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二字中，包含了中国女性长达数千年的屈辱和隐痛。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曾遭到无情的剥夺，及至清朝末年，这种铁局才有所改观，女性上私塾，上教会学校，进而留学欧美和日本，女权主义方始有了一丝微弱的胎息。
1917年初，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翌年，他聘请陈衡哲执教历史系，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1907年左右，吴芝瑛出任浙江吴兴浔溪女校校长，开了中国女性掌校的先例。1920年，她又集资在上海创办一所纪念秋瑾的竞雄女校，自任校长。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早年留学英国，获得伦敦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0年她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还担任过湖南省立一女师、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另一位湖南女子张默君（1883—1965）也热心于教育，她是同盟会老会员、南社老社员张通典（字伯纯）的女儿，夙有家学渊源，诗文了得，被誉为“不栉进士”。1918年，她赴欧美考察教育，旋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当选为中国留学生纽约同学会的第一任女会长，毕业后，她游历欧洲数国，著《战后欧美之女子教育》一书。回国后，张默君出任上海《时报》的妇女周刊编辑，又欣然接受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聘书，以“真善美”为该校校训。张默君是一位严谨的教育家，曹聚仁夸她“笔下不错，诗词都来得，样儿更使入迷醉”，在她身上发生过极其浪漫的爱情故事，值得在此交代一笔。张默君事业心綦重，一不小心就耽搁了花信年华，三十多岁仍未成婚。放在今日，也算是剩女了。辛亥革命后，她暗恋比自己小一岁的挚友蒋作宾（后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邀请他到老家湘乡去玩，意在让准岳母见见准女婿。然而天意弄人，蒋作宾误中副车，对张默君的三妹张淑嘉一见钟情，急请黄兴做月老，正式提婚。手心手背都是肉，张母将错就错，这桩婚事一棰定音。因为是亲妹妹抢得先机，张默君便以豁达的心情乐观其成。此后数年，她苦守空窗，发誓终生不嫁。世事总难料，张默君暗恋蒋作宾，良愿成虚，邵元冲明恋张默君，则好事多磨，他比她小七岁，苦恋她长达十年。张默君风头正劲时，这个小弟和部下自然难入她的法眼。数年后，张默君为另一个妹妹张侠魂择定年少美才的竺可桢为佳婿，此时邵元冲已经非复吴下阿蒙，她有感于他多年眷恋的诚意，终于首肯了他的第N次求婚。1927年，他们在上海结缡，张默君已经年过四十。据毛彦文的自传《往事》记载，张默君的女权意识极强，客人来访，倘若告诉门房求见邵元冲先生，门房照例谎报“邵先生不在家里”，连秋瑾的女儿王灿芝都吃过这样的闭门羹。唯有客人告诉门房拜见邵先生和夫人，方可“芝麻开门”。1936年，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遭到乱兵枪击，不幸身亡。张默君半生寡居，工诗、善画、能书，以此慰藉精神，她还是一位手眼相当不俗的古玉收藏家。
在中华民国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杨荫榆，另一位是吴贻芳。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前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后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但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虽不能使杨荫榆超生，至少能还原点真实吧。
1、杨荫榆
杨荫榆（1884—1938）小名申官，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她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开男女生同校风气之先，二十岁左右，她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女生官费留学日本，杨荫榆有幸成行，她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可以这么说，迄至1924年，杨荫榆四十岁前，她的履历表上没有任何污点，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这可算是一项光荣的纪录。
杨荫榆早年的经历理应比一份履历表更生动，所幸她侄女是作家杨绛，尽管彼此关系疏远，好感不多，但杨绛还是撰写了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〇二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1935年盛夏，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完婚，大喜之日，赋闲在家的杨荫榆前往道贺，她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无锡人认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装束打扮不伦不类，引得众人侧面诧怪。
杨荫榆一生大起大落，她在1925年的“倒行逆施”帮她赢得了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数十年不变的定性——“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肩头被这一沉重的骂名压着，可不比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苦役犯西西弗斯更轻松，时至今日，仍见不到她卸下骂名的尽期。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他们“驱羊打獐”，撰文抨击杨荫榆，将她当作“标靶”，口诛笔伐，其实只是佯攻，主攻的对象则是铁杆保守派分子、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北大评议会决议退出教育部，也并非声援女师大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思想阵营的一次对决（其中也不免掺杂了一些个人恩怨）。杨荫榆只是局中一枚尴尬的棋子。北洋政府最终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息事宁人，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平公愤。当年，鲁迅逮住杨荫榆所导演的全武行，在杂文《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写道：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这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自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鲁迅的另一篇杂文《寡妇主义》文笔尤为辛辣：“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当然，学界也有理性的声音，认为这样的闹法适足以使教育受损。上海光华大学教务长朱经农写信给胡适，便说“女师大风潮久延不决，愈闹笑话愈多。杨荫榆脑筋固然太旧，女学生的举动也未免太新奇了”。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夥，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招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许多悲剧由此而生。鲁迅等文化界名人以百分之百的爱心翼护学生，用心也是善的，但后果未必就佳。学生受到多方鼓励，遂以闹学潮为进步，在嗣后不久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和杨德群喋血殒命于执政府前，岂非痛事？
教育家蔡元培从来就不鼓励学生闹学潮，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即写到这方面的情况，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担心“北京大学……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蔡元培的方法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实在劝导不了，也就只能放行，准备善后，而不是招来大批军警封校。他的这个态度，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是认可的，傅、罗后来都当过大学校长，基本上也是对学生能劝导则劝导，不能劝导就做好善后的准备。杨荫榆一味行蛮，方法上就不可取。
左翼激进就一定是进步和正确的，这种武断早已被历史证明十有九不通。若易时易地来考量，学潮又被哪家政府所乐见？大学毕竟是用来读书的，爱国者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也先须具备可靠的学识、才能和判断力，此理千古不废。然而一个“理”字并不能轻松走遍天下，于是乎杨荫榆就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了。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到苏州，赋闲了一阵子。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名声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和“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她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避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已故老诗人杜兰亭留下《饮河轩诗词稿》，其中有一首叙事诗《哀榆曲》，写到杨荫榆的悲惨结局。诗前有一小序导出事由：“吾邑杨荫榆女士，卜筑苏州，敌酋占其居，杨不服，竟遭惨杀。侯先生病骥为文记之，吾又于吴先生迅如处闻悉杨平生行事，有感其人，为作《哀榆曲》。”杜兰亭与杨荫榆同为无锡老乡，但比杨荫榆小二十二岁。1937年冬，日寇占领苏州，他亲历痛事。且看《哀榆曲》：“城市山林小筑新，鹊巢自古恨难伸。飞飞一对堂前燕，犹向当檐觅主人。旧主杨家女学士，军门怒去争情理。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白发侯生洒泪书，空垅吴季伤心语。”前四句用鸠占鹊巢的典故，点明杨荫榆的房舍被日寇强行占据，后八句描述杨荫榆前去军营据理力争，日寇佯装答应她的要求，却将她骗到吴门桥上，从背后开枪，然后将她踹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杨荫榆身受重伤，尚自扑腾，兽兵又连开数枪，致使杨荫榆顷刻殒命。杜兰亭此诗作于杨荫榆惨遭杀害后不久，他所讲的杨荫榆的死因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说法虽然不及挺身而出保护年轻姑娘的贞操那么大仁大义，但也足见其不肯屈服于倭寇凶焰淫威的超凡勇气，同样令人叹服。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老妇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牺牲后，烈士之名落空，这全是因为她早年被鲁迅的投枪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铁案难翻。现在看来，当年杨荫榆两眼只盯紧教育，缺乏政治嗅觉，思想偏于保守，固然可议，但她身为女师大校长，反对学生闹学潮，则情有可原。杨荫榆错就错在手段过激，盲目使用强权和武力解决棘手的难题，以致酿成乱局，引发公愤。但无论如何，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诚也值得敬佩。至于所谓的“定论”，后人理应做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分析才是。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2、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年），江苏泰兴人，祖籍浙江杭州。早年，她就读于杭州女子学校及上海启明女子学校，191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在上海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由于学业出众，组织才能超群，吴贻芳被推选为金陵女大首届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女生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吴贻芳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由教育部简派，吴贻芳赴美留学，适值某外国总理访美，演讲时信口雌黄，诬蔑“中国不能算一个国家”，吴贻芳闻之义愤填膺，撰文痛加驳斥，此举赢得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敬重。六年后，她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28年8月，她回到南京，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履新时，刚满三十五岁。就职致辞时，吴贻芳确定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校政长达二十三年。在金陵女子大学的“999朵玫瑰”（毕业生的约数）中，绝大多数都得益于她的栽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包蕴了宗教的悲悯情怀，校训一词以蔽之，即“厚生”。吴贻芳常给金陵女大的学生作讲解：“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身为校长，吴贻芳细心到给身姿不佳的女生开矫正体操班，使她们拥有较为美观的体态；她给发育不良的女生另加营养餐，金陵女大的伙食有口皆碑，是首都各大学中办得最有风味的；她从不禁止女生恋爱，为她们的安全考虑，在女生宿舍附近辟出专门场所，接待外校的男生来谈心，金陵女大的学生为此造出Local一词（由love call组成），谁的男朋友来访，其他人就纷纷打趣道，“你的‘Local’来了”。吴贻芳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平易，她让女生猜谜语，谜面是“象牙坛，紫檀盖，里面坐个小白菜”，谜底是什么？是“莲子”。她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然而吴贻芳为了翼护金陵女大的师生，也有极其严正的一面，在她主持校政期间，在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军警也从未进入金陵女大抓捕过激进的左翼女青年。
吴贻芳在她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理科所设专业不同，“教育学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学校的师范学院性质。可是教育系只用作辅修系，不用作主修系，校方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专业知识。校内附设有一所实验中学，作为学生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场所。这一设施使学校更具备师范学院的条件”。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不仅富于开创性，而且收到了实效，为办好师范学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金陵女大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中文名华群）与吴贻芳多年合作愉快，她曾深有感触地说：“同吴博士一道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她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女界领袖、人中英才。她才智超群，为人坦诚，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是名不折不扣的纯粹的基督徒。”
明妮·魏特琳女士绝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一笔。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同年12月，吴贻芳校长带领金陵女大的学生长途跋涉，迁校成都华西坝，继续校务。1938年，南京陷落，身为金陵女大的留守成员、被人亲切地称为“华大姐”的美国教育家明妮·魏特琳女士不顾自身的生命危险，毅然将数万名避难的中国妇孺收留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内，以教会学校和她美国公民的特殊身份做挡箭的盾牌，使她们免遭凌辱和杀害。但她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象，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这种可怕的经历最终摧毁了她的肉体和精神。返美治疗一年后，为了摆脱病痛煎熬，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家中拧开煤气阀自杀身亡。
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无畏义举赢得了全世界善良、正义人士的广泛称颂。1938年7月，民国政府为感谢明妮·魏特琳女士保护中华妇孺，秘密授予她采玉勋章；1941年6月，又颁布政府令，褒扬她的仁义之举。明妮·魏特琳女士的同事在发布其死讯时，强调指出：“像在战场中倒下的士兵一样，明妮·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明妮·魏特琳女士的墓地位于美国密西根州雪柏德镇郊区，墓碑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1937年8月至1940年，明妮·魏特琳女士记下了数十万字的《日记》，这无疑是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目击式史料。对这位大慈大悲的“华大姐”，当年的许多幸存者都心存感激，终生难以忘怀。
女作家冰心仅比吴贻芳校长小七岁，她同样对后者推崇备至，怀有深深的敬意，这在她的文章《一代的崇高女性——记吴贻芳先生》中有所流露：
记得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铭刻上这一位女教育家的可敬可爱的印象，我时常勉励自己，要以这形象为楷模。
我和她见面较多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后的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地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那时坐在旁边的董必武同志，这位可敬的老共产党员，常常低低地对我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我听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女性的自豪。
吴贻芳献身教育事业，终生未嫁。1948年8月，金陵女大举行吴贻芳主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生们别出心裁，编演话剧，献给校长，剧情很有意思：吴家小姐才貌双全，登门提亲的人踏破铁鞋，她始终不肯点头。最终，“教育之神”登门求爱，吴小姐欣然首肯。此剧体现出饱含敬意的诙谐，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3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主席，其组织才干、活动能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945年初，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位成员中唯一的女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因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实质“产生了十分的厌恶”，她断然拒绝担任参政会执行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宋美龄登门做说客，话说得既动人又有理：“你要贯彻‘厚生’思想，当了教育部长不是更好贯彻吗？”吴贻芳始终笑而不答，宋美龄只好作罢。1949年3月，南京城已陷入混乱，吴贻芳再次拒绝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并且拒收飞往台湾的机票。
吴贻芳学贯中西，誉满中外。1979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充分地肯定了这位女教育家数十年来树艺女性人才的非凡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