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从事高端职业的女性屈指可数，女律师之稀罕犹如凤毛麟角。1915年，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章程，明确规定开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女人根本没在考虑之列。对于这种毫不隐讳的性别歧视，世人恬不为怪。
世间有“螃蟹”，就必定有吃“螃蟹”的人。中华民国第一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女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院长与审检两厅女厅长，竟是同一位传奇人物，她就是郑毓秀。
郑毓秀出生于广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的官宦家庭。祖父郑姚绰号为“界木姚”，这位郑氏王国的缔造者是当地有名有数的细木匠，中年后靠做粮食、木材生意发迹，挣下偌大一份家业，他建造的绮云书室规模宏伟，至今犹存。他兴办本乡本土的教育、慈善事业，可谓不遗余力，清廷褒赏他的善行，慈禧太后给他颁赐了一块“乐善好施”的金字牌匾。郑毓秀的父亲郑文治是朝廷命官，母亲是大家闺秀。她在富贵乡里长大，居然表现出十足的叛逆性格，五六岁时就不肯裹脚就范，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天足。少女时期，她自作主张，写信给未婚夫（两广总督的儿子），解除婚约，引爆当地舆论。1905年，郑毓秀就读天津崇实女塾，接受西式教育的熏陶。1907年，郑毓秀与姐姐郑书案留学日本，翌年，经廖仲恺介绍，年仅十七岁的郑毓秀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敢死队”成员，积极从事刺杀行动。
1909年，汪精卫、黄复生意欲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郑毓秀为之传递炸弹。辛亥革命期间，郑毓秀愈益活跃，为革命党人偷运军火，暗送情报，积极参与了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刺杀良弼的烈士彭家珍当时正与郑毓秀的姐姐郑书案处在热恋之中，他自知生还无望，仍然诀别爱侣，英勇赴义。郑毓秀的秘密身份暴露后，被迫出国避祸。这样也好，她认识到革命单靠流血拼命还远远不够，革命党人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才行，于是她考入法兰西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法学院，经过将近十年的刻苦攻读，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位法学女博士。
在留学期间，郑毓秀仍旧萦心国事，系念同胞。1919年初，巴黎和会举世瞩目，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与会，却等同战败国的待遇，蒙受奇耻大辱，原本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竟然再度易主，被划归到日本名下。消息传回国内，引发北京五四大游行。在巴黎，郑毓秀激于义愤，单独前往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团长陆征祥。她心生一计，从花园里折断一根粗壮的玫瑰枝，藏入衣袖。见面时，她出其不意，用它顶住陆征祥的后背，声色俱厉地告诉他：“你要去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明知是诈，也乐得就坡下驴，省得去凡尔赛宫签字用印，中国政府因此保留了收回山东失地的权利。此后，郑毓秀将那根魔杖一般的玫瑰枝带回祖国，展示于客厅中，视之为镇宅之宝。
女强人喜欢走姐弟恋的路线，喜欢晚婚，张默君如此，郑毓秀也不遑多让。其夫魏道明同样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比她年轻将近十岁。在法国时，两人交往密切，日久生情。回国后，他们共同创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魏道明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履历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才能：1930年，他做过南京特别市市长；1942年，他接替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47年，他做过国民党台湾省政府首任主席。
郑毓秀取得法国律师执照后，立刻闯入男性特权区，她现身在法租界的法庭上，接手办理重案要案，因此名声大噪。她代理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离婚案件，为孟小冬争得四万元分手费，当时的报纸称赞她“有办法”。她还接手别人不敢碰触的政治案。1926年，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她巧妙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向法庭频频施压，最终使杨杏佛无罪获释。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和《民法》起草委员会五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委员，成为法界和政界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值得称道的是，郑毓秀在《民法》中引入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规定未婚、已婚女子，与男子同享平等的继承权；承认夫妻彼此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未婚成年女子有权签订或废止婚姻契约；已婚妇女有权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这些条目在今人看来，不算稀奇，当年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价值。郑毓秀还出版了法学著作《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弥补了当时中国法学出版物的两个空白。
1948年后，郑毓秀与丈夫魏道明双双退出政界，移居美洲，在巴西经商，未能取得成功。她壮心未已，客厅中仍旧展示着那根令她终身自豪的法国玫瑰枝，但疾病缠身，归国路断，毕生功业已成逝水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