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是像一条丧家狗啊！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看出，这是孔子的自嘲，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孔子下岗了，到处求职，总是碰壁，没地方吃住，狼狈不堪，不是这个样子。孔子的出名不仅仅因为学问大，当时贵族必备的六大修养（礼仪、音乐、射箭、骑马、书法、算术，合称“六艺”）他全精通，贵族们当然要向他学习，更因为他的学生太多了，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有几百万人口就了不起了，那么少人口的国家，有他三千弟子，其中六艺皆通者七十二人。日后孔子被历代帝王供奉时，这七十二大门徒都享有陪祀孔庙的殊荣。鲁迅曾经用调侃的语气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话是在五四时期、砸烂孔家店的背景下说的，难免带有情绪化。事实上，这些学生对他大多很忠实，而且不少学生都很出息，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像颜回、子路、子贡、宰予，在社会上都是名人。
至于学生从事的职业，有在外面当外交家的比如子贡，也有当高官智囊的，也有当军事首长的，当然也有黑社会头子，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每个诸侯对于孔子推荐的学生，还是要买账的。孔子千辛万苦到楚国后，楚昭王打算重用孔子，给他封地拜官，他的宰相子西阻止他说：大王，您觉得您手下的大臣有没有比得上颜回的？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那么您觉得您手下的将军有没有比得上子路的呢？昭王说：没有。子西接着问：您有没有像子贡这样的外交官？楚昭王明白了，留孔子在楚国太可怕了，他只要动一下，国家就会动摇，如果用了这样的人才，自己这个大王的位置还能不能坐稳都另说。楚昭王最终改变了主意。楚是当时的春秋五霸之一，尚且如此忌惮孔子，更别说其他的小国了。孔子到过那么多国家，最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用他，除了他的“仁”不合时宜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王怕他威胁自己的地位。孔子好读书。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读书很专一，对于自己喜欢的书他能够到忘我的境界。他读易经，读到韦编三绝。孔子做事也和读书一样专一，一生传仁义之道，矢志不渝。孔子好礼仪。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孔子提出的救世方案是，希望天下人都来遵守周礼，并在内心信仰这种礼仪秩序。孔子讲孝心，曾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话非常有人情味，“喜”和“惧”只能自己去体会，靠老师教，是教不出来的。所以，说到底“孝”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对于父母生养之爱的感恩和报答。父母对孩子的爱有私吗？没有，那么孩子对父母的爱同样应该无私，不讲条件。孔子好仁。仁者，爱人，“仁”就是对别人好。孔子对仁的解释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由爱自身出发，而推及及人地去爱别人。这和连恶人也要爱或是舍己为人的要求相比，更顺乎人情。子路曾对孔子讲他的理想：“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孔子接着便说他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一个仁者，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克己复礼”。周游列国途中，有一次又断粮了，学生打来一只野鸡给孔子吃，孔子竟然皱眉不愿吃，嫌腥味太重。他的意思是，喜欢精细美食，不也是一种欲吗？孔子曾评价他的一个学生“欲望太多，因此做不到刚正”。
孔子关于仁的许多名言很多，如“仁者爱人”、“人能弘道”、“见贤思齐”、“君子喻于义”、“士不可不弘毅”、“匹夫不可夺志”等。中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从哪里来的？正是从儒家的君子说而来。文（表面守礼）质（内心崇仁）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好诗歌。孔子是个歌唱家，酷爱唱歌。《论语》里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遇到别人家办丧事的这一天，而改为哭。这说明孔子几乎天天要唱歌的。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回到家还陶醉很久，以至于到三月不知肉味。《论语》里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论语·述而》）。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贫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论语·雍也》）他喜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好德。孔子想要恢复周礼，就是想让大家各尽其职、各安其位，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安定，社会就会和谐。他主张让贤人、圣人出来为政，也就是“内圣外王”。孔子为什么要推崇周公？因为周公“为政以德”。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周公有才，有气魄，又有德，还礼贤下士，天下有德行有学识的人都被招揽到手了。孟子把统治清楚地分为“王道”和“霸道”，以德服人的王道才是他认为合格的统治，反对以暴力治天下，因为暴力治天下是以力服人，是霸道。孔子好教化。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
子曰：“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可见，富之与教之对他来讲是一样重要的。孔子好柔。有一次，子路问他：“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路问的是：“要是让你带兵打仗，你愿意和哪种人合作？”孔子答的是：那种赤手空拳打老虎，徒步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才不和他共事。我要找的是谨慎对待战事，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孔子对待政治也是这个态度，并不主张硬碰硬，非要“文死谏，武死战”。孔子好乐观。周游列国传道，途中孔子多遭磨难，在陈蔡绝粮了，各位弟子都饿得走不动路了，孔子也没有一点气力了。
但这个时候，他不但不绝望，还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还给弟子们讲笑话听。孔子可亲一般人都怕别人揭发自己的短处，有句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孔子独不怕揭短。众所周知，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一直善待孔子，和孔子的私交甚深。孔子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听说孔子生了儿子，鲁昭公还特意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向他道喜。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这件事鲁国人都知道。有人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出于偏袒之心说鲁昭公知礼。后来那人就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鲁昭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天下人都知道，这个人擅长的就是破坏礼，可是你们的老师孔子居然说鲁昭公知礼！莫非君子也结党吗？巫马期把这话对孔子说了，孔子听后，不但不生气，还自我反思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说，你看我孔丘多幸运，偶尔有点小过错，也会被人家看出来。儒家理想中的人是辱荣不惊、旷达弘毅、人不知而不愠的人，理想中的社会是诗书礼仪之邦，是民有民风、官有官德的社会。
无论是当官还是当老师，孔子从来没有放弃对道德和理想的追求。所以说，其道可敬。孔子有颗爱天下的心，有哲人的大智慧，却虚怀若谷，对自己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从不妄加评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说，其人可亲。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孔子文化处于本土文化主流地位的时间是占多数的，对我国2500多年的封建文化影响最为深刻。他归纳和发展起来的“礼”、“仁”、“孝”、“乐”等言论，至今仍然是人们为人处事的行为道德准则。他首先提出了统治者应该以“仁”治国，以“德”治民的主张，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法国18世纪的重农学派领袖、古典经济学家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这么说过：“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