却如秋风射马耳，他的一只手伸给了张爱玲，另一只手则偷偷地伸向广大的空间。
好一位胡情圣，不过是一晌贪欢的浪子，世事离奇，偏偏浪子最惹人爱。婚后不到半年，胡兰成的馋病骤然发作，汉阳医院里那位十七岁的漂亮护士周训德正是他盘中的珍馐美味，“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他哪里肯爱肯怜呢？只是狂蜂浪蝶似地戏弄一番，只是解渴，他总是很渴，只是解馋，他总是很馋。他拿捏得准，连这样的风流过错张爱怜也会原谅他，不过他还是吃了一惊，她在信中如此大度地说：
“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他如逢特赦，从此更加恣意放纵。日本人投降了，胡兰成的青云之路猝然中断，作为被通缉的汉奸，他只能躲到温州，靠张爱玲的接济为生。见面时，张爱玲看到这位负情汉与一位斯家小妾范秀美打得火热，该寒心了吧，她却依然固执地要求胡兰成在她与周训德之间作出选择，她真正绝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争一回命运的眼色，却又把自己看得很强很强，去力挽狂澜于既倒。胡兰成一味地耍滑，支吾其词，不肯在两人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我待你，天下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
“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着‘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张爱玲还在据理力争，内心深处希望的沙塔已经崩塌。伤心无益，岂能挽回旧日情怀？张爱玲哽咽良久，唯有叹息，“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遇人不淑，萎谢是必然的结局，多少痴情女子遭逢此厄，天才如张爱玲，也未能例外。但她还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来周济胡兰成这位宿世怨家，直到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已解除通缉令，成为自由身，她才将绝交书寄去，同时赠给他“安家费”三十万元，可谓仁至义尽。这封“特函”只有寥寥数语：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昔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今日慧剑斩情丝，一根也不剩，这才叫你是你，我是我的诀绝，没有任何藕断丝连的余地。
许多年泥丸走阪，风流云散，六十年代初，张爱玲从美国给身居台岛的胡兰成寄去短函，索要一本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想看看那章“民国女子”中自己是何言语面目。胡兰成寄去了书，还附上一封情辞婉转的信，希望重温那一局昔年的鸳梦，但终成入海泥牛，再无消息。
张爱玲坦白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坏，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使是罂粟花和蔓陀萝花，也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美丽，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与范柳原一流的“红颜杀手”或许自私了些，放荡了些，但这些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倒反而让人恨不起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一边切实地顾及着自己作为女人应有的利益，一边又幻想着玫瑰花般的爱情，其捉襟见肘的心思，飞蛾在火上的挣扎之态实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与丈夫乔琪坐车看到街上的流莺，她说：“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处，都会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荡如葛薇龙的姑姑，阴鸷如《茉莉香片》中聂传新的后母，变态如《金琐记》中的曹七巧，那样的“坏”也都是人性的异形扭曲，她们害人也受害，是不该被推出午门去问斩的。王小波曾说，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关于幽闭型小说》）。这并不奇怪，他喜欢更富有生趣的东西，而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斥着那种挥之不散的阴郁和烦恼，像是六月天的闷罐车。
“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这就是张爱玲预先准备的辩解词。你很可能无法相信，张爱玲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而不是别人，她认为鲁迅的作品勇于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后来的小说则多半文过饰非。她走的路子与鲁迅一脉相承，但左翼作家们故意误读或干脆装作看不懂，反而对她大加责难。
唯独大翻译家傅雷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他先是明说他不喜欢《连环套》的“漫画”趣味，认为那样一种繁缛的叙事和做作的风格浪费了她的才华；继而他又表态，欣赏《金琐记》，并给予这篇小说极高的认可。出于对一位天才女作家的爱护，傅雷劝张爱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抵触政治概念化的东西，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文艺更不成问题。”在文章的结尾，他还真诚地提醒她：“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赏张爱玲出众的才华，因此重棰擂响鼓。对于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迅雨”的酷评，当时志骄意满的张爱玲并不服气，很多年后她在美国重读旧作，汗为之涔涔下，承认傅雷当年目光如炬，那篇《连环套》的确不成样子。
柯灵先生与张爱玲有过交往，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于是，有人质疑，她在沦陷区大红大紫，在汉奸办的《苦竹》和《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作家的立场何在？张爱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让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着她去窄条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干戚，她不情愿，也确实很难站稳足跟。沦陷区只是个鲜花下的陷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些人苛责于她的古老罪名，犹如水蛭咬住不放。她埋头写作，向大众贡献才华，并无不妥。“她竟然连汉奸也肯嫁咧！”这话更加咄咄逼人。张爱玲一生怕听交响乐，她觉得交响乐就像政治，急管繁弦，各种巨响总是浩浩荡荡地冲来，让人无力抗拒。她显然没法习惯政治对于人性的蔑视和凌驾，也不肯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尽管柯灵和郑振铎护惜她，要买断她新作的版权，留待战后再一一出版，但她没有那份耐心。1948年初，喜剧《太太万岁》遭到围剿，张爱玲憬然意识到像她这样独立于各个政治阵营之外的异己分子已没有立身藏形之地。但她还是忍不住在《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话来表明自己对于政治的“鄙见”：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在精神极度亢奋的时代，张爱玲这种小资情调的低腔无法及格，很难过关。好在她认识到“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赶紧从越收越紧的罗网中抽身，远走高飞。这位“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在新社会注定水土不服。1952年夏，张爱玲经过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阶段之后，从大陆去了香港，三年后，又从香港去了美国。她不懂政治的游戏规则，只是凭着手术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红色帷幕后的灰调人生，在自由世界，她用英语创作了两部与时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色之恋》，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美国新闻处的官方意志，但也并非全然是代人捉刀，颠倒黑白。令人吃惊的是，她对视野之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刻画描写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一根筋的“左公”，令他们暴跳如雷，这样的急就章虽然未能尽展其艺术风华，却百分之八十地继承了“鲁迅笔法”，将赤裸裸的真相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后，她受到美国文坛长期冷落，竟至于藉藉无名。张爱玲为生计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荐，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创作了大量的喜剧脚本，如《情场与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和《南北和》之类，总数十余部，将大好才华和年华零敲碎卖，如同砸锅卖铁一般，真是太可惜了。所幸她还创作了《色，戒》和《五四遗事》那类还原本色的小说，编译了《爱默森文选》，用国语和英语翻译并注释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她在失去赖雅的日子里，摆脱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悲苦心境，总积十年的研究功夫，圆成《红楼梦魇》，这样的心血结晶一生不可多得。
当年，张爱玲去国离乡，远赴异域，这着棋看似愚形，绝非昏招。若留在国内，以她所患的政治色盲症和不肯违心合作的态度，历经“反右”和“文革”这两趟剜心放血的政治运动，必定会被人践踏成泥，以她的性格，则很可能无声无臭地自杀。尽管她在美国生活得并不如意，但毕竟还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不是在人间地狱里打滚，沦落为“牛鬼蛇神”，受尽摧残，直至面目全非。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西方，这说法由来已久。
张爱玲却偏要唱反调，她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还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最喜欢的一句西谚是：“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早在其发韧之作《天才梦》中，张爱玲就预见自身个性中有两个要素将决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对语言及文学非同寻常的敏感，其二是对社交活动由衷的厌恶。她一辈子的确是隔着适当的距离目击人生，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她与很多人事之间都会划出一道深广的鸿沟，不可逾越。这样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数，甚至可以开列出清单来：炎樱、苏青、宋淇夫妇、夏志清兄弟、麦加锡、司马新、庄信正，再往里塞人就会发生“交通事故”。她无疑是孤独的，是一位大孤独者。童年、少年时代在极度匮乏父爱母爱的家庭中成长，这对她的性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负面效应。其性格的怪异之处，比如离群索居，落落寡合，随年纪增大而愈益彰显。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支桃花。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如此写道。画功总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绘手。
2、苏青
苏青（1913—1982），本名冯允庄，早期笔名为冯和仪，浙江宁波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苏青的经历平淡无奇，毫无罗曼蒂克的色彩。年轻时她嫁给一位没出息的普通少爷，为讨取家用挨了对方一巴掌就甩手离婚。即使是那些专喜欢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到处传播谣言挑拨是非的长舌妇，也嫌这个故事忒老套了些。看看别人张爱玲，经历多具有传奇性啊！她先嫁“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嫁美国白胡子左公赖雅，缠绵悱恻的故事成色十足，尤其是她与胡兰成的那档子事儿，经三毛的电影剧本《滚滚红尘》铺排渲染，早已将世人的胃口吊得高与天齐。再说，张爱玲性格怪僻，平日不待理人，凡事懒得纠缠，神龙见首不见尾，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神秘感。苏青则是直肠子，言辞爽利，动情时摘肺掏肝，生起气来呼天抢地，行事风风火火，清浅得有点让人一览无遗，像是邻家大婶，过于操劳，过于热络，反倒拿捏不准火候。此外，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写得特别撩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中的调情话至今读来仍令人想入非非，受用无穷，够一些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学上三天三夜，也够一些刀枪入库的老年人回味三日三晚。苏青没有这本事，《结婚十年》并未引领猎奇的读者窥见红绡帐里的半点风情，她只是独沽一味的自说自话，文笔摇曳生姿也救不了情节平淡无奇；那篇《蛾》写了一位欲望受到压抑的女子，在静夜连喊三声“我要……”“我要……”“我要……呀”，也只是草草地与人偷吃了禁果，受了一番流产的苦痛，仍要去做那扑火的飞蛾。这有什么新鲜呢？如今不知有多少女子正乐此不疲。尽管苏青写起散文随笔来远比张爱玲大胆泼辣，但读者嫌她的那点痛快劲过犹不及，仿佛是拉断了皮筋的弹弓。
时代性啊，该死的时代性啊，它是文学的红眼仇家，“时过境迁”这四个字不知使多少文章变得一文不值。张爱玲是天才，她的翅膀能凌越时代高飞而起，飞往光明的所在；而苏青，可怜的苏青只是个顶尖的人才，没有天使的翅膀，她只能在大地上盘桓，终于滞留在那个时代愈益浓重的暗影中，一天天模糊下去。
张爱玲写过一篇《我看苏青》，笔下真心诚意地讲：“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在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讲得更明确：“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隽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张爱玲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她与苏青并没有同行相妒，而是惺惺相惜。苏青也说过女作家的作品她不大看，平日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还盛赞张爱玲为“仙才”。对于张、苏二人的“互相吹捧”，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偏爱冰心、丁玲的读者固然不肯认账，就是喜欢张爱玲的读者也觉得她过于谦虚，苏青怎么能与她相提并论！
苏青就这么憋憋屈屈地被人踢来踢去，像只泄气的皮球。你若肯认真读一读半个世纪前她的文字，读懂了——不是说读懂了字面意思，而是读懂了她的心灵，读懂了她的生命，也会由衷地赞美一句“这个女人不简单”吧。逆境造就了她，时代成就了她，于平朴处见奇特，于奇特处见隽永，对她，人们真该换一副眼光换一个角度去仔细打量。
苏青在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因为结婚的缘故。这场婚姻是旧式的，与“爱情”二字毫不沾边。读大学时，她有过一回动情，但开头算不上浪漫，结局只剩下悲凄。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里，应其民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唯一过激的反应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我是多余的。”她也没想过要打破什么包办婚姻的桎梏，没法安慰他，两人就这样哭过一场算了，真令人丧气。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苏青自始就不是一位敢打冲锋的女性主义者，后来成了过河卒子，玩命地往前冲，都是给生活的鞭子猛可间抽打的，无可奈何。苏青的丈夫李钦后做过律师，但不曾出人头地，他缺少那股子杀出血路的精气神。“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这是旁观者张爱玲对局中人苏青的看法。而当事人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苏青颇感无奈地说：“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当少爷在外面胡来，交不出家用，只交得出一记响亮的耳光时，他的话更令人伤心：“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于是，苏青决定争一口硬气，她离了婚，含辛茹苦地带着孩子，单靠一支笔挣饭吃，她正有满腹的苦水要倒，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凡物不平则鸣，这么说更好，也是没错的。“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她能把上海沦陷区的人招引过来，苦其所苦，愤其所愤，悲其所悲，有一批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她于愿足矣。
这个以写作维生的女人身上有张爱玲所说的“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能够唤醒人人熟悉而又最容易忽略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的回忆”，她认为，天下决没有逃避责任的母亲，她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女人可以不惜放弃十个丈夫，却不能放弃半个孩子，他们都应该是我的，是我的呀，我要抚育他们到长大，我要！我要！我要！”又是一口气三个“我要”，但这一回催动的不是《蛾》中的情欲，而是母爱。唯其割舍不下这份母爱，她无论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彻底的女性主义者。有人说，苏青的眼光过于近视，看到的只是有关女性生存状态的若干问题，没有更高层次的考量，没有更高境界的鼓动，于是，她才会卑之无甚高论：“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深切……”当代读者不喜欢苏青，就是因为她的思想贴地而行，过于泥泞，把真话当真话说，把酒精当酒精卖，太老实了吧？难道就不能兑点水，贴上名酒的标签？
苏青之前，没有一个中国女作家像她那样直言不讳地谈性，她把女人温情脉脉的假面具撕掉，还原出一张“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真面目，逗号前移一格的效果不仅会使无数花容失色，也令一些卫道士火冒三丈，她“赤裸裸的直言谈相”还令许多正人君子挑灯夜读，捂在被窝里窃笑。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因为年轻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论红颜薄命》）
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论离婚》）
他说：“我不会使你养孩子的。”她点点头，眼泪直流下来。她知道，她此刻在他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欲望像火，人便像扑火的蛾，飞呀，飞呀，飞在火焰旁，赞美光明，崇拜热烈，都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使得增加力气，勇于一扑罢了。（《蛾》）
这是个退潮的时期，人心彷徨，畏缩，什么都行不通，女人究竟如何是好呢？目前只有一条路，即卖淫是也……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少数男人之手，女人没有别的特殊东西可以与之争衡，只剩下一个女人的肉体，待不卖淫，又将何为？（《女性的将来》）
她拿捏得非常之准，就像是一名心中有数的“内应”，伸手揭看了两性关系的底牌，这能讨好吗？她没打算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和笔头，别人——尤其是大捞猛料的新闻记者和杂志编辑——自然乐得从她那里听到“婚姻取消，同居自由”之类的观点，惊世骇俗，耸人听闻，乃是招祸之门，但她不怕挨骂。“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她这样的发言多了，别人就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
苏青索性豁出去了，她懂得女人，也深知男人的机心。在她看来，男人最不可靠，都是些见异思迁的花心萝卜，家中有一个妻子，外面还要有情人，仍不满足的话，就出去嫖娼。她用拉家常的语气谈论这些事，总能妙语连珠：
嫖对于男人本来是稀松的事，并不是男人非吃这汤团不可，也决不会有男人拿汤团来当饭吃。太太好比阔人家的饭，虽然不一定需要，不过一日三餐的时间到了，总不免要循例的扒上几口。交际花是精美的点心，也可以补饭之不足，然而不一定人人都吃得起，吃得起的人也决不肯天天只吃此一种。（《交际花》）
对于男人在外面如何如何，她不曾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她只是恨那些一意在外面胡调鬼混而大撒把（对老婆孩子不管不顾）的男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并不怂恿那些日子过得不顺心的家庭妇女破釜沉舟，效仿离家出走的娜拉，与丈夫一刀两断。她反而是苦口婆心地劝她们要审慎，劝合不劝离。对于世道的艰难，苏青看得非常清楚：“娜拉并不是容易做的，娜拉离开了家庭，就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她真正关心的是儿童公育、尊重职业妇女、改进避孕方法这些基础项目，她的姿态始终都是一种弱者姿态，偏偏同时代的人还认为她过于好强。
在张爱玲看来，苏青“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的确，苏青与男人往感情深处交往，总能让他们感到安心，而且令他们觉得不亏欠她什么，凡事该由她自己负责。这样一来，她在谋生之外谋爱时，想要的新女性的自由和旧女性的安全感就必然发生冲突，难免失望，她所接触的男人都是那么恶心，那么小气。她曾说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的隽语，然而，又有哪位男朋友能安慰她？苏青离婚后，身边从未缺少过“风雅之士”，他们赞赏她的文章，引她为红颜知己，还与她推心置腹，可说是亲密无间，“结果终不免一别”。她从温馨的情境中跌到冷漠的现实里，发现“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恨也是没用的，她的个性解放远不如比她早生一百一十年的乔治桑那么彻底，也不及那位法国女作家好运气，能一连遇到两位有恋母情结的大才子——缪塞和肖邦。苏青恨过之后，却还得与那些没心没肺或烂心烂肺的男人周旋，她离不开感情的牵引和温慰，人生的寂寞是一块大冰，总得想法子化解它吧。对方虚与委蛇，她却是全情付出，“吃了亏，没处诉说”，拿得起却放不下，又如何能在两性游戏中潇潇洒洒？“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幸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在张爱玲眼中，苏青长相不错，她曾对胡兰成说：“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有点胭脂。”可惜能看到这一层的人不多，苏青也自觉相貌平平，算不得美女作家。她还特意在《女人与老》一文中忠告过别人：“尤其是写文章，女作家若不肯老老实实写，只一味表示自己美呀，年青呀，喜欢风花雪月呀，则即使人家承认你是美人了，又与作品的优美何涉呢？”
当年的上海，鱼龙混杂，蛇鼠成群，怒视苏青放言无忌的人会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她，挖苦她。苏青与张爱玲被称为“小姐”，在某些苍蝇似的小报作者看来也是对神圣称呼的亵渎，令他们痛心疾首，“不禁汗毛为之站班”。张爱玲懒得理睬，苏青却有话要说，她的《小姐辩》发出惊人之论：
……不过据鄙人的意见，“小姐”称呼原来只要她未嫁就可，至于其本身是否处女似乎可以不必过问；否则，每个女人一定要经卫生署检定确实膜的部分并无破裂现象，然后才颁发“小姐”身份证明书，则滔滔者上海小姐恐不多矣。——你的汗毛要站班，伤了风可不干我们的事。
真是铁齿铜牙，什么东西都不愁嚼不烂。但把大好精神徒然浪费在打笔仗上，不免让人为苏青感到可惜。大翻译家傅雷肯化名“迅雨”去批评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却对苏青的作品不置一词，也许是不屑一顾吧？
写作之余，苏青罄其所有创办《天地》杂志，她与张爱玲初识就缘于约稿，那句“叨在同性”的话差点令张爱玲喷饭。苏青心里头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要不然她的重点作者名单中就不会列入汪伪政要周佛海、陈公博，也不会包括粘连着汉奸嫌疑的周作人。苏青与陈公博过从甚密，更是贻人口实，小报一再暗示她是陈某某的情妇。她的文章发在汉奸刊物《杂志》里，也被人诟谇不休。她承认自己缺乏抗战意识，但也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保持中立总可以吧，莫非男人丧权辱国，却要孤儿寡母宁死不屈？这是哪门子道理？艺术家应该爱惜羽毛固然不错，可是总还得吃饭，身先不存，毛将焉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也没几人有资格去说，那些国统区里只钻钻防空洞的“救国英雄”还是先照照镜子去。苏青的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有人将她与陈公博的交往用连环画的形式大加丑诋，还诬蔑她广蓄面首，大敲竹杠，无所不为，简直就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妖妇。还有居心险恶的人暗中造谣，说什么“苏青听见胜利和平了便大哭三天三夜，眼泪哭出十大缸”，说什么“苏青把家具什物装了六卡车不知逃往何处”，更有“苏青羡慕做妓女”——“苏青已经做妓女”——“苏青做妓女没人要”之类的连轴“新闻”，有人将她比拟为“马寡妇开店”中的马寡妇，破口大骂她为“劳合路上夜莺都不如的”。小报如此胡诌恶搞还可以理解，连《文汇报》那样的大报也在1945年9月6日创刊号上横切一刀：“……至于色情读物，年来更见畅销，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一致的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性的诱惑！”这时期，抗战刚刚胜利，价值标准混乱不堪，大抵有一种现成的看法，沦陷区里绝对没有什么好东西，怎样贬低都不算过分。
欺负弱者以逞其强，这正是某些文化人表明革命立场的最佳法门。一本仅出刊过一期的《前进妇女》就直呼苏青为“文妓”，强烈要求国府对她“严惩不贷”，罗织的罪状耸人听闻：“霸占文坛，造成一种荒糜的文风……奴化上海妇女的思想，麻木反抗的意识，使人忘却压迫，忘却血的现实。”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既然苏青写的都是些麻痹人毒害人的书籍，禁止流通，就地销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张爱玲被抓进班房后，“文化街”那些没心没肝的书贩倒是乐了，他们拿了苏青的书，正好赖账，吃定苏青这会儿无依无靠，又撞在刀口上，不敢与他们对簿公堂。那些奸商凌孤暴寡真是会找时机。面对种种欲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舆论，苏青不肯忍气吞声，她的愤怒形于辞色，在《关于我》一文中，她藐视群丑，直陈胸臆：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1945年，上海光复，原先在沦陷区笔歌墨舞的文人都纷纷改名换姓，唯恐洗刷不尽过去的干系，这种近乎赖账的方式又比掩耳盗铃高明几分？苏青却仍是本色的苏青，“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大报担心会受到她的骂名连累，不肯接纳这样的顽固分子，她为了一日三餐，还得烹文煮字，因为“胜利不曾替我带来生活费，相反的是物价更高了，我不得不在挨骂声中日以继夜地写下去”，文章发在小报上，委屈在“木匠强奸幼女”的标题之下，她也忍了，毕竟做人的原则未变。曾有人劝苏青识时务，撰文吹捧某位妇女界的大领袖，只要马屁拍得舒服，对方稍施援手就能改善她的处境。可是苏青的骨头太硬，对此婉言谢绝。在不少人看来，苏青太倔犟，太执拗，太刚烈，那她就活该受穷，在唾骂声中万劫不复。他们搬出“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话去诅咒她，甚至连苏青的全部积蓄一朝失窃也有人拍手称快，人心之卑劣一至于此！
苏青诚心诚意要做“红泥小火炉”，让别人暖手暖足暖身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她含恨而逝，再也无法看到身后那点“流萤渡高阁”的荣光在世间闪现。其实，她无须担忧，文学史不可能永远被“左氏独眼龙”一手遮天，论及抗战时期上海的废墟文学，“苏青”与“张爱玲”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