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官就是后来分行的陈行长。他问柳东海为什么要来融商银行，答曰：“我并不了解融商银行，可我想留在胶湾。”
面试官顺口说了一句：“很实在嘛！”
柳东海报名国际结算岗，一共招了四个人。融商银行总行出题，要求用英文答卷，只有柳东海一人胜任，结果没人批得了卷子。
陈行长的儿子是同济大学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在深圳一家基金公司做基金经理，老爸要他来帮忙阅卷。结果，柳东海在四人中排名第二。这结果不由让他疑窦丛生。按说，他是京都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加之具备多年的国际业务经验，英文水准以及专业素养都比较高，没得第一实在说不过去。
这叫什么事儿呀！要求全英文应试，这本该是第一重要的，单凭这一条，柳东海也该是无可争辩的第一名，书写流畅、用词准确自不必说，答案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不明摆着是鸟大不过笼子嘛！柳东海忿忿然，却无奈，和乘飞机的谈造飞机岂不枉然？不过，既然已经入围，也就不计较了吧！
为了留在胶湾，柳东海在1997年5月进了融商银行。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觉得去了融商银行就是“下海”了。在他眼中，中汇银行是铁饭碗，而彼时的融商银行资产规模全国才一千多个亿。柳东海当时想，如果月工资不少于四千元就去，在中汇银行挣得少，一个月才一千多。
陈行长是个生活简朴的人，从小在农村长大。融商银行开业的时候，跨行来的人都和柳东海一样，觉得有一种“下海”的感觉，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无非是想多赚钱。但陈行长没把钱看得很重。刚开始工资体系还没有确定的时候，陈行长就和总行商量每月每人两千元的生活费，将来多退少补，他对收入没有太高的期望值，所以没说“少了今后补”，而说“多退少补”。
新开业的融商银行胶湾分行，起初国际业务并不多，陈行长就安排柳东海做营业部经理。刚做了一个月的营业部经理，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天，行长找到柳东海，对他说：“东海，你能不做营业部经理吗？”
柳东海说：“那我做什么？”
行长说：“你做办公室主任吧！办公室主任需要一个既懂业务，又会写东西的人，我看你材料写得不错，就来做办公室主任吧！”
当办公室主任？柳东海一阵惊愕。
“领导，这不合适吧？”
“我看过你过去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看你行。”
柳东海一直把行政人员看成银行体系里的“外行”，从来没想过自己去做辅助性质的工作，那些迎来送往、点头哈腰、跑前跑后、起早贪黑写材料的事……不干！他心中拿定主意。
柳东海婉言回绝道：“我没干过，肯定干不好。”
领导沉吟道：“不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吗？”
“不是。”
“那就听我的，试试吧！放眼长远，肯定是好事。”陈行长的口吻不容置疑。完蛋了！柳东海欲哭无泪。
就这样，柳东海开始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股份制银行的办公室是个大综合，人力、行政、安全保卫、稽核都在一起。
其实，柳东海在参加总行工资体系培训会之前和其他人一样内心有些惶恐。但他在陈行长之前先了解了融商银行的工资体系，不再担心钱赚得少，也不再担心有地域差别，因为胶湾和深圳总部的工资标准是一致的。融商银行根据个人资历、学历等为参照，确定职级和薪资。柳东海在中汇银行时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经济师，所以到融商银行的薪级起点定得比较高。
柳东海既然负责办公室，也管人力资源，薪酬方面自然先知道。他和会计部的经理一起到深圳开会，前半部分是财务和人力一起开会讲公司财务政策，然后财务人员退场，人力方面人员讲薪酬的具体安排。柳东海觉得很震撼，因为工资可以更高，绝不是一个四千元挡得住的。能挣到特区标准的工资，柳东海不免心中窃喜。
融商银行的工作风格就是玩命，废寝忘食，忘记一切。柳东海在深圳的时候已领略到了一些，中午吃饭不出屋，把饭菜端到会议室自助，二十分钟后接着开会，直到晚上九点。
此外，融商银行有一个很先进的管理体制：一个新分行开业，关键岗位都要安排专人进行辅导，保证启动的新分行符合融商银行统一的文化。
不过，胶湾分行的起步发展并没有达到总行的期望值。
胶湾分行成立时，从胶湾国民银行来了八个人。胶湾国民银行的副行长来做行长，总经济师做副行长，几个副处长做部门负责人。柳东海是唯一的外来户，做了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副手是原国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所以，国民银行官本位文化对融商银行胶湾分行的影响很大，束缚也很多。
银行的人际关系有点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最开始筹建融商银行胶湾分行的时候，国民银行的总经济师蔡先夺是筹建的主要负责人，一直负责与融商银行总行联系。但等到胶湾分行真要成立时，国民银行安排陈副行长和蔡先夺一起坐飞机去深圳，研究敲定融商银行在胶湾开业的最终事项。
陈行长和蔡行长一高一矮，一个喜爱独自对着自动抛球机左推右挡打乒乓球，昂首挺拔，面部皮肤紧致淡然；另一个可能是喜好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夜生活，背部微驼，眼光略微灰暗浑浊。
飞机上，蔡先夺还不知道陈行长是来做胶湾分行行长的，当时他仍笃定自己才是行长的唯一人选，遂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到了深圳，与融商银行总行领导一交流，蔡先夺才发现自己失算了，白忙活这么久原来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发芽了。
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柳东海，经历了两人斗法的全过程。
陈行长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人。招待客人喝酒也是拿矿泉水瓶灌着当地的土酒小烧，几块钱一斤。北方人对红酒没什么研究，只知道进口和国产、贵或便宜。陈行长既想省钱，还想要面子，就通过关系介绍胶湾外轮代理公司，让柳东海开着车去批发酒。去了之后，柳东海打电话告诉行长都有什么价格的，也不管什么品牌。然后，行长交代就买三十元左右的，批发是这个价格，放到市场上也就卖到七十多元。打这之后，柳东海常会开着金杯面包车，拉个七八箱酒，咣咣当当地在路上来回跑，还挺费油的。
无论招待什么客人，陈行长都会事先交代柳东海，点菜要控制，不能超过八百元，不讲人数，不讲客人层级档次。这就使得柳东海每次点了海参、鲍鱼之类的贵菜，就势必要点个麻婆豆腐、尖椒土豆片之类的来找找平衡。
深圳总部来客频繁，走的时候要给人家备礼，也不能带海鲜之类矜贵的，那得千元左右一份呢！陈行长还真是强，赛过诸葛亮，安排只给客人带黄瓜、西红柿这两样。每次来客，大概准备三十元左右，能装不小一箱。陈行长的理由是：在深圳买黄瓜，回家切的时候，屋里闻不到黄瓜味，而北方的黄瓜拿回家切，满屋都是黄瓜香；南方的西红柿吃起来没有味道，北方的西红柿吃起来有田园感。
深圳的客人，吃饭喝酒是一方面，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需求——出去玩耍。
陈行长看不惯这些活动，客人玩的费用行里也不给安排。副行长老蔡这方面是行家，但被陈行长限制得很死。有时客人来了，比较熟悉的就说，吃完饭出去坐一会儿？柳东海就把这些意思拐弯抹角地变成出去洗洗头。那时捏脚的比较少，只能说去洗洗头，还算是一种比较不错的消遣。
有一次，严控招待费这个怪圈被打破了。
总行一把手来胶湾，德高望重的改革家带着老婆孩子，当时这个一把手是融商局集团的副董事长，是融商银行的第一任行长。
到胶湾第一天的接待很简单，第二天早上按照预先安排由分行陈行长陪同他们去黄渤海分界线转一转，下一站是胶湾开发区。
陈行长对柳东海说：“你去开发区打前站，安排中午吃饭的地方。”
柳东海去了开发区最好的海鲜酒楼，点完菜和服务员说：“算一下多少钱？”
一共订了两桌，服务员报：“1800元！”柳东海想，也行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琢磨琢磨，总行一把手来，而且还有很多人陪着，人数不少，好像有点寒酸，虽然在当地也算是比较高的规格了。柳东海转了一圈返身和服务员说：“你把菜单拿来，我看一看再调整一下。”又加了葱油海螺之类的几个硬菜，柳东海又问：“再帮我算一下，多少钱？”结果一桌大概1500到1600，两桌3000元出头。柳东海心里想，应该没问题，就这样了。
服务员问柳东海：“喝什么酒？”
柳东海说：“不知道客人喝什么酒，等人来了再说。”
柳东海心想，这顿饭吃完，说不定陈行长会批评他。但转念一想，自己作为办公室主任，这也是为自己的行长争光。
陈行长带着领导一行人来吃饭，从第一道菜上桌直到最后，陈行长的表情一路放晴。当然，也可能是总行行长莅临，陈行长也有点紧张，但确实感觉这些菜不丢面儿。
落座后，陈行长问总行领导：“您想喝点什么酒？”
答：“红酒。”
陈行长对柳东海说：“东海，你看看都有什么红酒。”
柳东海招手道：“服务员，把你们家好的红酒说一说。”
服务员先说了个最贵的，结果总行行长说：“就喝这个吧，这个牌子我知道。”
那时，北方人喝红酒都要加些东西，所以柳东海就问：“咱们是加点冰块，还是柠檬？”
答：“怎么这么外行？喝红酒哪有添加那些东西的？红酒就是先开瓶，把酒倒进醒酒器醒一会儿，然后倒进杯子直接喝。”
于是，红酒就这么直接喝了，最后结完账，居然6000多元，因为红酒喝了好几瓶，价格完全超标了。客人走后，柳东海硬着头皮，心存忐忑地和陈行长说：“行长，你猜昨天咱们一共花了多少钱？”
陈行长想想说：“怎么也得两三千吧？”
柳东海深吸一口气说：“我先打个预防针，您别生气，昨天两桌连菜带酒加到一起是6000元出头。”
出乎意料，陈行长挺淡定的，不像以前每次吃完都好奇地问问花销、具体什么情况。他直接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从此，凡是总行来人，柳东海就不去特意和陈行长请示了，每次都会超标。陈行长的标准从此不存在了。
办公室主任大多是全才，能写、能说、能喝、能玩。胶湾流行一种娱乐方式叫“打滚子”，三副扑克牌混到一起，牌抓完后，每人手里都是厚厚的一沓，三副扑克在一起嘛，轮到自己出牌的时候把牌捻开，选出要打的牌，既比记忆力，又比技巧。这和平时一副牌四个人打升级原理是一样的。
柳东海也会玩，但在胶湾那么多年，他从没对“打滚子”产生过兴趣。这种打法需要熟能生巧，不常玩当然不熟练。一开始，柳东海对这个打法也不明白，在他眼里，一副牌也行，两副也行，三副也行，不知道都是至少三副牌，偏偏胶湾当地人十之八九都喜欢那种玩法。
柳东海喜欢的是麻将——国粹。
融商银行最初规模较小，总行开会叫“总分支行长会”。开会的时候，各地支行行长都有机会去参加。柳东海是分行办公室主任，自然也要去。分行的计划资金部老总也要去，大概有六七个人的样子。到了深圳蛇口总行培训中心，安顿下来后，陈行长说：“小柳，你去买扑克，回来咱们‘打滚子’。”
柳东海说：“好的，我去买扑克，你们等我。”
出了培训中心楼，又跑出去好远，找到一个小卖铺，里面的扑克还都是香港生产的。柳东海心想：买一副不一定够，打旧了还得让我折腾，买两副吧！
买了两副扑克，柳东海一路小跑回来。把扑克拿出来之后，陈行长诧异道：“怎么少一副？”
柳东海说：“怎么少一副？这不多一副？”
陈行长说：“你懂不懂业务？”
柳东海旁边的几个同事都笑得前仰后合。
陈行长也哧哧笑道：“这种打法是三副扑克混在一起好不好。”
柳东海说：“好，我马上再去。”
陈行长逗柳东海说：“你这不耽误事嘛！”
经过那次之后，陈行长也知道，柳东海不研究、不喜好这些东西，以后再玩也不叫他了。这么多年了，柳东海虽然在胶湾，身边的人都喜欢玩“打滚子”，他却始终没参与进去。
如果从牌品看人品的话，只能说柳东海不善于溜须拍马。
融商银行总行的第十三届董事会在胶湾召开。柳东海负责筹备这事。十六位董事参加会议，住宿安排在五星级君悦大酒店。
柳东海问陈行长：“按什么标准安排？我没有经验啊！”
陈行长说：“你尽量省点。”
柳东海踌躇道：“省点？他们住那儿就不便宜，不可能在那里一顿饭不吃。那地方一顿饭可真就得好几千。还有就是，开会的话，会场是否也安排在酒店里？”
陈行长问：“酒店里安排会场得多少钱？”
柳东海答：“每半天一万五。”
陈行长想了想，道：“你这样办，餐饮标准尽量控制；车咱尽量借，别租。”
要知道，这些领导来回行动，无论是集体活动还是零散行动都是需要车的，这也是笔不小的开销呢。
柳东海问：“那找谁借呢？得要好车啊，好车你给人万一刮了碰了多不好办，还是租好些。”
陈行长又说：“租一部分借一部分。”
按照陈行长的办法，行里发动信贷员向客户借车，信贷员就各处去联系客户借奔驰、奥迪、考斯特。
回头陈行长又找到柳东海问：“酒店会议室的租金太贵了，你研究研究，能不能把会议室放在咱们分行？”
分行的楼整体结构一般，隔音效果不好。
柳东海说：“弄到分行的话有个问题，茶歇怎么办？要预备一些点心、水果、咖啡、饮品呀，咱出去买吗？这个东西自己人做是需要培训的，如果是酒店做，出了问题没人会计较，可咱自己做，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不太合适。”
陈行长有些不耐烦道：“你哪来那么多想法！就用咱自己的员工，买点水果切一切，买点饮料。”
柳东海哭笑不得，只能说：“那方案就这么定了，领导？”
陈行长拍板：“就这么定了！”
柳东海想，此事万不可怠慢，这是总行的人来开会，还是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的。于是，他给总行办公室的闫主任打电话。
闫主任说：“东海，你大概算一下，这些一共要花多少？”
柳东海答道：“大概六到十万的预算吧！”
闫主任问：“你们没办过这样的活动是不是？北京副部长是咱董事长，其他这些人也都是咱们的股东、咱们的老板，咱们是给谁干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加十万再重新安排。”
得到这样的答复，柳东海就明白了。他去找陈行长汇报这个事情。
柳东海和陈行长一说，行长说：“那你研究研究怎么加吧？”
柳东海又请示：“饭呢，尽量在酒店吃。如果您非坚持让人到行里开会的话，那咱就让酒店人员带着酒店的东西，来给会议安排茶歇。我也和酒店商量了，酒店说你们别自己弄，他们也不是非要挣咱们这份钱，就为个茶歇折腾一趟也没什么可赚的，这算是酒店的增值服务吧！”
陈行长同意了。最后，开了半天的会，酒店收了5000元的茶歇服务费。酒店安排两个人到分行，送器具材料之类，会议现场布置得挺不错，两个工作人员也把茶歇安排得很妥当。会议进行得十分圆满。
这件事对柳东海触动很大，他开始明白，钱该什么时候花，该花给谁，这是很重要的。他从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新观念：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花钱极度保守的人，肯定也不会广开财路。
不过，陈行长确是一直节俭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