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成见：大家闺秀是象牙塔中的女人，她们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多半还出洋留过学），气质上佳，骨子里非常高傲，足以令一众男士感到强烈的自卑，因此对她们敬而远之。钱钟书在长篇小说《围城》中塑造的苏文纨就是这样的尤物，方鸿渐并非真的打心眼里排拒她，讨厌她，而是暗地里掂量过自己那几根骨头的斤两，不敢去硬接这一茬。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是正宗的名门闺秀，她的祖父杨仁山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和金陵刻经处创始人。她在大家族中长大，比诸位兄长更会读书，也更顽皮。上家塾时，启蒙老师捧着《论语》，照本宣科：“子曰：割不正不食。”杨步伟越想越不对头，等到了饭桌上，她就径直批评孔夫子穷讲究而且浪费食物：“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边边角角呢？”结果可想而知，她的高见招来父母一顿劈头盖脑的非难和指责，说她唐突先生，对孔圣人不够恭敬。杨步伟并未老实下来，她读完《百家姓》，一时兴起，竟编出顺口溜来嘲弄塾师，当成儿歌传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这野丫头是个大脚板，高高瘦瘦，被长辈斥为不懂规矩的“万人嫌”。十六七岁时，杨步伟仗着祖父杨仁山的支持，毅然取消了与表弟的婚约，为此父女失和，两人竟有八年之久不讲半句话。杨步伟报考南京旅宁学堂，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女子读书之益》，她胆量极大，落笔就是石破天惊的句子：“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原名兰仙，后来由祖父取学名韵卿，“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看她抱负不凡专门为她量身定制的，后来林贯虹因病早逝，为了纪念她，杨步伟就让韵卿这个名字永远退出了各种表格。杨步伟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时主修的是医学，她仁心仁术，回国后遵从父亲的遗嘱，与朋友李贯中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创办森仁医院，只设儿科和妇产科，打算终身不嫁，以悬壶济世为已任。但“己任”终究敌不过“元任”，再坚固的磐石也会因爱情而转移，活力四射的青年才俊赵元任魅力无穷，使她欣然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生下四个宝贝女儿，将她们培养成才，写出两本好书（《中华食谱》和《杂记赵家》）。杨步伟比赵元任大三岁，正应了那句“女大三，抱金砖”的老话，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
192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和杨步伟挑选的婚期，两人事先即约定，不办任何仪式，极之简单而文明。当天，只有好友胡适、朱徵收到请柬，吃饭时，两位嘉宾还不知晓这对情侣请客的事由，饭后，赵元任从口袋里掏出两页纸来，开心地说：“今天请二位来作个公证。”胡适生出好奇心，立刻打开文件来看，一张是结婚通知书，文字很新鲜：“杨步伟小姐和赵元任先生于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为夫妻……我们不收任何贺礼，但有两项例外。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另一张是结婚证明，言简义赅：“下签名者赵元任和杨步伟同意申明他们相对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质和程度已经可以使得这感情和信用无条件的永久存在。所以，他们就在本日，（民国）10年6月1日，就是西历1921年6月1日，成为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个人签名作证。”胡适和朱徵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也算是见多识广，但这样新奇的婚礼还是第一次参加，能够荣幸地成为证婚人，他们无不乐从。胡适细心，接到请柬时，他就猜测赵元任和杨步伟有大事要办，因此预先包好一部自己圈点的《水浒传》带在身边，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抽象的好意”派上了用场，礼物的精神价值远高于物质价值，赵元任和杨步伟当即笑纳。胡适还建议赵元任夫妇在结婚证明上贴一枚四角钱的印花税票，以示完全合法。
早在结婚之前，赵元任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但还有一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件事，将来你也许会失望的，那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杨步伟也没有非得做官太太不可的想法，甚至认为书生从政，受骗必多，上当必多，吃亏必多，她后来还反对过胡适踏上仕途。
大家闺秀通常被称作“淑女”和“名媛”，上海人别出心裁，为此发明出一个更加配衬的新词——“名件”。富满三代方能蝶变为贵族，这是世人的共识。大家闺秀绝对不是暴发户的女儿，也并非个个仪态万方，倾国倾城，她们拥有花园洋房、宝马香车、华衣丽服、珍珠美钻，身后不乏成功男士的狂热追捧，但关键之处在于：她们的才智能与优秀男士并驾齐驱。大家闺秀动则香风细细，静则妍然百媚，是人间的曼妙仙姝。她们具备普通女子不易具备的天然优势，根本用不着谁来循循善诱，就能自觉剔净官家女的骄狂气和富家女的脂粉气，从而保全知识女性的书卷气。她们率先解放手脚，开启灵窦，有学有识，有才有志，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实堪称民国时期最惹火、最炫目的“新新人类”。
在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中，最显赫的莫过于宋氏三姐妹。其父宋嘉树（英文名为查理）出生于海南农家，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被派回上海传教。宋嘉树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的精神结构差不多已百分之百地美国化，这就决定了他会用百分之百的美国教育模式去培养和铸造自己的六个儿女。
宋嘉树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将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送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此举即算不是破天荒，也堪称十分大胆，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蔼龄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的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1914年6月，宋蔼龄因筹备婚事（嫁给祖籍山西太谷的富家子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孔祥熙），辞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宋庆龄随即顶替了姐姐留下的空缺。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伟大的爱国英雄，又有幸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内心有非他不嫁的强烈冲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问及宋庆龄当年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的揭秘饶有意味：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有趣的是，尽管宋嘉树忠实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并不赞成也不高兴孙中山做自己的东床快婿，理由很简单：孙中山是宋庆龄的父辈，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中山家里有元配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依教规，基督徒不许重婚，也不可离婚；孙中山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而在宋庆龄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障碍。宋嘉树怒火攻心，竟使出绝招，也是最大的昏招——另择对象，包办女儿的婚姻。宋庆龄当然不会坐以待缚，她收到孙中山的密函后，索性逃出家门，一驾风乘船去了东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大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滞留东京时曾对房东梅屋夫人说：
“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结婚后，男方是会折寿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有什么办法呢，早婚者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爱人姗姗来迟，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难逃此律。他决心与结发妻子卢慕贞正式离婚，以免贻人口实（说他纳妾），他不愿自己的私生活弄出丑闻。然而，中华革命党内部许多同志私下里对这桩婚姻不以为然，胡汉民和朱执信还当面诤谏。孙中山向来从谏如流，但这一回，他对老伙计们的好意一概拒收。他皱紧眉头说：
“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领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当孙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举行婚礼时，便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陈其美三位同志参加。
宋嘉树风风火火赶到东京，女儿的婚姻木已成舟，他在气头上狠狠地教训了孙中山一顿，骂他背叛友谊，丧失理智，竟干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当即扬言要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嘴头硬并不等于心头硬，宋嘉树回国后，即为女儿补办了一整套红木家具和高档的床上用品作为嫁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仍旧一如既往，毫不含糊。临终之际，他尽弃前嫌，原谅了已哭成泪人儿的“不孝女”宋庆龄。
幸福迟来总比不来要好得多。“我爱我国，我爱我妻”，这样的话出自孙中山之口，并不奇怪。在这位职业革命家身边，宋庆龄不仅是忠实可靠的伴侣，还是值得信赖的秘书和参谋。孙中山曾写信告慰自己的恩师詹姆斯·康德黎：
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围攻广州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在此万分危急的关头，身怀六甲的宋庆龄恳请孙中山先走一步，她神色凝重地说：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于是，孙中山乘乱突围，登上永丰舰，宋庆龄也在卫队的舍命保全和友人的巧妙掩护下幸运脱险，但祸福相倚，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和整日奔劳，她腹中的胎儿不幸流产。经过这次突发的兵变，宋庆龄的大智大勇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就连那些先前对她怀有成见（认为宋庆龄是第三者插足）的革命者也都由衷地生出敬意，正式承认她为当之无愧的“总理夫人”。
十年的美满婚姻不短也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家。在夫君的病榻前，宋庆龄三个月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几近于形销骨立。孙中山尽瘁于革命事业，家无余财，他留给宋庆龄的“遗产”只有两千多本图书和上海莫里哀路的一栋住宅。
孙中山去世后，凭着他身后巨大的影响力，三十而立的宋庆龄本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过一种安富尊荣的生活；若按捺不下权力欲望，她还可以走向前台，进入高层。可是她一退再退，最终退到远离政治舞台的地方，以民间立场和个人身份去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她更乐意做一位不眨眼不走神的监护人，而不是一位被民众顶礼膜拜的象征性的“国母”。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治国方略，大搞帝王式的专制独裁，宋庆龄嫉恶如仇，自然看不下去，她的严厉批评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却又无可奈何。作为第一夫人，宋庆龄不在乎风光和荣耀，只在乎孙中山的思想得以光大，遗志得以继承，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然而，她既不畏苦，又不畏难，与极其强势的妹夫蒋介石斗争了二十多年，使她的小妹（另一位第一夫人）宋美龄感到左右为难。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美龄的意中人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刘纪文，此人玉树临风，一表人材，谈吐诙谐，遇到这样出色的男士，宋美龄不禁怦然心动。诚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刘纪文性喜浪漫，对美丽大方聪颖活泼的宋美龄一见钟情，且看他当年用心吟咏的一首赞美诗：
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星稀，是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
牵牵连连，是女人将零零碎碎缝合成一个美丽。
女人是不平凡的。
风雨交加，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
坎坎坷坷，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
然而，女人又是伟大的。
人们常把母亲比作美丽和博大的化身，
人类生育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
世界少不了女人。
如果少了女人，
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七十的善、
百分之一百的美。
刘纪文的摄影技术相当不俗。1916年暑假，他陪伴宋美龄出游，在旧金山唐人街和洛杉矶好莱坞，用镜头为她留下了许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瞬间，其中好几帧靓照登上了全美风行的《明星报》。大美人，尤其是大众瞩目的美人，身边总会围绕着一群如痴如醉的穿花蝴蝶，刘纪文是性情中人，自然打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如意算盘。然而，他弄巧成拙，招来大批情敌，顿时慌了阵脚。
还是张爱玲的那句话烛照幽微，洞察到男女恋爱中最隐秘的心思：“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宋美龄喜欢刘纪文，却并不崇拜他。她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对亚瑟王的助手墨林尤为激赏，因为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除此之外，她还喜爱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了吗？刘纪文温文尔雅，懂浪漫，也很聪明，但他仍是轻量级的“拳手”，根本算不上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仍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宋美龄曾对二姐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刘纪文的黯然出局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及至美龄回国，大姐夫是孔祥熙，二姐夫是孙中山，个个都是人中之龙，以她不肯服输的心气，在婚姻上更不肯低调处理。刘纪文是跳蚤上台秤，没斤没两，别人会是什么看法，宋美龄不用猜度，也能知道。当年，这位洋气十足的大家闺秀放眼国中，堪称铁腕强人、够格做她夫君的唯有蒋介石一人。
宋美龄这朵“迟开的睡莲花”注定不由刘纪文来采撷，蒋介石后发先至，后来居上，他才是宋美龄心目中的铁腕强人、“聪明的勇士”。1922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超凡脱俗的美貌、丰韵、教养和才智，放眼国内，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能出其右。蒋介石可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惊鸿一瞥的男人，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从此之后，他三天两头写信、送花、打电话给宋家小妹，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而此时，宋美龄的护花使者刘纪文在广东，与心上人遥隔江天。恋爱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热则冷，不亲则疏，何况强大无比的情敌正虎视眈眈于侧呢。刘纪文的三振出局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有道是，“风车世界喇喇转，铁桶江山慢慢箍”，蒋介石逐步积累起来的权力野心需要安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政治资本着想，为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尽管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于千里之外（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砍杀杀为业的赳赳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慰蒋介石“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利益），短时间内蒋介石本人的一妻两妾难以摆平，杨梅大疮也难以治愈（他的头发掉尽，生育能力业已丧失）。但他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全军的好感和敬意。
蒋介石治国无才，治军无方，耍弄心计则是一流高手。障碍和利好均显而易见，蒋介石心思绵密，先已察觉到宋美龄对他抱有好感，经他极力笼络，宋蔼龄愿意暗中保媒，宋蔼龄眼光独到，认定蒋介石是一只能量惊人的潜力股，他的权势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蒋宋联姻对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是有百利无一弊，一荣俱荣的道理她绝对懂。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不足为虑，宋美龄已基本认定蒋介石是位铁腕超人，对这位赳赳武夫的柔情也很受用，只要倪老太太肯点头，此事即可玉成。为了向宋家上下表明求婚的诚意，蒋介石竟像魔术师一样大变活人，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侧室姚冶诚脱离关系，送情妇陈洁如去国外“考察”，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还扮演美猴王，拔根寒毛一吹，“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居然成了中华民国天字第一号的“钻石王老五”。经过宋蔼龄孜孜不懈的巧妙疏通，倪老太太明白小女儿已心有所属，棒打鸳鸯不算明智，况且蒋介石也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他答应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美龄啊美龄，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美的可不是年龄，老太太心一软便pass过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儿孙自有儿孙福。”
宋美龄对刘纪文食言毁约，自感愧疚，她决心给这位才智不低、品格不俗的“前未婚夫”以优厚的补偿。她通过大姐宋蔼龄，宋蔼龄又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任命刘纪文为南京市市长；第二，给他一百万元现金；第三，蒋不得干涉她与刘纪文的正常交往。此时此刻，别说三个条件，纵然有三十、三百个条件摆在面前，娘希匹的管它们做得到做不到，蒋介石都会满口应承下来。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二十九岁的宋美龄为妻，妙不可言的是，男傧相竟是风度翩翩的刘纪文！被人横刀夺爱，还要出面做见证人，刘纪文心里究竟想些什么？除了他自己，外人不得而知。但刘纪文始终若无其事，处之泰然，保持绅士风度，这一点令蒋介石特别满意。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内心的沾沾自喜和洋洋得意。
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自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传记作家）通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成色十足的政治联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先生的传记《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述，宋美龄曾谈及这段情事，称自己与蒋介石是一见钟情：“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他们首次见面便交换了电话号码，此后纸上谈心，深相投契。1927年夏天，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这个前途莫测的特殊时期，他仍有心投石问路，写给宋美龄的信竟显出少有的感情冲动：“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就难怪了，宋美龄对外界盛传的大姐宋蔼龄的暗中保媒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她曾对秘书张紫葛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作主，与我阿姐何干？”从宋美龄崇拜英雄的感情逻辑来看，她的话显然要比某些传记作家的话更具可信度，但宋蔼龄当年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不应该全盘否认的。
一个好的爱情故事肯定不会就这么草草收场。宋美龄果然有情有义，她把刘纪文的终身大事时刻挂记在心上，她不断物色，终于将金陵佳丽许淑珍与刘纪文撮合在一起。许淑珍是名门闺秀，是上海教会学校的校花，貌美而才艺出众。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纪文竟获“前未婚妻”宋美龄的鼎力相助，抱得美人归，自然是喜不自胜。他们的婚礼同样在上海大华酒店举行，宋美龄虽碍于众所周知的缘由未能出席，但她与蒋介石联名，给新郎新娘赠送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花篮。在贺喜的花篮上照例附有一首贺诗，出自宋美龄的手笔：
往昔进履殿恩晖，事倍争效鸟双飞。
如今寥廓横空喜，烟花烂漫至如归。
婚礼现场多有文人雅士，他们不敢妄猜诗意，但这首藏头诗一目了然，“往事如烟”，其中的余情剩意又何待明言呢？
这个爱情故事如果就此收尾，也算是可以向看官交待了，然而这个故事再起波澜，岂不是更引人入胜吗？抗战胜利之际，举国狂欢，蒋委员长也想放松一下筋骨，他与陈立夫的侄女陈颖暗度陈仓，他常去重庆近郊的黄山中学“学外文”，实际上学的都是荒腔野板的鸟语，主要功课则是一晌偷欢。这一次，宋美龄亲自出马，将蒋介石和陈颖小姐捉奸在床。发火？泼醋？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是大家闺秀的风格，宋美龄高傲，自尊，因此再次选择了远远的回避，去巴西那个热情之邦抚平心灵的创伤。她不可能选择离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她从小就是标准的基督教徒，将婚约视为神圣的契约，另一方面她自觉母仪天下，有极强的责任心，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令天下人侧目而视。宋美龄晚年曾对张紫葛说：“我年轻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自从进入政治生活，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尽管也有一些江湖版本说宋美龄曾经红杏出墙，与刘纪文藕断丝连，与吴国桢暗通款曲，玩弄空军飞行员，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宋美龄有洁癖，对她来说，偷情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倒并非说她从未有过这样的闪念和冲动。她曾向张紫葛坦承道：“我绝不是说，我成了神，我超脱了生物本能。譬如说，我拥抱飞行员、亲吻他们时，也常有本能的快感，甚至闪过性的冲动，但也只是一闪罢了，这是自然的嘛。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攻击我的还多啦！可是，我一概不理。我照我认定的做人标准，勇往直前。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绝不掩饰，绝不赖账，更不偷偷摸摸！”她的这番表白是可信的，以她从小所接受的原汁原味的美国教育，为人行事要远比青帮出身的蒋介石更坦率光明。
当年，宋美龄在极为难过的情况下，抚今思昔，她更怀念刘纪文与自己相携游历美国时的亲密无间，她要平复内心的狂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写下这段心路历程，写下这个故事。于是，她创作了平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往事如烟》，后经中国驻美大使馆职员之手交由美国纽约《女性世界》杂志发表，署名为“东方女”。《女性世界》杂志的这期“时尚”增刊十分畅销，共销出二十余万册，成为战后美国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作者“东方女”的身分猜测成谜，在坊间出现多种谜底，最终都归集到宋美龄身上，理由是：小说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她与刘纪文的往事显影。对此猜测，宋美龄却一直守口如瓶，“无可奉告”。胡适是有几分证据只说几分话的考据家，连他都认为“东方女”就是宋美龄的化名。有一次，胡适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夫人之心如炎，沉湎昔情，以发泄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苦怨。”蒋介石偷抱新欢，宋美龄缅怀旧爱，后来她还跑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都表明她对蒋介石太气愤太失望了。
2008年10月，宋美龄去世后六年，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出版宋美龄的新传记《中国的皇后》，她重提这桩旧事，使人又仿佛回到尘封的过去，感觉到宋美龄缅怀旧情时的抚膺惆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正是《往事如烟》的主题思想。
宋美龄做了将近半个世纪（1927—1972）的“第一夫人”，论时间，论权力，论风光，论荣耀，她都远远盖过了只做了十年（1915—1925）“第一夫人”的二姐宋庆龄，其“母仪天下”的成色显然更足。这两姐妹一娘所生，一父所教，学识、才华旗鼓相当，她们的气质、性格、为人、行事却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宋庆龄端庄，腼腆，谦抑，冷静，保守，刚正，从从容容，分寸感强，眼睛里搁不住砂子；宋美龄则娇媚，大方，张扬，热情，开放，灵活，风风火火，亲和力足，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宋庆龄崇尚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宋美龄则主张精英治国，强人掌权；宋庆龄亲共亲俄，宋美龄则反共亲美。因为性格和志趣差异太大，她们终于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在寒光闪闪的政治悬剑下，丝丝缕缕的亲情维系自然是微乎其微而又危乎其危。
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她要继承其遗志，传播其思想，弘扬其精神。在她眼里，蒋介石道德品质败坏，政治品质尤其恶劣，是不折不扣的孙门叛徒，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政客。当初，在小妹的婚事上，她听从大姐（宋蔼龄）和大弟（宋子文）的劝告，保持了缄默，但对于关系政局和国家的大是大非，她是绝不会放弃原则，听之任之的。在宋氏家族内部，宋庆龄确实很难找到知音，大姐和小妹拥戴蒋介石自不用说，宋子文先前异常鄙薄蒋某人，现在入了阁，当了财政部长，态度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认为蒋氏比共产党和俄国人好，宋子良和宋子安涉世未深，政治态度尚未明朗，宋氏家族内部唯有宋庆龄坚决反对蒋介石，因此她陷入孤立之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曾被一些国际友人赞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于是，未曾与她谋面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娘子军”的首领也像法国历史上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女英雄贞德那样高大威猛。见过她的真容后，他们往往会大吃一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恩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似乎与铁血飞迸的革命斗争不太相称。”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其卷首题词为：
献给S·C·L（宋庆龄）
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之美，
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27年7月下旬，宁汉合流，汪蒋联手。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决裂，甚至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不为反动派张目。同年8月27日，宋庆龄乘坐海轮前往苏联，与她同行的是秘书陈友仁。美国的某些报纸借机大造谣诼，说宋庆龄厌倦了寡居生活，正考虑与陈友仁结婚。这条充满恶意的假新闻使她的精神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脖颈上的神经性顽癣急性发作，奇痒难耐。
尽管蒋介石毕生自诩为“总理的学生”，往自己的脸面贴金，宋庆龄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孙中山的影子，因此，对于这位青帮出身的领袖，她的三部曲只可能是：排蒋——反蒋——倒蒋。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手足之情，碍于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干部对宋庆龄的尊敬，虽对她恨之入骨，使尽了诬蔑、诽谤、恫吓的卑劣手段，甚至多次捕杀和暗杀宋庆龄身边的忠实战友（如邓演达和杨杏佛），却不敢妄动这位前国母一根毫毛。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宋庆龄曾对记者坦言：“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西安事变后，埃德加·斯诺灵机一动，又问她：“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她的回答已不同以往：“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最终使她留在了大陆，等待新中国的建立。宋庆龄一生对权力无欲无求，但当她先后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9年）时，她欣然接受职务，视之为莫大的光荣和责任。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敬佩他收拾乱局的铁腕和聚拢散沙的谋略，也渴望借助他的肩梯获得一个尽展才智的政治舞台。她受过良好的美式教育，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浸润了十多年，到头来却欣赏一个极力推行铁血专制主义的军棍子，很显然，她个人的权力野心在暗中作祟。
在宋蔼龄和宋美龄看来，国家就是公司，只不过名目不同，规模有别，其实管理方式一样，运作方式也如出一辙，做总裁的必须有绝对权威，家族成员才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基于这种理念，宋美龄爱国相当于爱家，身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她的所作所为全是处心积虑要使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更有人情味。1934年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无疑是滑稽可笑的政治秀，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喝白酒、随地吐痰、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她切中肯綮地批判道：“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喜欢冒热气，二姐高兴泼冷水，真是一对有趣的冤家。
宋美龄有魅力，有胆魄，才思敏捷，擅长外交辞令，权力欲望强烈，特别能折腾，几乎无人对此存疑。颇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为宋美龄鞍前马后效劳，美国援华代表、飞虎将军陈纳德对她也是一见倾心，视她为“心中的公主”。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飞往西北虎口，演出了“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的尊敬。
在抗战初期，宋美龄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她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坠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
抗战期间，宋美龄出任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远赴太平洋彼岸争取美援，最终创立中国空军，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力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同样是在抗战期间，宋美龄慰问前线战士，途中遭遇车祸，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仍忍痛对官兵发表了鼓动力极强的演说。
身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拜会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收获不菲，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43年7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机智和伶牙俐齿给高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应该说，这是了不起的外交胜利。
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袖珍的孤岛，而且在这座孤岛上，蒋介石充分显示出他爱儿子（蒋经国）更胜过爱妻子的本意，使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受到抑制。从此，她的角色便是“妇联会会长”、外交人才主考官、“心战”主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七十六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成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冥诞一百周年，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和野心，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偏安一隅的蒋家小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现实处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坐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或称之为煤山化灰，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老北风专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稀奇的玩艺儿，使珍惜油料、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老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敛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出掌行政院（未能如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大致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结论，宋庆龄与宋美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二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小妹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其二，二姐是一位冷静的思想家，知行合一，不变如山，小妹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随物赋形，多变如水；其三，二姐无欲则刚，小妹有容乃大。其四，政治命运方面，二姐走的是一条上行道，终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小妹走的则是一条下坡路，终点为蒋介石的遗孀。这四点差异，决定了她们一生的走向，也决定了她们数十年的分歧，而这种政见上的分歧长期损害着宋氏三姐妹的亲密关系。
1940年，宋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聚首，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那个时期，融融洽洽，尽展欢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抗战”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共纾国难。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则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的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焦土抗战的必胜信念。
1941年初，“皖南事变”一度激怒宋庆龄，这一次，蒋介石自找台阶，向二姐郑重许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宋庆龄以天下为怀，以大局为重，对此事未再深究。翌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台，见死不救，即基于杜鲁门的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大姐和小妹还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二姐呢？宋庆龄再也见不到姐姐、妹妹和弟弟了。
宋氏姐妹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她们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挣足了脸，也争足了气。宋庆龄生前仿佛一位神话中的人物，身后享受至高的哀荣。宋美龄则寿比南山，她是身历三个世纪的百岁寿星，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伤和悲苦。1930年夏天，何香凝作《菊石图》赞美宋庆龄，题诗为：
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唯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功业卓著固然伟大，人格卓绝才是真了不起，宋庆龄一生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将她的爱和恨表达得淋漓尽致。宋美龄一生靠近权力中枢，纵横捭阖于夫人外交，折冲樽俎于美国上层，乐此而不疲。百余年间，宋美龄享尽荣华富贵，虽无子嗣，却长期被尊为“国母”，实堪称完福之人。蒋介石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却在情场上和了个大满贯，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对于男人而言，权力固然重要，人生的幸福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九泉之下，蒋介石应该能够想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