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新艺术几乎全是“宫外孕”——在传统艺术的“宫腔”之外受孕，尤其是油画一脉，完全从欧洲输入。刘海粟先生曾说：“不去欧洲，就别想学好油画。”女画家中，潘玉良、方君璧、蔡威廉、孙多慈曾留学法国，何香凝、关紫兰、丘堤曾留学东瀛，日本的油画也是从欧罗巴各流派的大师那儿学来。
在女画家中，潘玉良的经历最为传奇，孙多慈的爱情最为浪漫，蔡威廉的结局最为悲惨，她们的绘画成就很高，盛名却多半来自画外。
1、潘玉良
潘玉良（1899——1977），本名陈玉清，祖籍镇江，出生于扬州。她尚在襁褓时，父亲贫病而逝，八岁那年痛失慈母，从此孤星血泪，寄养于舅氏篱下，换姓改名为张玉良。玉良的舅舅人面兽心，待她长到十四岁，竟将她诓骗到桐城，卖入青楼。玉良身材高挑，发育早熟，却生成一副刀条脸，算不上清秀妩媚，后世的三大美人巩俐、韩再芬和李嘉欣相继在影片和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过潘玉良，单以容貌而论，绝对是一种善意的美化。
潘玉良寄身怡春院，起先只当个烧火做饭的粗使丫头，但她聪明伶俐，闲空里跟着师傅学唱曲子词和黄梅戏，过耳留心，一学就会，不仅喉清嗓嫩，合辙合调，而且还蕴含着令人动情的缠绵意味。鸨母倒也有几分眼光，见玉良聪慧过人，就让师傅多多提点她。当年，在安徽地界内，清倌人真要是把曲子词和黄梅戏唱好了，客官饱享耳福就觉着特别开心，任她相貌平平也不碍事。此后，两三年下来，论唱曲子词和黄梅戏的功夫，在桐城，玉良已是顶呱呱。
1913年，潘赞化出任桐城海关监督，履新之日，当地政府及工商界头面人物照例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除了酒席上的觥筹交错，商会马会长还特意安排了余兴节目，叫玉良弹琵琶，启朱唇，清歌一曲。潘赞化原是安徽桐城的富家子弟，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名校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的老会员，见过不少世面。他眼看玉良只有中等样貌，却是当地的头牌歌手，就预料此女的才艺必有过人之处。一曲《卜算子》，玉良果然唱得珠圆玉润，情韵拿捏得十分妥帖，令人神思为之惝恍，心旌为之摇曳——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阙《卜算子》的作者是南宋天台营妓严蕊。当年，假正经的大理学家朱熹任浙东提举，他公报私仇，弹劾其治下的台州太守唐仲友狎妓，有伤官体。严蕊身居下贱，却勇敢正直，她在大牢里受尽刑讯逼供的多方折磨，始终无一言一词诬陷唐仲友。两个月后，朱熹改官，岳霖（岳飞之子）接任，他察觉严蕊案中颇有冤情，于是在大堂之上让她作词申诉。严蕊才情不俗，用一阙《卜算子》剖明心迹，随即被当堂释放，还蒙岳太守恩准，解除乐籍，从此跳出火坑。这阙小令从玉良口中唱出来，情韵悠邈，耐人寻味。
“你念过书吗？”
“回大人，我没念过书。”
席间，就这么平淡的两句话，竟在潘赞化的心中激起密密层层的涟漪，他对这位委身于风尘的才女油然而生怜惜之情。
马会长两眼贼精，巴结有术，他见潘赞化青睐玉良，就打好了算盘。他派人去怡春院打个招呼，当天夜里，潘赞化就收到一份“不成敬意的薄礼”。潘赞化留过洋，接受过现代教育，向来尊重人权，眼下，他收到这份活色生香的“薄礼”，震惊之余，人格仿佛受到了侮辱。但玉良是无辜的，他不想伤害她，就叫她先回去，改日来做导游，桐城的名胜风景值得一看。
玉良回到怡春楼，免不了挨鸨母一顿臭骂，说她真是个没人要的废物垃圾。那天夜里，她含悲饮泣到天明。玉良陪潘赞化出游，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她看出这位官爷不仅博学风趣，而且正派善良，同情民生疾苦，为人行事与当地政界、商界的头头脑脑大相径庭，似乎不愿与彼辈同流合污。玉良暗自心喜，她寄身于花街柳巷，犹如漂萍无所依托，若不及早从良，日后倚门卖笑的皮肉生涯必定苦不堪言。要从良，还有比眼前这位潘爷更好的男人吗？她心里一忽儿乐观，一忽儿悲观，做梦也是有时笑有时哭，整个人神思恍惚，连鸨母、龟奴和堂子里的姐妹都瞧着她好生诧异。
一天傍晚，潘赞化游兴阑珊，吩咐车夫送玉良回去。此时，玉良已下定决心跳出红火坑，她“卟嗵”跪下，眼泪如散珠般纷纷坠落，浑身颤抖，哀哀地恳求道：
“大人，请您开恩，留下我吧！”
潘赞化已喜欢上这位聪明伶俐的少女，但他深知，这种潜滋默长的感情不合时宜，将被那些窥伺一侧的奸商和政客巧妙利用，此后他就不得不听人摆布，做一些既违心又犯法的勾当。他不愿欠下这份人情，这份注定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人情。
“大人，我也不想做他们的诱饵，引您上钩，可要是今晚我再回去，他们准定会打断我的腿，要不然就会找些地痞流氓来糟蹋我。我不是瞎子，看得出大人很正派，跟那些贪官污吏不同，可是我……我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啊！”
玉良把话挑明了说，潘赞化顿时大犯踌躇。他心想，自己的官声固然重要，这位姑娘的人生就不重要吗？她未存丝毫恶意和歹心，被逼无奈，才充当诱饵。那一夜，潘赞化让玉良留下来，住在客房。她果然没有看走眼，这位潘大人是典型的正派绅士，他既然敢冒狎妓的嫌疑留她过夜，就决不会将她置之死地而听之任之。从此，潘赞化高大的形象就在她的心田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再也拔不去。
玉良渴望识字已不止一天两天，原以为这辈子只能做个睁眼瞎，哪存想会有人帮她圆成读书梦。潘赞化的爱心用得恰到好处，玉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喜悦，昔日的隐忧和苦闷骤然间犹如初春的积雪一样消融得干干净净。
只花了两个月时间，玉良就学完了那套高小国文课本，识字和作文的成绩相当不俗。她的进步之快潘赞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天，他用诚恳的语气对玉良说：
“我想替你赎身，然后送你回扬州老家，你自由了，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大人不是不知道，玉良已经无亲无故，无依无靠，除了能唱唱曲子，不曾学到别的养身技能，回扬州能干什么？等着我的仍是火坑。大人要是不嫌弃玉良笨手笨脚，就留下我做个粗使丫头吧，我心甘情愿终生服侍大人。”
说到这儿，玉良两眼噙泪，话中带着呜咽的哭音。潘赞化本是性情中人，听了玉良的话，早心软了。他把自己的疑虑告诉玉良，他比她年长十二岁，家中已有妻儿，不忍心委屈她做二房，耽误她的青春。
“怎么会是委屈呢？我高攀还高攀不上。再说，我乐意给大人端茶倒水，铺纸研墨，我真的乐意！”
外面的谣言越来越多，马会长要挟潘赞化在关税上作出让步。于是，潘赞化将计就计，娶玉良为侧室夫人，而且在报上公开登出结婚启事，摆几十桌像样的酒席，请同窗好友陈独秀来当证婚人，婚礼办得风光体面。马会长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时间沦为笑柄。
十四岁那年，张玉良改姓潘，为何要改？因为感恩。婚后，潘赞化在上海重庆路渔阳里安家，为的是让她接受系统的教育，他可不想将她困在桐城，做一只慵懒无聊、恹恹无力的“金丝雀”。
玉良读书之余，迷上了绘画。有一天，她从邻居洪野先生家门前经过，洪先生正在香樟树下挥洒丹青，只见他的笔触所到之处，要有竹石就有竹石，要有藤蔓就有藤蔓，要有林泉就有林泉，要有人物就有人物，要有小桥流水就有小桥流水，要有枯藤老树就有枯藤老树，无不栩栩如生，这真是太神奇了。此后，玉良一有空闲就跑去邻舍看洪野先生作画，她在一旁凝神静气，两眼放光，仿佛亲临画境。洪先生利用作画间歇，时不时与这位年轻女孩聊上几句，兴致高时甚至还会教玉良画上几笔，每次她都是一学就会，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洪野先生决定收她为徒，写信给潘赞化：他的夫人有悟性，有天赋，天生是学画的上佳料子。
1914年，张玉良十五岁，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她交上去的素描自问不比别人差，监考教师惊异的目光即是最好的注脚。回家后，洪野先生说：“玉良，你尽管放宽一百个心，就算你不是今科状元，也跑不掉榜眼、探花。”
然而，好事多磨。放榜时，玉良从榜头寻到榜尾，姓潘的倒有一个，却不是她，她竟然名落孙山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她脸色苍白，如患重病。
所幸洪野先生古道热肠，他见玉良神色怔怔的，又听说她榜上无名，料想此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决定去教务处讨个说法。经办人员见洪教授亲自出面，真菩萨跟前不打诳语，便讲明原委：
“本校裸体模特那场纠纷尚未平息，在这节骨眼儿上，要是录取出身青楼的女生，岂不是再次授人以柄？”
教务处这样说，洪野很生气，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去找刘海粟校长，他是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口口声声要树艺人才，难道只是叶公好龙？眼下人才来了，却又将她拒之门外，这讲得过去吗？他一开腔就明显带着三分火气：
“定庵有两句诗深入人心，‘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可不是唱花腔。我想问校长一句话：学校录取新生，究竟是凭成绩，还是看出身？”
“当然是凭成绩。”
“那潘玉良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变成了牺牲品？”
“嗯，这确实是。洪先生，你放心，我这就去将她的名字添上。”
刘海粟承认这是校方的失误，应该及时纠正，他提着那枝饱蘸墨汁的毛笔，就像武林奇侠提着一柄雪花宝剑，令看榜的人好生惊奇，不明白他要删除谁的名字，断送谁的前程。可他们看到的却是他在第一名左端空隙处添上“潘玉良”三个字。
上海美专的大门终于向潘玉良敞开，艺术殿堂的大门也不再对她扃闭。
当年，上海美专在国内开风气之先，特设人体素描课，面对讲台前那位健美的裸体少女，男同学的脑袋勾得很低，潘玉良也感到难为情，因为心慌手拙，授课的先生批评她笔下的人体造型显得笨拙僵硬。
到哪儿才能画到千差万别而又鲜活生动的裸体？首选公共澡堂。在那里，潘玉良可以描摹到人体的静态和动态。她跑回宿舍，取了炭笔和速写本，在热气氤氲的浴室找个不显眼的位置和便于观察的角度，立刻“嚓嚓嚓”地画起来。在澡堂中，潘玉良所作的动态素描显然要比在课堂上所作的静态素描更有艺术感觉。为此她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那些“义务模特儿”又羞又怒，让她领教了一顿花拳绣腿。
大凡画家，多半都喜欢画自画像，对着镜子仔细揣摹，可以抓住自身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梵高的自画像显示出他的精神疯狂，伦勃朗的自画像透露出他的内心痛苦，他们将自画像由形似推向神似，臻于艺术化境。玉良受到大师们的启发，回家掩紧门窗，脱光衣服，只见镜中的女子胸脯丰满，肤质白嫩，“镜前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还有匀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真是造物主的杰作，美术家对它唯有赞不绝口。“嚓嚓嚓”，炭笔快速移动，在忘我的意境中，画家变成了上帝的右手。潘玉良的这幅自画像极富神韵，将一位女子真切的肉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犹如智慧的所罗门王展示他库存的宝藏，令人生出惊奇之感。正是凭着油画《自画像》，潘玉良成为了上海美专的优秀毕业生。然而，此画一经公开展览，立刻招致一群原教旨卫道士的谤议，那些食古不化的道学家甚至利用现成的题材攻击西洋美术。在他们看来，女人露出了胴体，就露出了欲望，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她们长得太丰满就是见不得人的罪过。在画布上，在美术作品中，允许女人裸体，还是不允许女人裸体？允许女人长肉，还是不允许女人长肉？这很可以见出整个社会的男性群体是否自信。道学家多半已在精神上去势的可怜虫，潘玉良的《自画像》摆在哪里，他们恼羞成怒，忍不住要妄加诋毁，这就是一种极端不自信的表现。女性裸体画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比比皆是，欣赏的态度一目了然，男人固然以它们为艺术，女人也以展示自己的胴体为骄傲，以流芳百世为光荣。然而，在道德家多于牛毛的中国，女性裸体画仅仅作为暗室相传的春宫图，供男人夜间流着口水在床头偷看。两相对照，处于意淫状态的中国传统美术何其悲哀。
数年来，刘海粟校长因为他的“越轨行为”屡遭攻讦，大军阀孙传芳甚至扬言要对他不利，这样的“家常便饭”吃多了，他的心情好不了，胃口也坏不了。不过，他为潘玉良着想，劝她去法国深造，待将来国内的环境好转，西洋油画得到应有的尊重，再回国不迟。校长的话既在情在理，又充满善意，玉良也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行之路。她只担心，这一去，山长水阔，天各一方，她与潘赞化将饱受长相思的煎熬。为了玉良的事业和前途计，潘赞化再次选择了无私的赞许。
1921年夏，潘玉良乘坐加拿大皇后号邮轮前往艺术的天国法兰西，她考取的是公费留学资格。这段求艺之路，潘玉良行得顺风满帆。她先是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里昂美专。1923年，她转学到巴黎国立美专。在此期间，她与徐悲鸿有过同窗之谊，结伴游览过巴黎的凯旋门，登临过艾菲尔铁塔，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过泛舟的身影。1925年，潘玉良结束了巴黎国立美专的全部学业，前往意大利罗马国立美专深造，与那些巴洛克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结下不解之缘。在罗马，她成为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她从油画系毕业，顺利考入琼斯教授主持的雕塑班。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政局动荡，深陷军阀混战的泥潭。潘赞化性格过于耿直，既不愿讨好直接上司，又不肯给当地奸商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招致众人忌恨，桐城海关监督的职务终告不保。他的经济来源断绝了，玉良就只能靠菲薄的留学津贴购买画具，维持一日三餐，手头拮据时，甚至饿着肚皮上课，由于营养不良晕倒在课堂上。潘玉良咬紧牙关忍受困苦，精进不辍，她的求艺精神使琼斯教授和学友们既同情又钦佩，大家伸出援手，帮她度过难关。天道酬勤，在欧亚现代画展上，潘玉良的油画《裸女》获得一笔奖金，这真是雪里送炭的救命钱。
1930年，潘玉良在异国他乡已漂泊九年，终于学成归国，应母校之聘，担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万里乘风去复来，潘玉良眼含热泪，又见吴淞口，又见上海滩，最开心的是，她与深爱的夫君潘赞化深情拥抱，泪擦了还流，人哭了还笑。
潘玉良回国才两个月，王济远就在上海为她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品两百多件，在相对沉闷的国内画坛引起巨大的轰动，《申报》刊发专题消息，正在国外游历的刘海粟校长也从意大利罗马发来贺电。昔日的留法同窗徐悲鸿现在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他对潘玉良的画作赞不绝口，当场聘请她去中大艺术系执教。
有人破茧成蝶，也有人毫无长进。1936年，潘玉良举办第五次个人美展，《人力壮士》最能见出其画风的嬗变，不少同行对这幅油画赞赏有加。但意外的是，某无良之徒妒火中烧，趁人不备，将一张纸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粘贴在《人力壮士》上，这是故意污损潘玉良的人格。
潘玉良性格豪爽，留短发，酒量惊人，不拘小节，说话时声震屋瓦，气势不让须眉。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的义展义卖活动，发表演讲，批评一些知名画家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因此她受到忌恨。个别同行出于阴暗的报复心理，在公开场合抹下脸来，恶声恶气地叫嚣：“不许妓女玷污象牙之塔！”多次耳闻目睹这类卑鄙下流的人身攻击，潘玉良的心中除了悲愤，还是悲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画展刚结束，潘赞化的大太太就来大发雌威。出于礼貌，玉良对这位大太太能忍则忍，但也并非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大太太不满意了，语气又凶又狠：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房为尊，小妾为卑。你别以为吃过洋墨水，当了什么劳什子教授，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
潘赞化左右为难，要正室息怒是白搭，看着玉良受欺负，他于心不忍。倒是玉良先想通了，权当给赞化一个面子，她给大太太恭行大礼。当时，她并没觉得有何异样，但事后想起来，以她好强的性格，哪能长期吞声忍气，认小服低？还是走吧，走得远远的，惹不起，躲得起，彼此不搭界，不沾边，要不然，赞化将很难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两个不肯服输的女人足以将他的心撕成碎片。
还是太平洋，还是加拿大皇后号邮轮，唯有心情前后迥异。此行，潘玉良的心情比天上的积雨云还要沉重。她匆匆去国，与潘赞化难约归期，这一别竟成永诀。
回到巴黎，潘玉良仍旧住在米斯太太家，这位异国房东，为人纯朴热诚，她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她去母校巴黎美专的画苑作画，有时她到郊外写生，犹如酿酒人，有了得意之作，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次要的画作维持生计。潘玉良的心情宛如一片幽静的空谷，里面没有奇花异卉，甚至听不到跫然的足音，唯有潘赞化的身影在梦境中出没，使她醒后怅然若失。遥隔万里关山，爱情不可触及，也不可言说，内心深处的孤独弥漫至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末梢，最终凉透骨髓，丝丝缕缕抽绎不绝。所幸她的学生王守信照顾恩师，对她的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关怀备至。王守信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侨居法国，在巴黎圣·米歇尔街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工作之余，他常去看望潘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有时一同前往中餐馆用餐。他还为老师修理漏雨的画室，解救燃眉之急。通过他的大力推荐，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专程找上门来，请潘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为期三个月。为了出色完成这尊高品味的雕像，潘玉良倾注了大量心血，务求完美无缺。叶赛夫先生对东方美术颇有研究，是权威的鉴赏家，一向以严格挑剔著称，当他看完玉良的这件作品后，也忍不住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好极了！好极了！”后来，他还研究了玉良的绘画特质，给出中肯的评价：“她的作品融汇中、西绘画之所长，又赋予它们强烈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有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凋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气韵生动……”
一方面是艺术造诣的日益精进，另一方面却是故国山河的急剧沉沦。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玉良与亲友失去联系。赞化还活着吗？她既渴望收到故乡的来鸿，又害怕接获可怕的凶耗。此时此际，多亏王守信陪伴她，安慰她，才好歹捱过了那段揪心之极的日子。一次，潘玉良与王守信去塞纳河边写生，后者捧出真诚的爱意，向她求婚，玉良既感动，又感伤，眼中噙满泪珠，好一阵沉默后，她喟然叹息道歉：
“守信，你比别人更了解我的心境。我只能抱歉地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十二岁，何况我早已成家！”
“那又有什么关系，年龄不是问题，至于你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你头一次来巴黎是为了求学，你第二次来巴黎又是为什么？你有痛苦，有不幸，有难言之隐，这是瞒不了我的，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潘玉良原以为今生今世已断绝旧爱，却想不到在花都巴黎又遭遇了新的激情，她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苦恼？是应该热回应，还是应该冷处理？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她不想伤害心地善良的王守信，却又不得不讲出残忍的真话来：
“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与他之间虽然遥隔着茫茫海天，但我不能辜负他啊！”
王守信闻言，良久沉默，终于无可奈何地收卷起雪月情怀，但他仍然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一大簇鲜艳欲滴的玫瑰，他认潘玉良为他的义姊。从此，他就是她的学生和义弟，这样也好，他一如既往尽心尽力地照顾她。
1950年，潘玉良前往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四国举办巡回画展，历时九个多月，获得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她载誉回到巴黎，偶然在《晚邮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战争的阴云消散了，玉宇澄清，一切似乎正变得美好而光明，她最感欣慰的是收到了潘赞化从中国大陆寄来的笔歌墨舞的家书，千言万语一句话，祖国统一安定了，盛世必兴文艺，希望她早日归国！
潘玉良既高兴，又不无踌躇，听说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她与潘赞化的关系不受法律承认，她此时回去，即算潘赞化肯与大太太离婚，也会激起物议沸腾，她可不愿意任由别人再拿她的青楼出身大做混账文章，她也不想再成全那些专以泼洒粪水为快事的卑鄙小人将“婊子”和“妓女”这类标签偷贴在她神圣的画作上。况且，她要潜心创作，同时为几个画展准备作品，也非短期内可以抽身。此后，潘赞化的热情消退了，书信也日益减少，不是干巴巴的三言两语，就是索然寡味的客套话，什么“汇款收到，家中还好”、“谢谢你的支持，望善自珍重”、“政府英明，给我照顾”之类。再后来，就干脆音信杳然。潘玉良从法文报纸上看到“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遭清洗”的消息，心底好一阵悸动，即刻生出不祥的预感，但遥隔千山万水，她唯有焚一柱檀香，为潘赞化和老校长默默祈祷。
2、孙多慈
孙多慈（1912—1975），上海人，祖籍安徽寿县，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孙传瑗是大学教授，担任过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秘书长。孙多慈自幼热爱绘画，童年时期她就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
1930年9月，孙多慈赴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做旁听生，恰值著名画家徐悲鸿担任美术系主任，讲授西洋油画。孙多慈不仅聪慧绝伦，悟性极高，而且勤勉好学，徐悲鸿对她悉心栽培，许为前途无量。平日，徐志摩很少带学生去自己的画室观摹，孙多慈却是个例外，他还特意为她画了多幅素描。师生二人交往过于密切，这无异于授人以柄，所谓的“不伦恋”也就有风可捕，有影可捉了，那些长舌之徒比随时传播病菌的苍蝇更能散布流言。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有点神经质，是一触即爆的醋坛子，自从她吃光旧情的老本后，就一直等待引爆的时机，她发起雌威来可不得了，徐悲鸿退避三舍，孙多慈更是一溃千里。蒋碧薇将孙多慈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前加“狐狸精”，后缀“不要脸”。她还用水果刀划破孙多慈的画作，恫吓道：“小妮子，当心你的脸也会跟这幅画一般下场！”
1931年夏，孙多慈以满分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美术系。此后四年，徐悲鸿有意避开蒋碧薇的百般取闹，他云游西欧和南洋，举办画展，很少在南京露面。徐悲鸿曾标榜他绘画时能做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然而在感情生活上他是个举棋不定的人。尽管旧爱蒋碧薇的份量越来越轻，新欢孙多慈的份量越来越重，他也不敢公开表态。蒋碧薇仅具中人姿首，一副大小姐脾气，好奢华，图享受，她在法国修过音乐和绘画，却始终只是半吊子。孙多慈年轻漂亮，富有艺术才华，性格温柔和婉，事亲孝，待友诚，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人人觉其可爱。两相比较，徐悲鸿的取舍自明。他创作过一幅“台城夜月”图，画面中一男一女，一个席地而坐，一个侍立一旁，在皓月下，两情脉脉流动。蒋碧薇见到这幅国画，气不打一处来，也不管它是艺术杰作，也不怕暴殄天物，竟将它撕成碎片。孙多慈大学毕业后，有意赴法国深造，徐悲鸿原打算陪她一同前往，却被蒋碧薇“洞烛其奸”，抢先发难，令一对情侣黯然话别。此后，徐悲鸿和孙多慈天各一方，只得通过好友舒新城中转信件，互诉相思之苦。徐悲鸿曾绘《燕燕于飞》赠给孙多慈，画面为一古装仕女，容光瘦减，满目含愁，仰望空中翩翩飞舞的小燕子，神情异常落寞，画上题款为：“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其传情写意，尽在言外。孙多慈收到礼物后，回赠红豆给恩师，一字不著，两心相照。徐悲鸿睹物思人，当即吟成“红豆”三首，以抒胸臆：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
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
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吟味苦心。
抗战时期，他们的爱情本来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达致圆满结合，却由于孙多慈性格软弱和一念之差而化为泡影。
1937年，孙多慈一家西行，由上海辗转迁徙至长沙，徐悲鸿闻讯而动，从广西抽身前往湖南与孙多慈会合，将她一家接到更为安全的桂林，并且通过朋友的门路为她在广西省政府谋得一个清闲的职位。他们从未有过如此自由自在的相处，两人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泛舟江上，雨脚绵密，山色空濛，执手相看，仿佛神仙眷侣。就在这年，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的好友沈宜申有意居中撮合，他自告奋勇，去做孙多慈父亲的思想工作。哪知他不说还好，刚提及徐悲鸿求婚的美意，思想守旧的孙老先生勃然大怒，一口回绝，不给沈宜申半点转圜的余地，而且促令全家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在这个关键时刻，孙多慈理应违抗父命，选择与徐悲鸿私奔，或坚持留在广西，但她在最不该示弱的时候示弱了，在最不该屈服的地方屈服了，父亲大获全胜，女儿却成为了牺牲品。
1938年10月，徐悲鸿携带大批画作去南洋举办画展，其后又应诗人泰戈尔之邀去印度访问讲学，为期三年多，直到1942年春才启程回国。分手后，孙多慈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郁郁寡欢，迫于父命，嫁给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许某四十多岁，丧偶后，与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闹过惊世绯闻，后来被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公之于世。也不知许绍棣哪世积德，修来好命，冷手拣了个热粑粑。
1942年，徐悲鸿与图书管理员廖静文结合，他与孙多慈十年风雨的浪漫旋律从此画上了永恒的休止符。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噩耗传至台北，当时蒋碧薇与张道藩正去中山堂参观画展。她在展厅门口的签名处与孙多慈打了个照面，这对多年前结怨的情敌四目相视，都不由得一怔，但时过境迁，恩怨已泯。蒋碧薇将徐悲鸿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孙多慈闻讯后十分悲恸，泪水夺眶而出。她万万没有料到，这是她与蒋碧薇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带敌意的谈话，话题却是徐悲鸿的去世！
孙多慈师承徐悲鸿，兼擅国画和西画，她的西画是纯粹的正统派，赋色沉着，笔法细腻，给人以庄严深邃的感觉。孙多慈的素描功夫极佳，被誉为“国内第一手”。1936年，中华书局为她印行了《孙多慈素描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欣然作序，褒奖她“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唯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夸赞她“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还称许她用湖笔徽墨画人物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凹凸，以西画的立体感涵泳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孙多慈于国画尤善画鹅，被女作家苏雪林戏称为“孙鹅儿”。
1949年，孙多慈随父母和丈夫去了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五十年代两度赴美国和法国进修，艺境更臻炉火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