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战火，铁血交飞，国家危如累卵，生命坠若朝露，这样的大悲剧总在乱世连轴上演。中华民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却几乎天天都浸泡在战争的泪河血海之中，黎民百姓不曾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对于他们而言，和平如同盲人渴求的光明，始终遥不可及。
在战乱年代，受害最深的弱势群体无疑是妇女和儿童，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妇女还特别多出一道危险，即惨遭兽兵的蹂躏。日本军人臭名昭著，在中国强奸妇女人数之多，杀害妇女人数之众，遍览人类历史，罕有其匹。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破六朝古都和民国首都——南京，在五个月内，共杀害城中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弃武器的士兵三十万人，奸杀妇女的兽行不断上演，可谓罄竹难书。
1938年2月19日，《大公报》的详细报道令中外震惊，人神共愤：
说到敌人奸淫妇女真令人气愤得无话可说，骂他是禽兽，他尚不如禽兽，他连狗的心肝都没有，他是完全丧失人性的！
日兵进城后，除抢烧杀，更重要的即是奸淫妇女，十一岁的幼女，五十余岁的老妇，都不免被辱，轮奸后，多被杀死。“花姑娘”，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人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和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送到我的耳鼓里，不禁使我战栗，我不知是恐惧，还是愤恨！
街上有许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身，通身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难看极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多惨痛啊，这是人的行为吗？同胞们！起来复仇呀！女同胞们，起来自卫呀！
起初，难民区较为安全，一般妇女都到区内躲藏，敌军是从未把国际公法放在眼里的，深夜擅入区内，我妇女或被奸污，或被掳去，虽经外人阻拦，亦不生效，且外人竟有因此而被殴打，金陵女大，中华女子神学院，皆有此种事实发生。日军为避免我妇女见其来而逃走，多趁黑夜到各民宅搜求妇女，且有换便衣者，敌军捉住男人，即指着小孩说：“要小孩妈妈！”或者说：“要花姑娘！”若答以没有，日军即行怒打，或以刺刀戳死。日军每捉到女人，即就地淫污，而迫令其夫或其父立于旁，目睹此非人行为，而奸后必将女人致死，这该多惨痛啊！
日本兽兵为了逞其淫乐，甚至威逼公公强奸媳妇，儿子强奸母亲，父亲强奸女儿，兄弟强奸姐妹，真是灭绝人伦，令人发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历届政府和德国民众一直忏悔战争罪恶。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向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反观日本历届政府，军国主义幽灵蠢蠢欲动，政府高官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更像是故意挑战和平人士的心理底线，他们拒不承认日本侵略军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文部省长期坚持强盗逻辑，修改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和“解放殖民地”，举世为之哗然。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纯属扯淡，战乱年代，男人流血，女人流泪，背井离乡，何能幸免。龙应台著《大江大海1949》，写到她二十四岁的母亲应美君，在大溃退时（1949年1月），带着襁褓中的爱女（“肉肉的婴儿”）离开淳安古城，前往常州会合时任宪兵队长的父亲龙槐生。应美君出门之际，连老母亲都没回头多看一眼，只平淡地说了一句：“很快回来啦！”却再也没能回去，她随军乘船去了高雄。应美君与丈夫失散的那段日子，焦虑非言语可以形容，所幸她有主见，有胆识。“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了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其景况之艰苦正见出应美君生命力之顽强。
乱世苦雨凄风，中国女性身处困境和绝境，并非任由厄运宰割，她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或勇烈，或侠义，或忧国忧民，或赴汤蹈火，成绩极为出色，事迹特别感人。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国时期，女性的整体地位得以提高，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社会责任感大幅度增强。她们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关系国民福利的募捐活动，还踊跃参加危险的政治集会。当时，军阀横行，强梁肆虐，她们这样做，缺乏勇气固然不行，但要是缺乏运气，生命就会如同鲜花在暴风雨中凋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句毒舌话始自巴黎，迅速传遍世界，这句话是“中国不值二毛五”，它公然侮辱了全体中国人的尊严。北京私立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会长李德全具有异常强烈的爱国心，闻之怒不可遏，她立刻联合其他同学将抗议书“中国不值二毛五，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值0.0000000005”摊放在美籍校长的书桌上，抗议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极端歧视。她这样做，美籍校长表示完全理解，在民主国家，此举合理合法，并未出格，但在当时的中国，李德全的举动已经算得上惊世骇俗。
五四运动时，女学生已经走上街头，参与募捐和宣传活动，冰心在《回忆五四》一文中对此有活灵活现的描写：
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我们救援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身为国民，就有爱国的责任心，在当时，女生并不输给男生。
1919年6月4日下午，北京十五所女校的学生走出校园，顶着狂风，前往总统府请愿。参与者吕云章描述道：“女师师范部学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专修科学生则是蓝布褂、黑裙子，后头一律都梳一个髻；附中的学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头上则是左右一边梳一个小髻。队伍从下午1时后陆续出发，到总统府前变换队形排列站立，等代表们向军警交涉……好几个钟头之久，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她说的“代表”有四人，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兰，她们进入总统府，将请愿书交给总统秘书，请他转达。请愿书的要点是：“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请从速释放被捕学生。二、不应以对待土匪的办法对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命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拘禁虐待。”当年，中国女禁初开，她们的勇毅之举足以令孔儒之徒大惊失色，大呼意外。
1926年3月18日，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鲁迅先生将它定性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竟然有数十名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和市民喋血于执政府门前的铁狮子广场上，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无辜的死难者中，有三位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她们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群和燕京大学的魏士毅。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向段祺瑞执政府和平请愿，愤然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当天下午，请愿群众在国务院东门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残酷镇压，在这次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中，遭到枪杀和棍棒虐杀者多达四十七人，受伤者二百余人。
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使无数读者认识了“始终微笑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和“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令我们感佩的是“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表现出“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性的勇敢坚毅和临难不苟的精神。
当兽兵施暴时，刘和珍身中一弹，从背部射入，斜穿心肺，顿时流血如注，倒地不起。同学张静淑和杨德群见状，立刻奋不顾身，上前救助。张静淑身中四弹（后经医院抢救脱险），杨德群中弹后仍能挣扎着坐起，结果被一名兽兵撞见，跑过去对着她的头顶猛砸两棒，杨德群当即气绝身亡。
清华大学教师朱自清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他以悲愤的笔墨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文中描写了燕大女生魏士毅惨死的情形：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得只剩一条裤衩为止。
只有邪恶的政府才会下令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群众，只有兽性的军人才会虐杀无辜国民，剥光死者的衣服，抢掠受难者的财物。据当年《国民日报》所载，种种情形令人发指：
北京教职员调查国务院将死尸取殓时，见尸身衣服鞋袜帽等等全数剥下，即女学生也不代留一件小衣，情形惨不忍睹。并闻十八日之惨剧，有一怀孕妇人，亦遭杀害。据参与检验者云，该妇之腹，曾被刺刀刺开一大孔，身上并有踏伤多处……
刘和珍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这位性情温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女生曾领导女师大同学发起“驱羊运动”（驱逐校长杨荫榆），一度被学校开除，复校后，她的学籍得到恢复。刘和珍祖籍安徽合肥，生于江西南昌，北上求学前，她结识了新闻记者方其道，两人情投意合，订下婚约。刘和珍家境贫寒，她在北京读书的费用全由未婚夫方其道接济，而方其道由于受江西新闻界文字狱的迫害流落京城，正巧赶上三一八惨案，亲眼目睹爱人死于非命。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出殡之日，方其道前往执绋，他痛失爱侣，悲情难抑，泪下如雨，在场者无不凄然。在女师大的追悼会上，死难者的斑斑血衣乃是无言的控诉，然而在邪恶政府的统治下，这种悲剧还将一幕又一幕地重复上演，这既是国民的不幸，也是民国的不幸。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教育界和新闻界针对此次血案表现出了各自应有的良知。《京报》在邵飘萍社长的主持下，不仅报道了这次血案的始末，还对反动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遍地的“战绩”发出了愤怒的谴责。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闻一多、朱自清、刘半农、赵元任等，都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表明自己对暴政猛于虎的愤恨。林语堂时任女师大教务长，是刘和珍的英文教授，他一向以幽默大师的面目示人，这一回，面对死难的学生，他再也无法幽默和沉默了。血案发生后第三天，他就写成《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痛切地认为这次血案是他“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她们“是代表我们死的”，“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虽然觉她们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女师大的校友、才女石评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血尸》一文，一改往日沉郁的文风，代之以刚强之气：
……不要悲痛，现在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是这样的死，不是我们去死，谁配去死？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光明的人，自然也只有死神和影子追随着我们。永远是血，一直走到坟墓。这不值得奇怪和惊异，更不必过分地悲痛，一个一个倒毙了，我们从他们的尸身上踏过去，我们也倒了，自然后边的人们又从我们的身上踏过去……
诚然，这是一个开头，但绝非结束，民国女性的牺牲精神以及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是不可磨灭的，只要有鲁迅、林语堂、朱自清等人的文章在，只要历史的记忆神经尚未深度麻痹，她们的死就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