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咖啡第一大省云南最重要的咖啡产区--怒江河谷回来，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急匆匆地开机煮咖啡。2007年国庆黄金周，从潞西（芒市）开始，驱车经畹町、瑞丽、盈江到腾冲，翻越高黎贡山到保山，行程近千公里。一路上，满目尽是秋黄初上夏绿依然的禾杆挑着金灿灿的稻穗，或是铺满了千娇百媚的高原坝子，或是风情万种地摇曳在层层叠叠的高山梯田。偶尔山间翠绿的密林与坝上金黄的稻田之间，还跨着一条妩媚的七色彩虹，如梦如幻。车到保山境内，但见绿叶油油的咖啡树，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咖啡豆，成排成排骄傲地挺立在撒满灿烂阳光的山坡上。啊哈，好一个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可是，在滇西这片号称出产世界顶级咖啡豆的地区，无论怎么努力，我也只是在“中国第一魅力名镇”和顺乡一家刚刚开张两个月的小酒吧，喝过一杯出自廉价的塑料咖啡机还带着一股陈味的“云南小粒咖啡”。
令我吃惊的是，在保山市区最高级宾馆里的Coffee Bar，当我指着酒水牌点“云南小粒咖啡”时，那位着装整齐的侍者居然一脸茫然地说“我们只有雀巢速溶”。在高黎贡山东麓的怒江边上，有一个种植了近百万株咖啡树的咖啡种植场。三三两两收咖啡豆的傣族姑娘，穿着花衣筒裙，仙子般地在密密的咖啡树林里时隐时现，抬眼望去，果然诗情画意。可惜面对农人辛劳而吟诗作赋，无非文人骚客所为。而那些正值豆蔻年华却不知粉黛为何物的傣族少女，烈日之下，却必须每日完成50斤咖啡果的采摘定额，获报酬20元。这个咖啡种植场聘请的老总是一位资深咖啡种植专家，身材瘦小而满脸憨厚。那满山挂满了成串咖啡果的茂密咖啡林，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他出色的咖啡栽培和密植技术。可惜的是，除了欣欣向荣硕果累累的咖啡树，种植场无处不显出它经济上的窘迫。
采摘50斤咖啡果，报酬20元，如果没有人教唆，那些当地的傣族姑娘不至于为此造反。对企业来说，这个咖啡种植场的生豆亩产大约240公斤（每公斤成熟的咖啡果可以晒出六分之一公斤咖啡豆），按它历史上最好的卖价16元人民币每公斤生豆计，劳作整整一年，每亩地收入大约3840元。如果按平常年份计算，生豆卖价有10元/公斤就算不错了，那么每亩地收入只有2400元。无论是傣族姑娘或种植场老板，单是要靠这点收入致富，那是痴人说梦。难怪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更低的国家愿意种豆子卖豆子。所谓富饶的贫困是最可怕的贫困。有种植咖啡的最佳地理和气候条件，不等于可以靠种植咖啡而富裕。因为市场才是支撑一个产业的决定性要素。而拥有世界种植咖啡的绝佳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云南，偏偏缺乏起码的咖啡消费内需。
别说陪我同行的一众十余滇省精英，个个怀揣“私家普洱”，纯属赏脸地陪我游咖啡园；单说这位带着我满山跑、满嘴咖啡种植经，却只会以茶待客的农学家，自己就从不喝咖啡。他也很诚恳地说自己不懂咖啡的烘焙，对咖啡的营销更是九窍全通。有人说，云南咖啡业的现状，是一项产业政策的结果：一个甘当国际咖啡大鳄原料供应商政策的结果，一个把自己的咖啡产业定位在与越南、埃塞俄比亚或者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咖啡产业同等位置的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可是，按孔老夫子的说法，“一言丧邦”不是政策决定者的过错，而是臣子们“莫之违也”。如此说来，云南咖啡业的窘况，错在臣子们习惯性地照章办事。细细想来，老夫子这样说，虽然有袒护领导之嫌，却也不无道理。如果有人明知政策有问题，或者不动脑子只会盲从，自觉自愿地烧他自己的钱，那是活该。但是，如果烧的是纳税人的钱，那就是罪过了。从云南回来，我冲进家门第一件事，竟然是急不可耐地往我的咖啡机塞入出门前剩下的一点点“清风留影”，滇士麦田原巧手烘焙的云南咖啡，一种足以与UCC、Lavazza一比高下，却还待字闺中的云南咖啡。
第六十六章 在Lutter amp; Wegner喝咖啡：历尽劫波尤自在
到柏林这家叫Lutter & Wegner 的餐馆用餐完全是因为它那古色古香的外形。劳累了多天，我有点昏昏然。于是一坐下，先点一杯咖啡提提神。漂亮的餐馆小姐很快端上一杯Espresso。哦，一个精致的白瓷杯，黑黝黝的咖啡冒着白色的蒸汽，这杯Espresso啊，它可是我在德国喝过的味道最好的咖啡。因为不是吃饭时间，餐馆的客人少，我借机与这位精通英文的德国姑娘聊起来。原来，Lutter & Wegner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餐馆。二战时期，几乎整个柏林被盟军夷为平地，这一区更是片瓦不存，唯有一座叫HUSE HUTH的房子幸免。而Lutter & Wegner餐馆就是这大房子的一部分。夹在现代建筑之间的HUSE HUTH看起来有几分神秘。当黄昏来临之际，如果你凝神注视着它，你会觉得它似乎在吞吞吐吐地讲述着历史的诡秘。HUSE HUTH是Daimler集团（生产奔驰车的Mersedes- Benz公司东主）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不久买下的产业，现在用作办公室和展馆，展出集团收藏的艺术珍品，供人免费参观。
同是发明汽车和内燃机的工程师和公司创始人，戴勒姆先生（Daimler）在国内远没有本茨先生（Benz）有名。非常有趣的是，同样的Mersedes-Benz车，欧洲叫梅塞黛斯（Mersedes是这种车最早的代理商和投资人、奥地利驻法国尼斯总领事10岁女儿的名字）；华人却喜欢用Benz来命名：台湾叫“宾士”，香港叫“平治”，在以人口比例计算文人雅士应该更多的大陆，叫“奔驰”，一个音、意俱佳的译名。奔驰车是富起来的国人首选车。德国则是工程界人士的朝圣地。如果不计较外形，德国产品几乎无懈可击。比起法国产品，德国产品看上去似乎缺乏浪漫色彩。比如与HUSE HUTH同一区那些出自先锋派建筑大师Hans. Scharoun的杰作：柏林爱乐音乐厅、柏林国家图书馆等；又比如近年建成的Daimler-Chrysler Platz和Potsdamer Platz，看上去总叫我们这些学工程的人联想起厂房和机器，一种亲切的“技术感”油然而生。与Daimler-Benz公司一样，无数伟大的德国公司创始人是科学家、工程师。
联想到那些遍布大小城市，以德国技术发展史为展览主线的德意志博物馆，总有拖儿带女的父母，比比画画地给孩子解释博物馆展出的各式各样技术模型，我似乎窥探到德国工业技术经久不衰的奥秘，似乎也从一个侧面理解到，被二战夷为平地的西德，战后剩下的机器设备几乎被搬空，且支付了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然而不到30年后，它竟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欧洲的领袖。即使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东德，在大约20年间，单独向苏联支付了等于苏联提出德国必须向全体战胜国缴付的战争赔款总数三分之二的同时，还成为前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建于1912年，古色古香的HUSE HUTH，这座在盟军地毯式空袭后屹立不倒，然后孤零零地凝固在柏林墙跟前28年零3个月的房子，如今风貌依然。与它结伴的餐馆Lutter & Wegner，宾客如云、生意兴隆。喝过Lutter & Wegner美妙的Espresso，我精神爽朗起来。同事点了一瓶产自美茵河畔的红葡萄酒，我们边喝酒边开始点菜。我点的是匈牙利名菜Guolash，数十年前因为赫鲁晓夫一句逗乐的话在国内出了名的“土豆烧牛肉”。与它的咖啡一样，Lutter & Wegner的Guolash绝对是柏林美味之一。